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前劉少奇發出的這個警告，至今仍然值得高度警惕

69年前劉少奇發出的這個警告，至今仍然值得高度警惕！

劉少奇（中）

1956年9月27日，黨的八大勝利閉幕，在閉幕式上通過了《黨的八大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報告》明確指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當前黨和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儘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黨的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極大地鼓舞了全黨和全國人民在八大精神的指引下，開始了向社會主義建設進軍的新的步伐。

但是，還不到一個多月，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接連發生一些令人不安的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警惕和密切關注。這些不安事件的源頭就是1956年2月蘇共在二十大閉幕當晚，由蘇共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拋出的長篇秘密報告，他在報告中全盤否定斯大林，由此引起東歐甚至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極大思想動蕩。

這就導致波蘭以及其他一些東歐國家，要求擺脫蘇聯控制、進行社會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1956年6月，波蘭發生因工人的某些要求沒得到滿足而引起的流血衝突事件，並由此導致波蘭統一工人黨內部發生重大分歧，而且這種分歧越來越公開化。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中央領導人，以武裝力量強勢干涉波蘭內政。

與此同時，蘇共中央兩次就波蘭局勢致電中共中央，要求中共派出由劉少奇或周恩來率領的代表團去莫斯科同他們商談，如何處理波蘭問題。以毛主席為核心的中共中央一方面向蘇共中央發出嚴重警告，堅決反對蘇聯對波蘭採取武裝干涉；另一方面，派出由劉少奇率領的中共代表團前往蘇聯。

劉少奇率領的中共代表團抵達蘇聯沒多久，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又爆發類似的動亂，局勢比波蘭還更嚴重，匈牙利的黨和政府甚至失去對局勢控制的能力。劉少奇代表中共代表團，在同蘇共中央討論波匈局勢的會議上發言，他再次強調毛主席關於波蘭局勢的看法，並對蘇共中央大國主義和大民族主義提出坦率的批評。

當匈牙利國內局勢惡化到，已經處於無政府狀態，反政府勢力佔優勢的情況下，蘇共中央對此感到絕望，準備從匈牙利撤出軍隊，放棄努力。劉少奇組織中共代表團討論了一整天，並把討論結果向毛主席作了請示彙報。在當晚蘇共舉行的會議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代表團表示，反對蘇軍撤出匈牙利。

在劉少奇率領中共代表團啟程回國前，赫魯曉夫率蘇共中央主席團主要成員到機場送行。並告知中共代表團，蘇共決定在匈牙利採取進攻方針，盡全力挽救匈牙利的局勢。劉少奇一回到北京，就連夜向毛主席作了詳細彙報，一直彙報到第二天清晨，波匈事件給了包括劉少奇在內的中共中央領導層以強烈震動。

第二天，毛主席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劉少奇等人的彙報，並對東歐局勢進行討論。八天後，劉少奇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作了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向大會通報東歐的局勢以及這次訪蘇的有關情況之後，他着重談了波匈事件產生的原因以及我們應當採取的方針。

1956年匈牙利事件

劉少奇一針見血地指出，波匈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是，這些東歐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學蘇聯，過多建設重工業，犧牲了輕工業和農業，使得人民生活一直沒有得到改善。而國家領導人又學蘇聯那一套享受特權，這就激發群眾不滿，所以發生了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而且，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又損害了他們的民族尊嚴。

劉少奇認為，我們要特別保持中蘇兩國和兩黨的關係，因為中蘇兩國兩黨關係的好壞是決定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局勢的關鍵。更重要的是我們要認真把中國的工作做好，只要中國的工作做好了，就可以影響其他一些國家。劉少奇強調，我們的黨以及我們國家的領導機關和各級領導人員，無論如何不能脫離工農勞動群眾。

劉少奇警告，在我們這些社會主義國家，也有可能產生一種新的貴族階層。所以我們要採取一些辦法和措施，要提起注意，在黨內和人民中間進行教育，還要規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們這個國家發展下去，將來不至於產生一種特殊階層，站在人民頭上，脫離人民。他提出，國家領導人的權力應有一定的限制。

劉少奇建議，國家領導人員的生活水平應該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過分懸殊，一些特殊的待遇應該取消，在人民中間引起不好影響的都應該取消。他甚至還設想，我們也可以參考資本主義國家一些制度，比如退休制度等等。當時，國內也出現一些不穩定因素，群眾鬧事的現象逐漸增多。

毛主席在一次會議上說，1956年在國際和國內都是一個多事之秋。1956年上半年，中國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制度。原有的矛盾基本得到解決，而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又逐漸產生和突出出來。比如，領導機關中還存在主觀主義、命令主義和官僚主義等弊病。

再加上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以及波匈事件帶來的波動，使得社會上新產生的矛盾和問題有些激化起來，導致一些群眾性的鬧事。從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春，在我國城市大約有一萬名工人罷工，一萬名學生罷課，農村中也有少數農民鬧退社分社以及上訪告狀等等。如何正確的解決這些新問題？

毛主席最先從理論上給予回答，那就是在《論十大關係》的基礎上提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這一理論讓劉少奇在思想上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因為他一直在進行這方面的深入思考。他很快就決定，抽出一段時間到基層去，對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進行一次深入廣泛的調查。

從1957年2月18日開始，到4月14日返回北京，劉少奇在這兩個月中先後在保定、石家莊、邯鄲、新鄉、鄭州、許昌、武漢、長沙、株洲、廣州等地，就人民內部矛盾的狀況進行深入調查研究。一方面，聽取沿途各省市領導人的彙報，同他們交換意見；另一方面，深入到工廠學校和農村實地考察，聽取群眾意見。

劉少奇通過調研，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在調研的同時，他認真研究群眾反映的問題，提出許多獨到的見解。在沿途向幹部和群眾宣傳毛主席提出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解答了幹部群眾中存在的許多模糊的或不正確的認識。這次調研，劉少奇把如何對待群眾鬧事問題作為重點。

赫魯曉夫

劉少奇強調，我們要好好研究一下，現在工人、農民、學生為什麼鬧事情？如何才能使他們不鬧或少鬧？對那些鬧事情的群眾採取什麼政策？他說，現在地主階級已經消滅，反革命已經基本肅清，帝國主義也趕走了，因此，和敵人的矛盾已經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的是人民內部矛盾。事情辦不好，群眾自然會怪我們。

劉少奇認為，群眾怪我們的原因主要是兩條，一是我們有官僚主義，二是我們的政策有錯誤。當然，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也可能有敵我矛盾。對於鬧事者，我們的政策不是高壓也不是退讓，而是採取說服教育的辦法，要求正確就接受，不正確的解釋和批評。人民內部鬧事是個新問題，不想好辦法將來會吃大虧。

通過深入調查研究，劉少奇發現群眾中出現的鬧事幾乎都是從經濟性質的切身利益出發的，基本上沒有帶着政治目的的活動，所以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範疇，是可以通過說服和教育加以調解的。群眾鬧事除了存在過高的不切實際的要求以外，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們領導機關的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造成的。

劉少奇認為，群眾鬧事在一定程度上是壞事，但又是好事，因為可以糾正我們工作中的官僚主義，糾正我們的錯誤。要使群眾不鬧事或者少鬧事，除了要對群眾進行說服教育，更重要的是，要克服領導者的官僚主義。了解群眾的情緒和要求，了解群眾的一切情況，克服官僚主義，群眾鬧事的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對群眾鬧事反映出來的問題，劉少奇進行了深層次的思考，他認為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以後，對抗性的階級矛盾已經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逐漸顯露出來，已經成為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這些矛盾說明我們的社會制度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等方面還存在着許多不相適應或者不盡完善的地方。

劉少奇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改革意義的主張和設想：一是不斷調整生產關係，使它同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二是搞活經濟，使我們的經濟既有計劃性，又有靈活性和多樣性；三是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改革某些多年延續下來的由國家包下來的制度，為人民群眾解決一些關係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

四是重視領導者和人民群眾的關係，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要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防止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的產生。劉少奇要求黨的各級領導幹部要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信任群眾，有事同群眾商量。絕對不允許幹部在處理問題時，把自己擺在和群眾對立的地位，站在群眾之上，指責群眾，命令群眾。

劉少奇強調，我們黨政府國家經濟機關的領導人本來是人民群眾的公僕，社會的公僕。現在我們有的同志已經變為老爺，把人民群眾當作僕人，自己還不自覺，這是錯誤的。我們所有的領導人都是為人民服務的，是人民的公僕和勤務員，沒有權利當老爺。69年前劉少奇發出的這個警告，至今仍然值得高度警惕！

劉少奇還注意到，有的領導幹部在生活待遇上搞特殊化，嚴重脫離群眾。他說，有的地方開始萌芽了一種等級制度，社會主義之下的等級制度，等級制度本質上是一種封建制度。如果有這種制度開始萌芽，就應該廢除，那些在生活待遇上要求很高的人是危險的，將來會跌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