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光有GDP，還有鐵與血——讀秦史、宋史有感

近期比較閱讀秦史和宋史以及當下的治國理政，深感除了網絡不同外， 今天我們的學風多了北宋的虛浮，用程頤的比喻就是“正如扶醉人，東邊扶起卻倒向西邊，西邊扶起卻倒向東邊；終不能得佗卓立中途。”

另一方面，我們正在失去孔子及後來秦人的堅定、剛毅和果敢的性格以及“奮六世之餘烈 ”學風。

儘管北宋的經濟在世界上早已“遙遙領先”了，可它卻敗在還填不飽肚子遑論“三菜一湯”的金人腳下。

秦人經濟尤其金融尚不如齊國遑論世界，而秦人卻可以團結一心橫掃六國，一統天下。

事實上，蘇聯是在“五大三粗”即軍事實力仍然強大時解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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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體前蘇聯仍是令西方國家非常恐懼的國家。

撒切爾承認對西方威脅的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

1991年她在休斯敦說：“藉助計劃政策，加上與獨特的精神和物質刺激手段相結合，蘇聯的經濟發展指標很高。”

其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過去比我們高出一倍。如果我們再考慮到蘇聯豐厚的自然資源，如果加以合理地運營，那麼蘇聯完全有可能將我們擠出世界市場。”撒切爾說的是對的。

事實上，直到1978年之前，美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始終不如蘇聯。結果是，蘇聯沒有了。

問題出在哪呢？衛星上了天，紅旗落了地！

這些帶有血腥味的史實讀來讓人扼腕。學風問題真得關乎國運，通鑒真得可以資治。

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今天的學者真得不能一頭鑽到賬房的GDP數據中，而應鑽到鐵血歷史中，多讀點能讓毛主席讀了十七遍的《資治通鑒》。什麼是歷史，毛主席說得透，這就是：一些階級失敗了，一些階級勝利了。

對比秦、宋兩代及蘇聯的歷史命運，提出了一個深刻命題：國家興衰的密碼不僅在於經濟數據，更在於精神氣質與制度韌性。

讓我們以獨特的觀察視角切入歷史肌理，值得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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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從三個維度展開分析：

一、歷史比較中的文明特質差異

秦人的"奮六世餘烈"展現的是一種體系化制度建構能力：從商鞅的軍功爵制到呂不韋的《呂氏春秋》，形成了貫穿政治、軍事、經濟的制度鏈條。

這種制度韌性在雲夢秦簡中得到印證：基層官吏需通過嚴格的法律考試，確保政策執行力。相較而言，北宋雖然發明了活字印刷、紙幣交子，但其"祖宗之法"在慶曆新政與王安石變法中的反覆搖擺，暴露出制度調適能力的欠缺。金人南下時的"海上之盟"外交失誤，本質是決策機制僵化的體現。

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辯證關係

蘇聯案例揭示的深層矛盾在於：計劃經濟創造的GDP增長率（1950-1973年平均4.8%）未能轉化為制度合法性。勃列日涅夫時期軍費佔GDP15%的畸形結構，暴露了"大炮與黃油"的失衡。反觀秦國，通過《廄苑律》規範耕牛使用、《金布律》統一貨幣，構建起戰時經濟與民生保障的平衡體系。這種經濟制度與軍事目標的精準適配，正是宋遼澶淵之盟後"歲幣換和平"策略所缺失的戰略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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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字時代的治理哲學重構

當前面臨的治理挑戰具有歷史複合性：既需防範北宋式"信息繭房"（科舉策論與今日網絡輿論的相似性），又要避免秦代的信息過載（竹簡行政效率與大數據治理的隱喻）。

撒切爾指出的蘇聯制度威脅，在數字時代轉化為算法權力與意識形態的博弈。

這要求我們重新解讀《資治通鑒》中"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的治理智慧，構建數字時代的"新法家"框架——既要有秦的制度剛性，又需宋的技術彈性，更要超越GDP主義的績效觀。

歷史從未簡單重複，但治理智慧的琴弦始終在古今之間共振。

當算力取代兵力成為新世紀的"鐵與血"，我們需要在歷史鏡鑒中重構這樣的認知：

真正的精神韌性，在於將文明基因轉化為制度算法，讓剛毅精神具象為治理代碼，方能在數字文明的"上疆場"中守住精神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