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中這樣寫到:
“我父親和阿金,一九三一年在上海相識,然後一起被送到了中央蘇區,兩人走到了一起,後來就結婚了。”
“阿金”,即鄧小平的第二任夫人金維映。在她短短的生命中,他們有革命,有結婚,也有傳奇。
女中英雄
金維映一九○四年生於浙江舟山。
因為家境貧寒,又是饑荒年,金維映從小就在家裡做針線活,主要是做一些簡單的手工活。
最後,她靠着變賣傢具,攢下了足夠的錢,考上了定海縣第一女校。
因為從小就走上了社會,懂得了生活的艱辛,因此,她非常的聰明,也非常的勤奮,深得校長和老師的賞識。
她上小學後,得到校長的資助,進入寧波女校,畢業後又回到學校任教,感念恩師之恩。
金維映也是在這所大學讀書、工作的過程中,逐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心中的革命火焰也隨之燃燒起來。
1926年,金維映參加了黨的組織,同年年底,他和其他五位同志創建了定海市的獨立支部,這就是定海縣第一個有黨的地方組織。
金維映白天上課,夜裡參加革命活動,組織工人同資本家作殊死的鬥爭。
也是因為她,當地的勞工與漁民,才得以團結一致,開展了一場反惡霸的鬥爭。
金維映在浙江的地位迅速提高,“定海女將”這個稱號,也由此而來。
但金維映更喜歡別人給她取的外號“小金”,這樣更親切。
金維映不僅與人民走得很近,而且對自己的革命信念也很有信心。
金維映是個愛唱的孩子,在她出生的地方,有很多船隻,只要有船隻在海上航行,她就能聽到船上的歌聲,這也是她接受音樂的第一次機會。
身為大海之女,她生來就喜歡唱海島之歌,還學過不少海島民歌。後來參加了革命工作,還學了客家民歌,唱了一些革命的歌。
對於她來說,歌唱既是一種私人的興趣,也是一種表達自己感情的方式,更是她開展大眾工作的一種強有力的武器。岱山島上的鹽民暴動期間,金維映就悄悄走進村,下鹽場、上灘頭,到處抓人。
有時候,她還會與那些鹽人們一起,用筷子敲着碗,哼着《鹽民苦》:“一擔不能折,兩足磨沙灘。”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世世代代都在扛鹽。從日出到日落,從家門到十里沙灘。我們窮得叮噹響,到處都是爛泥。苦滷水苦扁擔,苦海灘苦屋苦路。什麼苦都是苦的。”
隨着歌聲,鹽老頭的老婆哭得稀里嘩啦,金維映的眼眶也濕潤了。她利用這個機會,進行了革命理論的宣講,喚醒了鹽民的覺醒和戰鬥精神。
不久,“岱山縣鹽民總會”在整個岱山市建立起來,在整個岱山縣開展“鹽民運動”。
金維映到上海做婦女工作時,挨家挨戶走訪,希望能與她們親近,激發她們對女性社會地位的思索,於是與眾人合唱一首《女工苦》:「一步入廠門,自由全無。
老闆心狠手辣,把我們當囚犯。沒心沒肺的工頭,心狠手辣。稍有差池,輕則打罵,重則逐出。”
金維映在歌聲中迅速地與工人打成一片,為做好婦女工作,籌劃絲廠工人大罷工,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金維映在中央蘇區的時候,就喜歡上了濃郁的山味和清脆悅耳的客家民歌,一有空閑就忍不住哼上兩句,還經常讓女人們唱起歌來,鼓舞人心,說服人心。
晚上,婦女們織着軍鞋,金維映也跟着織,一邊織,一邊唱道:“千針萬線,一雙軍靴,上陣殺敵,把反動軍隊打得乾乾淨淨。
我朝做鞋子,晚上做鞋子,不是為了上街賣,而是為了給前線的將士,讓他們在戰場上衝鋒陷陣。”
金維映在工作之餘,也會在業餘時間給童子團的小朋友們上課。在穿越草原的時候,條件是十分艱苦的,但是金維映他們卻十分樂觀,一有空閑,就想方設法地搞文藝演出,唱歌、講故事。
輪到他的時候,他先說了自己的故鄉舟山,然後又說了一句話:“一道風,兩道風,兩道風,誰能撐起這道牆,誰能力挽狂瀾,誰才是真正的英雄。”
革命道路
1926年,顧無衣等中共黨員前往舟山開展有關工作,由於金維映在革命鬥爭中的出色表現,順利地被吸收進了中共。
之後4個月,因國共首次合作等事件,她加入了國民黨,並以宣傳部長的身分,在定海城區與中國共產党進行了活躍的勞工運動。
金維映在定海、沈家門兩個根據地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之後,又返回了他的故鄉岱山市,並在那裡進行了工人運動。
可是高亭鎮的老百姓對於革命並不熟悉,所以不敢貿然參加工會。金維映得知這件事後,立刻將兩面旗幟掛在了自己家的大門上,同時也亮出了自己的公會標誌。
金維映還沒回岱山市,就已經盯上了那些受苦受難的百姓。她早有打算,一到岱山市,就把自己的弟弟水定叫了過來。
水定以前是個雜貨鋪的店員,見多識廣。他對金維映說:“有一位名叫王仁林的鹽商,他是鹽民,為人正派,也許可以幫助他姐姐。”
金維映很快就找到了王仁林,還有顧無衣。聊着聊着,金維映就發現,王仁林是個很有潛力的人,可以培養。她與顧無衣聯手,以事實為依據,為王仁林闡明了鹽民反抗官府、欺壓、保護自己利益的重要意義。
金維映嚴肅地說道:“雖然這只是一小塊鹽,但在統治者眼中,它就像鋼鐵一樣珍貴,是國家財政的一大筆錢。
鹽官們為了自己的利益,把鹽官們壓榨得連飯都吃不上,所以,所有人都要和鹽霸、鹽官做鬥爭,才能獲得更多的生存機會!”
王仁林嘆了口氣,說道:“還是你深明大義,深得民心!”
接下來,王仁林詳細地告訴了金維映他們鹽民的疾苦,並協助金維映召集了大量的鹽民,讓金維映對金維映和他的手下放鬆了戒備。
鹽民們一開始看到金維映,都以為金維映太年輕了,而且還是個女的,不可信。好在金維映早就料到了這一點,他用自己的口才,說服了這些人。
金維映靠着鹽民的擁護,秘密地到各地進行動員,並組織了一些地方的鹽民團體,開展了一系列的活動。
金維映的努力是有回報的,他不僅在鹽民運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還培養了一大批從岱山市來的進步青年,他們是中國共產黨發展革命的主要力量。
金維映在蔣介石進行反革命政變的時候,不幸被逮捕,遭受酷刑。
然而,不管對方怎麼審問,金維映都一口咬定,他之所以在杭州、寧波之間來回跑,就是想要見一見親人。
敵人找不到她的真實身份,再加上她的親戚四處奔走,終於花了一大筆錢,將她保釋了出來。
誰知,金維映才從監獄裡出來,就主動請纓,要一個人去“虎穴”。
上海現在還沉浸在“白色恐怖”之中,很多人都跑不掉了,就連一些信念不堅定的人,也都跑掉了。
但金維映就不一樣了,她明知道上海的地下工作不好乾,但她還是要去。
最終,她的家庭拗不過她,又為她的革命精神所感動,同意她到上海來。
金維映在上海工作時,目睹了資本家對紡織工人的剝削,更加堅定了自己的革命決心,發動了一系列的大罷工。
金維映於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被趕出了定海市,此後他就沒有回過故鄉。
一九三一年,她從上海到了中央蘇區,離家出走,與家人漸行漸遠,終其一生也沒有再見過一面。
金維映在離開上海的前一天,他的弟弟去了上海,希望她能回到自己的故鄉,去結婚。
她詳詳細細地詢問家裡的情形,尤其是籌備結婚的事,一面哭一面對弟弟說:
“我要換個工作,你的婚禮,我不能去了,我預備了二十塊錢,讓你結婚。我要經常寫信,還會把錢寄到家裡去。不過,你的爹娘,也要由你來承擔了。”
金維映到了中央蘇區,對父母的養育之恩念念不忘,他時常寫信回家,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也不忘給家裡寄些舊衣服和錢。長征一開始,她就與故鄉完全失去了聯繫。
離世
鄧小平以紅七軍前委代表的身份前往上海,準備回中央蘇區,這時金維映也被調到了蘇區,他們的目的是一樣的,於是決定一起去。
這一路上,兩人有很多話要說,兩人都有自己的夢想,很快就結婚了。
只不過,那時候鄧小平與金維映都是縣委書記,可以說是兩地分居,見面的機會就更少了。
1933年,鄧小平受到了很大的壓力,當他的夫人站在講台上發表演講的時候,鄧小平就坐在台下,閉上了眼睛,裝作在打盹,根本不理會外面的世界。
後來,金維映要求離婚,鄧小平怕她因他而受牽連,忍痛在離婚協議書上籤下“鄧小平”。他們的婚姻並沒有維持多久,金維映就離開了。
鄧小平永遠不會忘記他的戰友夫人。一九七二年十二月,鄧小平再次視察於都時,曾多次向接待他的官員及相關人士說:
「那時,你們這兒的縣委書記,是位女士。」旁邊有人回憶道:「是的,就是阿金。」短短的一句話,卻可以聽出鄧公喪妻之痛。
時間總是眷顧有緣之人,鄧公後來終於找到了他的真愛,與卓琳白頭偕老。
後來,金維映按照組織上的安排,被調任中央組織部科長。次年,他嫁給了李維漢,時年37。
事實上,他們很久以前就認識了,兩人同在上海做過秘密工作,那時候李維漢任江蘇市委書記,金維映就是他的手下,李維漢的命令,他都會轉告給他。
在中央蘇區時期,金維映等人生活非常艱難,但是她從不叫一聲苦,也沒有叫一聲苦。
一九三八年春季,組織把一些健康狀況較差的同志送往蘇聯莫斯科接受治療,同時到共產國際黨校進修。
金維映經歷了長征,又有了孩子,又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戰爭,身體每況愈下,這是一個很好的治療機會。金維映打好行裝,向丈夫李維漢辭行,盼望着等他的病好了,就回去。
出發之前,眾人把他的兒子帶到母親身邊,送她離開。金維映一把抱住自己的兒子,不停地親吻,直到他的兒子低低地喊:“媽媽,媽媽去哪兒了?”
金維映將手放在兒子的胸膛上,眼淚汪汪地說:“金金,你要聽話,等我從蘇聯回來,我就天天抱着你,教你唱歌,給你做好吃的。
金維映將兒子放在地上,轉身就走,身後的孩子還在嚎啕大哭,她強忍着眼淚,沒有回頭,希望有一天,她能治好自己的病,再來看他一眼。
金維映,蔡暢,蹇先任,劉群先,林伯渠之女林林,都離開了延安,經過蘭州和其他地方,到蘇聯去了。到了莫斯科的時候,已經到了一九三八年的夏季。
金維映等人還沒到莫斯科,毛主席的妻子賀子珍和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就已經來到莫斯科,現在又在莫斯科重逢,自然是喜出望外。
金維映的改了名叫做“妮達”,最初是莫斯科的東方大學的學生,後來被送到莫斯科附近的一棟獨立的房子里,這裡是學校給她安排的,非常安靜,非常適合讀書和休養。
金維映是共產國際黨校的學生,她在學校里是學習委員,平時上課的時候,她都會給學生們講解一些問題。
除了學業,金維映也非常想念自己的國家,想念自己的妻兒,看到無數的軍人在戰場上與日本人戰鬥,她的心裡充滿了牽掛。
金維映在莫斯科呆了一年之後,身體越來越差,一開始還能一邊看醫生,一邊看書,但隨着時間的推移,他的病越來越重,已經無法繼續上學。
直到一九四○年末,任弼時和其他同志注意到金維映住院為止。
一九四一年,德國法西斯對蘇聯進行炮擊,金維映在一家醫院接受治療,不幸罹難,罹難海外。今年37歲。
林伯渠之女林利,對金維映臨終前的經歷,進行了詳細的解釋。
一九四○年,蔡暢的母親要回來了,讓我常來看望金維映……蘇德戰剛開始的時候,維世和我去看望過她,但她已經離開了。
黨中央對金維映與劉群先兩個人的行蹤十分擔憂,甚至給共產國際打了幾個電話,想要找到金維映和劉群先的蹤跡,現在還保存在蘇聯的檔案館裡,存放在當初尋找金維映二人的來往信。
參考文獻:
湘潮——你所不知道的金維映 作者:張麗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