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少將錯過最後一班飛機，被迫留在大陸，因禍得福活到9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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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編輯|避寒

《——【·前言·】——》

鄭蘊俠被抓那年，沒有人覺得他能活着出來。

他是特務，是叛徒，是被公審萬人唾罵的罪人，可幾十年後，他成了政協委員，還寫下了一本沒人敢公開的回憶錄，故事的反轉，從他戴上手銬那一刻開始。

錯過飛機：從特務頭目到逃亡者

重慶機場最後一班起飛時間是1949年11月29日凌晨兩點，鄭蘊俠沒有趕上。

他的司機叫李增榮，中統西南情報處副處長，鄭蘊俠，剛燒完機要文件，火光映着地下室潮濕的磚牆。

“走。”他說得很短，鞋跟在地上擊出重音。

車子發動後不到十分鐘熄了火，鄭蘊俠把左輪上膛，推開車門，引擎死了，李增榮低頭不語。

“你幹了什麼？”鄭盯着他。

李增榮抬起頭，眼神閃着寒光，“油箱里進了沙子。”

這是內線，他早就被策反了。

鄭蘊俠沒開槍，他清楚，這時再打死人，只會讓自己更快暴露，車停在嘉陵江邊，機場還有三公里。跑過去，來不及了。

重慶機場在凌晨兩點四十五分被炮擊，徹底焚毀，那架軍統高層撤離專機成為絕響。

鄭藏在山城下水道里三天，期間聽到解放軍裝甲車駛過中山四路，機關大樓的鐵門被炸開，濃煙嗆人。

他從下水道通到一間廢棄糧站，扒着穀倉躲過一輪搜索。

第四天夜裡，他拿出衣服里的殘鈔，剪去帶有“中央調查統計局”字樣的印章，換下中山裝，穿上撿來的破布衣。

“劉正剛”第一次出現是在成都東門的水貨集市，鄭蘊俠剃了頭，塗灰遮面，肩挑榨菜筐。

他學會了不抬頭，不快走，不講話，眼神平淡，熟人再見也看不出端倪。

成都守不住，軍統名單正在流傳，他換了一張身份證，上面的名字是“何安平”，印章粗糙，是他夜裡一筆筆刻出來的。

他花了整整十天模仿四川話中的“兒化音”和本地人發音的吞音。

他學種菜、熬鹽、挑擔、用劣質紙張裹破布，他剪斷自己曾背熟過的《孫子兵法》筆記，撕碎燒光。

在貴州務川縣，他變成一個貨郎，他娶了當地一個啞巴女人，左手無名指綁着稻草戒指。

沒人知道他是誰，包括他自己。

1951年冬，他被榨菜廠招作臨時工，工資不多，工友都叫他“劉哥”。

有人問他識不識字，他說：不會，寫名字時拿木炭在布袋上畫圈，他寫得太工整，反而惹人懷疑。

於是他故意寫錯，他學人左手寫字，字歪斜像雞爪，下班後去牛棚掏糞，混跡農工之間。

他親手縫製了一本假戶口簿，偽造遷移記錄，那本本子背後貼着一層煮過的米糊，用來模擬公章的印壓痕，他練習跟人握手時壓低聲音，讓指甲帶泥。

這是反偵查訓練帶來的直覺，不是為了活得體面，而是活得下去。

1953年，公安派出所做過一次全鎮人口登記，鄭排在隊尾，他在表格里寫下“務川縣濯水鎮第三社外來人員”。

戶籍員是個年輕人，問他：“你哪裡人？”

他答：“合川。”故意不說“重慶”，怕引起聯想。

戶籍員抬頭看他，寫下“籍貫不詳”，這四個字讓他多活了五年。

身份暴露：一句成語引發的抓捕

1958年春，務川縣響應公私合營，調鎮內勞工骨幹到縣裡集中學習，名單上，“劉正剛”被列為“思想進步、識字不多、勞動肯干”。

第二天早上，他坐上了去縣城的卡車，和二十多個農工一起。

住的是縣工會招待所，水缸里有兩個蛇皮袋裝的穀子，牆上掛着“大鍊鋼鐵”標語，宿舍里有人高聲朗讀報紙，鄭裝作聽不懂。

晚上分組寫心得，他猶豫了一下，拿出隨身攜帶的圓珠筆，旁邊的組員盯着他說：“你有筆？”

他低聲說：“早年從鎮上帶的。”

寫完後，他將筆順改成豎寫，這是習慣，過去在軍統寫報告，都是這樣，他忘了。

第二天早上，組長叫他過去，桌上放着他昨晚的心得。“你這寫得不錯啊，‘不翼而飛’，誰教的？”

他心頭一沉，“不翼而飛”是他的用詞，這個成語，暴露了他受過良好教育。

他回答：“聽別人說的。”

組長皺眉，“農村人會說這種話？”他頓住，沒答。

縣裡的文教幹部來了三個，一人姓魏，戴近視眼鏡，拿起他的筆看了看，又翻出那份心得體會。

魏幹部問：“你以前在哪讀過書？”

鄭搖頭：“沒讀過。”

“沒讀過能寫成這樣？”

他還是搖頭，幹部們沒再問，只說‘回去等通知’。

他們沒立刻抓他，他也知道，問題已經發生，他不敢逃，怕引起更大懷疑，他選擇回鎮上照常幹活。

1958年8月，公安局出動一組警員，封鎖濯水鎮入口，全鎮斷水三小時，名義是檢修。

清晨六點半，鄭蘊俠正蹲在雞圈前餵食，他左手拿着稀飯，右手撥開穀殼。

一隻雞撲騰跳起，驚動了背後幾人，他緩緩轉頭。三人站在身後，兩人持槍，另一個手握拘捕令。

鄭眯着眼，看清了蓋章，“西南公安部”，熟悉的字跡，他沒動。

“鄭蘊俠。”其中一人喊他。

他笑了下，沒否認，“等我喂完。”他們沒阻止他。

幾分鐘後，他拍了拍褲腿，站起來，伸手遞出手腕，戴上手銬時，他說：“抓得不差。”

這次行動公安準備了三年，西南公安部建立專項檔案，排查重點對象34戶，當初僅憑一張豎寫的心得報告，才鎖定方向。

抓捕時帶隊的是三級警監曾文清，他在報告里寫道：“目標心理穩定，行動沉着，語言簡練，具備高級情報人員特徵。”

鄭被帶往縣公安局，關進獨立小室，他沒喊、不抗、不求饒，他等，他知道，最難的不是被抓，是怎麼被審。

改造與新生：從戰犯到政協委員

1958年冬，重慶體育場外聚集了上萬人，寒風中，一輛解放牌卡車駛入場地中央，鄭蘊俠被帶下車，身穿囚服，戴着高帽。

公審會的布告上寫着他全名，罪名七條。

主持人高聲朗讀：“參與滄白堂事件、較場口血案、特務滲透、反動組織潛伏……”每一條都像當眾剝皮。

鄭沒有低頭，他知道，這不是處決，而是一個決定他生死的“表態”機會。

輪到他發言。他只說一句：“過去是錯，現在是罪。”

一句話，不是懺悔，他知道如何把話說得剛好。

審判結果下達：死刑，緩期執行，送重慶市第一看守所。

兩個月後終審改判，刑期十五年，送往貴陽監獄，檔案批註理由：“主動坦白，情節交代詳細，供出多名關鍵潛伏線索。”

他把過去當情報官的訓練反過來用了：主動、清晰、配合，所有人都說他變了，他沒變，只是換了戰場。

1959年冬，他提交了一份《自述材料》，總共三千一百二十七字，開頭第一句：

“我犯了錯，不是因為我信錯人，是因為我信了制度。”

這句話留在了檔案袋的首頁，五年後，他被減刑兩年，又三年後，監獄改編教學小組，他任“文化教員”。

這不是表揚，這是利用，他清楚，他曾是敵人，現在成了可用之人，他接受，他知道活下來就是勝利。

1975年，他被特赦。

晚年與歷史見證：百歲老人的反思

出獄那年，鄭蘊俠57歲，特赦令只給他一張紙，沒有戶口、沒有身份、沒有前途。

他回到務川縣，原來那間榨菜廠早已拆除，鎮上的人不認得他，他用自己的假名重新報到。

第二年，縣裡安排他到務川縣二中任教，教歷史，課堂上，他講得慢，講得細，從不說“我們過去如何”，只說“歷史就是血”。

1981年，縣政協擴員，鄭被選為委員，那年，他63歲，已經謝頂，臉頰清瘦，他提出一個提案：《西南戰時情報網口述資料保護建議》。

政協文員問他：“你是哪個單位轉來的？”

他說：“我是原來被抓來的。”沒人反應過來，他笑。

1989年，他交出一份長達四萬字的資料，題目是《軍統在西南》，他親自整理、口述、校對。

其中涉及上百條地下情報線、被策反軍官名單、機密通信線路。

政協歸檔人員說：“這不是普通資料，這是歷史。”

他說：“我不是要洗白，我是怕你們忘了。”

晚年，他每天凌晨四點起床，穿舊軍裝，煮茶、研墨、練字，他寫得最多的四個字是：“棄暗投明”。

他種梅、養兔，早飯吃兩個饅頭，一碗鹽水，別人問他長壽秘訣，他只說：“一口氣咽不下去，就活下去了。”

他不常講過去，但提到“李增榮”時，他說：“那不是背叛，那是選邊。”

他留下三本手稿、一段口述錄像、一塊竹板，寫着：“此人原名鄭蘊俠，終未改。”

2009年，鄭蘊俠去世，享年91歲，葬禮低調，只有縣裡兩名幹部到場。

遺物中發現一本日記，最後一頁寫着：

“我知道我是什麼人，我也知道歷史怎麼記我，我只求一句話：不求洗白，但求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