劉長瑜與錢浩梁：台上演《紅燈記》父女，台下卻從無眼神交流

要說起京劇樣板戲的代表人物，劉長瑜一定是繞不開的名字。而如果你翻出那部家喻戶曉的《紅燈記》，你會看到她和錢浩梁在台上深情演繹着一對抗日英雄父女，但很少有人知道，在這光鮮亮麗的舞台背後，他們的關係卻緊張到了“從不對視”的地步。

不是梨園出身，卻戲骨天成

劉長瑜和錢浩梁，都是樣板戲時代的代表人物，但他們的出身和成長路徑卻截然不同。

錢浩梁，出身梨園世家，是正宗的戲曲人，從小耳濡目染、基本功紮實，是李少春的得意門生。京劇《紅燈記》中，他飾演的李玉和沉穩大氣，有一種革命烈士的悲壯和堅定。

而劉長瑜的故事，則帶着濃濃的時代感。她不是傳統戲曲家庭出身，她是**“舊北平市長周大文”的女兒**，母親是周大文的三姨太劉氏。小時候，她叫“周長瑜”。

別看她出身官宦，但生活卻不比尋常孩子輕鬆。她9歲考入中國戲曲學校，跟着老師學旦角，一學就是八年。她的父親周大文是個超級票友，和京劇名角王瑤卿、程硯秋關係匪淺，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劉長瑜耳濡目染，對京劇自然是打心底喜歡。

她19歲那年，加入中國戲曲學校實驗劇團，正式改名為“劉長瑜”，也徹底與舊家庭劃清了界限。

這一步，註定了她要以“新中國的女演員”身份登上那個時代最受矚目的舞台——樣板戲。

1960年代末，《紅燈記》成為京劇樣板戲的標杆。李鐵梅、李玉和、奶奶這三位主角的選角幾經波折，最終敲定了劉長瑜飾演李鐵梅，錢浩梁飾演李玉和。

但你很難想象，這對舞台上的革命父女，在台下幾乎“老死不相往來”。

早期排練時，兩人配合得還算正常。但真正的問題出現在“戲紅人不紅”之後。那個年代，出身決定一切。劉長瑜雖然表現出色，卻因為“父親是舊官僚”的身份，並不好過。

而錢浩梁不一樣。他出身好，背景乾淨，又在黨內“靠得住”，受到江青的重視。在一次排練中，江青對劇中一句唱腔提出批評，點名說“有修正主義傾向”。劇團一時人人自危。

這個時候，劉長瑜站出來“攬了鍋”，說是自己沒理解透徹劇本。看似是為了團隊，但這在當時卻是危險行為，等於挑戰了江青的權威。

從此以後，她就成了“眼中釘”。

錢浩梁則沒有站在她這邊。他順勢附和組織的批評。

最誇張的是，在舞台上，劉長瑜和錢浩梁需要演父女深情告別，台詞鏗鏘，情感激昂。但實際上，他們從不互相看對方的眼睛。錢浩梁的眼神對着她的額頭，劉長瑜的視線則落在他鼻樑上方。

你說荒不荒唐？在“樣板戲”的舞台上，演員連最基礎的眼神交流都做不到，卻演出了“最動人的親情戲”。

我們常說“技高人膽大”，但在那樣的時代，技高未必是好事，反而是把你推上風口浪尖的理由。

劉長瑜演李鐵梅演得好，那是真的好。無論是聲音、身段，還是情緒拿捏，都恰到好處。她的“痛說革命家史”，成了那個時代的名場面。

但她越紅，被盯得越緊。甚至有人建議把她換掉，找別的演員試戲，但一個接一個試下來，誰也沒有她的效果好，領導們一邊批她，一邊又不得不繼續讓她演。

這聽起來簡直諷刺。但在那個年代，哪有不荒唐的邏輯？

而錢浩梁在這場矛盾中，始終扮演“配合組織”的角色。他不僅參與批鬥會，還協助收集劉長瑜的“反革命言論”，在“右傾翻案風”那陣風最烈的時候，交上“材料”。

這些“材料”後來都成了劉長瑜再遭批鬥的依據。

你要問，錢浩梁真心恨她嗎？也未必。他只是在那個體制中，被塑造成了一個“正確的人”，在保護自己的同時，也傷害了別人。

這不是他一個人的錯，但劉長瑜的痛，卻是實實在在的。

劉長瑜的前半生，不光是在政治鬥爭中顛簸，她的感情生活也坎坷到令人心疼。

1965年，她25歲，和同學結婚。對方是她的同行，也是她在劇團最親密的支持者。就在她頂着巨大的政治壓力演出《紅燈記》的時候，這位丈夫成了她唯一的精神寄託。

可命運並沒有放過她。結婚不久，丈夫開始頻繁咳嗽，去醫院一查，竟然是肺癌晚期。

劉長瑜幾乎跑遍了能找的醫院、專家、老中醫，甚至求助組織，但終究沒能留住丈夫的命。

結婚三個月，她成了寡婦。

她沒在眾人面前哭，但在送走丈夫後的很多個夜晚，她一個人躲在房間里哭成淚人。

後來追求她的人不少，有高幹子弟，也有文藝才子。她選了武打演員白繼雲，一位身體健康、性格溫厚的老搭檔。兩人性格互補，又有共同藝術追求，慢慢地，從朋友變成了夫妻。

這段婚姻終於給了她一點安慰。他們育有一子，後來一同創建了中國青年京劇團，也算是事業和家庭都找到了新的支點。

幾十年後，冰釋前嫌

改革開放以後，曾經的樣板戲演員大多有了新的發展。劉長瑜得以繼續演出傳統劇目，像《春草闖堂》《辛安驛》等，還擔任了中國京劇院副院長。

她被徹底肯定了，也終於活成了自己。

而錢浩梁，因為在文革期間“表現好”，沒有受到太大清算。後來被調往河北藝術學校任教，成為京劇教育的傳承者。

很有意思的是，多年以後，他們居然又在同一個舞台上演出《紅燈記》。

很多人都好奇，這兩人早年不是老死不相往來嗎？怎麼還能合作？

劉長瑜的回答很簡單：“那個年代已經過去了。那不是我們之間的問題，是時代的問題。”

這是非常清醒和難得的大度。她沒有再去追究，也沒有刻意迴避。她只是選擇向前看，因為“藝術不能有仇恨”。

那個年代，很多人都成了體制的工具，劉長瑜和錢浩梁也只是其中兩個縮影。

也許，他們並不是朋友，但在藝術這條路上，他們曾是對手、是搭檔，也最終成了能理解彼此的“同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