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代優免制度的異化引發的土地兼并狂潮,催生出“士大夫盡奪民業”(顧炎武《日知錄》卷10)的畸形社會結構。
本文以《明實錄》《萬曆會計錄》等核心史料為基礎,結合黃仁宇、梁方仲等學者的研究,揭示科舉功名集團是如何將國家優待政策異化為土地兼并工具,最終導致國家稅基的崩塌與社會矛盾的激化。
它也宣示了儒家民本思想的道統在現實利益面前的不堪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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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兼并的病理切片:典型案例分析
(一)徐階家族:制度套利的完美範本(松江府)
隆慶三年,徐階家族占田達24萬畝(王世貞《觚不觚錄》),占松江府耕地總量的13%(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
其操作手法完美展現了明代士紳政策套利的智慧:
- 詭寄術:將田產分散掛靠於家族進士名下,“田宅跨三縣,皆以諸子功名分寄”(王世貞《弇州史料·徐文貞公行狀》)。
- 投獻鏈:民眾為避重賦,“爭獻田徐府”(萬曆《華亭縣誌》),形成了“獻田→免役→擴產”的兼并循環。
- 耗羨黑洞:年免附加稅(如“火耗”“雀鼠耗”等)折米3600石(萬曆《松江府志》卷13),海瑞稽查發現“徐府田賦僅納正額十之一”(《病榻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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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其昌家族:暴力特權的制度化(萬曆-天啟,松江府)
董氏家族“占華亭田三萬二千畝,上海八千畝,青浦四千畝”,合計44000畝(崇禎《松江府志·田賦》),“三吳之地居其半”(《雲間據目抄》卷3載)。
其構建土地帝國的三重手段是:
- 優免裂變:利用“父子功名疊加”的漏洞,將田產分寄於本人(正三品,免2400畝)、長子(監生,免1200畝)、次子(生員,免600畝),使法定免田膨脹至4200畝(《萬曆會計錄·松江府卷》)。
- 黃冊篡改:買通吏員將2.1萬畝民田偽作"學田",0.78萬畝官田改為"寄莊田",年逃稅糧3,740石(《上海縣萬曆檔案》)。
- 暴力體系:蓄養豪奴200餘人專司追租,設私牢"歲拷佃戶致死者三四人"(崇禎《松江府志·雜記》)。天啟三年,其門生應天巡按王述古助其強佔土地17宗(《天啟邸鈔》),終引發"民抄董宦"事件,焚宅23間(《神宗實錄》卷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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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士紳集團的共謀網絡
天啟五年蘇州黃冊顯示,生員名下“詭寄田”佔全縣耕地的41%(韋慶遠《明代黃冊研究》p.329),印證了“科舉同年聯盟”共享優免額度的普遍現象(《燼餘集》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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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癌變:優免政策的異化進程
(一)洪武-永樂:有限特權的制度胚胎
明初優免政策脫胎於宋元的儒戶制度,經朱元璋的“右文抑武”政策進行了重構:
- 洪武元年“免儒戶徭役(僅免丁役)”(《明太祖實錄》卷34)。
- 洪武三年拓展為“官員之家免雜泛差徭”(萬曆《大明會典·戶部七》)。
- 永樂朝量化為“生員免糧二石,免丁二人”(《明太宗實錄》卷93)。
何炳棣指出:“明初優免實為科舉制度的潤滑劑,旨在維持士人階層的代際傳承。”(《明清社會史論》第三章)
(二)嘉靖畸變:特權的結構性異化
嘉靖二十四年的《優免則例》觸發了制度癌變:
- 丁田換算:確立“每丁准田二十畝”(《萬曆會典》卷17),一品官理論上免田可達4800畝(30丁×20畝×8品級),較洪武舊制擴張了16倍。
- 耗羨全免:正賦與附加稅一併豁免,萬曆《重修常州府志·賦役》載:“往時正賦雖免,雜辦猶存,今則絲毫無輸矣。”
- 終身特權:致仕官員全免、“冠帶閑住”半免,形成“一日為官,世代食利”的格局(王世貞《觚不觚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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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萬曆潰敗:稅基的系統性坍塌
至萬曆朝,優免制度已成吞噬稅基的巨獸:
- 南直隸進士平均占田2000畝,超法定額度40倍(王毓銓《明代勛貴地主的考察》)。
- 張居正改革清出隱田182萬頃,“強半屬勢豪”(《張文忠公全集》),紳矜占田比例從洪武朝的7%飆至42%。
- 萬曆三十年蘇松四府“逋(拖欠)賦二百三十萬,皆官戶拖賴”(《明神宗實錄》卷376),黃仁宇測算優免制度使國家稅基縮減40%(《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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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統崩塌:制度失效與士林分裂
(一)改革無局:利益集團的集體反噬
- 清丈遇阻:萬曆九年蘇州士紳“聚眾毆殺縣吏”,致原丈隱田47萬畝僅登記12萬畝,流失率74.5%(唐文基《明代賦役制度史》)。
- 限田流產:東林黨李應升“進士田不過三百畝”的提案被斥“壞祖宗法度”(《落落齋遺集》卷6);崇禎八年“均田限優”改革因士紳“罷市挾持官府”(《國榷》卷94)而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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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士林分裂:少數清醒者的墓園哀歌
- 海瑞怒斥:“鄉宦計奪小民田產。”(《被論自陳不職疏》)
- 錢一本直言:“士大夫皆富民,民安得不貧?”(《萬曆邸鈔》)
- 顧炎武痛陳:“致禍之由,其大者在士人之多免田。”(《日知錄·生員論》)
- 黃宗羲慨嘆:“科舉之弊,至於士人自為一階級,與國家為敵體。”(《明夷待訪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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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別把特權交給讀書人
當“學而優則仕”異化為“學而優則土”,當士紳集團最終以“寧與外賊(清軍劫掠),不與家奴(減免賦稅)”(計六奇《明季北略》)的統治原則集體叛離那個國家和時代,就宣告了儒家“民本思想”的早已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