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4丨李帆：《中華民族自覺意識的初步覺醒——從清末民初的歷史教科書談起》

丁保書《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專題

中華民族自覺意識的初步覺醒

——從清末民初的歷史教科書談起

李 帆

北京師範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研究基地[培育]、歷史學院

【原刊於《史學史研究》2022年第4期】

摘 要：

在近代中國強化民族認同的歷史情境下，歷史教科書可謂中華民族自覺進程的一個典型文本。清末民初歷史教科書中的相關表述，是中華民族自覺意識在文本中的最初體現。清末知識精英所倡導的“中華民族”，並未得到時人的普遍認可，民國初建之時歷史教科書編者才開始用到“中華民族”概念。到了五四時期，“中華民族”開始較多地被教科書所採用。通過書寫中華民族的歷史，教科書彰揚了民族融合宗旨，使得民族共同體意識開始成為一種公共知識，先進入教育系統，進而普及社會，逐漸得到國人的認同。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萌發，代表着中華民族自覺意識的初步覺醒。

關鍵詞：中華民族；清末民初；歷史教科書

近年來，中華民族研究成為熱點，相關論著層出不窮。其中有關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觀念問題的探討，乃頗受學界關注的課題，已取得不菲的成就。但若深入考察，則知這方面的研究並非十全十美，盲區仍然存在，最為突出的是注重上層精英的思想理念，如對梁啟超、楊度、孫中山等思想家、政治家的中華民族觀念極為重視，相對卻忽略了精英觀念轉化為民眾意識的過程，對於中華民族觀念如何傳達給普通人從而實現上下互動的歷史面相，缺乏具體深入的研討，令人遺憾。

將精英觀念轉化為民眾意識，需要媒介發揮作用，大眾傳媒如報刊、廣播電視，教育工具如教科書等，都具備這種功能。在近代中國，報刊、廣播、教科書等通過各種符號傳播精英觀念，引導大眾認同意識的形成，傳播民族觀念和形成相應的民族認同意識，當然是題中必有之意。在這方面，歷史教科書尤其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為一種話語載體，歷史教科書承載着傳播主流歷史觀、價值觀以引導民眾的功能。在近代中國強化民族認同的歷史情境下，教科書通過史實的梳理和相關概念的表達，塑造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自是其使命所在。費孝通先生曾經指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對於“自覺的民族實體”的研究而言，歷史教科書可謂中華民族自覺進程的一個典型文本，其相關的概念表述、內容選擇皆系中華民族自覺意識的一種表達，以之為個案展開探討，當對促進中華民族自覺進程的研究裨益良多。當然，近代中國的歷史教科書與中華民族自覺進程的互動關係頗為複雜，清末民初歷史教科書中的相關表述，只是中華民族自覺意識在文本中的最初展現而已。

一

在歷史教科書中用民族觀念表述人群之別，始於清末。清末學制改革、歷史教科書成為歷史教育工具之時，國內尚無可用的規範化的歷史教本，只能取法於日本，將日人所編之歷史教科書或搬用或改編使用。在西方史學的影響下，此時的日本學界，把民族國家敘事當作歷史敘述的主軸之一，所以史學論著比較強調民族身份問題。由於尚屬新名詞新概念興起的時代，“人種”“種族”“民族”等詞彙並未被嚴格界定，常有混用現象，教科書里也是如此。不過無論使用何種詞彙，敘述中國歷史的教科書如《東洋史要》等，都將這類概念在書首着重書寫，甚至有時將之與“國家”概念相混淆。受此影響，中國人自編的歷史教科書佔據主導後，這樣的處理方式仍延續了下來，何況當時正是新政時期，清朝已開始走在建設民族國家的路上，同樣需要民族觀念的話語表達。

考察清末的歷史教科書，往往在書首的“編輯大意”部分和正文之初敘述太古歷史的地方出現與民族相關的表述。如丁保書《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言：“今黃種與白種競爭，猶昔漢族與非漢族競爭也，是編以衛種族張國威為主。”“中國於黃河經流之處，有肥沃之地，太古漢族由西北方移居於此，人口漸次繁殖，分眾部落（民族聚處曰部落）。”文中雖然出現“漢族”“民族”字樣，但很顯然此“民族”和“種族”相混，並非是有明確界定的清晰概念。橫陽翼天氏《中國歷史》開宗明義言其宗旨曰：“中國第一怪事，建國數千載，無通行之國名。漢唐華夏，朝代假名；震旦支那，外人所命。今姑就普通一般國民之口號，顏曰《中國歷史》，既合名從主人之公理，又足樹民族主義之奧援。……今不以東洋史名之，蓋欲孕育我國民族帝國主義之精神，而執將來世界之牛耳……今特發揮種族團體之大義，嚴本族外族之鴻溝，使愛種保種尊種之念，油然而生，以養成種族主義之特質。”這裡將“民族主義”“民族帝國主義”“種族主義”三個名詞混用，且都出之以正面意義，還強調“嚴本族外族之鴻溝，使愛種保種尊種之念，油然而生”，“族”和“種”似為同義；該書首編第三章《人種略說》的第一部分為《漢種（本族）》，內中言：“東西洋歷史家嘗曰：支那歷史者，漢人種之歷史也。蓋我國之所以有今日者，實漢種之所賜。”“今敢正告我國民曰：中國者，漢人種之中國也。”同樣未區分“族”和“種”，並具有濃厚的排滿興漢的種族民族主義味道。夏曾佑《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第一冊的《中國種族之原》一節中說：“種必有名，而吾族之名，則至難定……至稱曰漢族，則以始通匈奴得名；稱曰唐族，則以始通海道得名。其實皆朝名，非國名也。”也是談“種族”之定名，列出“漢族”“唐族”之類種名，但仍覺不妥，“其實皆朝名，非國名也。”這裡又將中國國家名稱問題帶入，與橫陽翼天氏所言中國“無通行之國名”“漢唐華夏，朝代假名”而非國名的見解，是極為相似的。

“種族”“民族”相淆，甚至將之與中國國家名稱問題混為一談，既反映了在日式教科書籠罩下剛剛起步的本土歷史教科書的稚嫩，又表現出民族危機時局下編者的憂患意識和民族主義考量。其時知識精英的民族主義觀念雖取向不一，有“大民族主義”與“小民族主義”之別，但都希望能夠建立一個近代民族國家以與列強相抗，所謂中國無“國名”的表述實際反映了身處王朝國家卻嚮往民族國家的意願，望能有一超越具體王朝名稱的國家名稱來指代中國。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教科書都被命名為“中國歷史”，但與民族相關的表述中卻並未出現將“中國”和“民族”連用的提法，也未出現“中華民族”這一詞彙，儘管梁啟超在1902年就已開始使用“中華民族”一詞了，或許基於所謂中國無“國名”的現狀而如此吧！

二

1912年中華民國的建立，使得中國有了正式“國名”。作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超越歷代王朝國家，以近代民族國家的面目立於世界諸國之中，《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條文，如“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中華民國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等等，都在形式上表明了此點。實際上，“中華民國”國號的使用本身，也極大強化了國人對“中華”的認同感。人們開始有意識地用“中華”一詞來命名各種事物，政黨、團體、報刊、企業等都是如此，如“中華革命黨”“中華職業教育促進社”“《大中華》雜誌”“中華實業團”“中華書局”等等，這為此後“中華民族”成為國人共同認可並有自覺歸屬感的概念打下了良好基礎。正是在這種情勢下，“中華民族”出現在教科書中。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歷史教科書中最早用到“中華民族”一詞的，是1912年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中學歷史教科書 ·本國之部》，書中言：“中華民族以漢族為主位，其他各族，更起迭仆。與漢族互有關係者，曰苗族，曰通古斯族，曰蒙古族，曰土耳其族，曰西藏族。”強調漢族是中華民族的主體，其他各族相繼加入；又說：“民國崛起，滿清宣布退位，以五族共和為主……蓋世界大通，種族之競爭益烈，曩時吾漢族所視為外族而相與競爭者，自共和民國成立，當融合滿、蒙、藏、回、苗諸族，以抵禦列國之侵陵，此讀史者所當知也。”這裡既講“中華民族”，又提到“五族共和”，涉及到民族概念和民初國策的關係問題。清末梁啟超最早使用“中華民族”詞彙時，其概念內涵大體仍指的是華夏族、漢族；梁啟超之後，楊度倡導“五族一家”，同時也使用“中華民族”一詞闡發民族觀念。楊度的主張，實際為民國建立後孫中山等實施“五族共和”政策奠定了基礎。所謂“五族共和”就是“合全國人民，無分漢、滿、蒙、回、藏，相與共享人類之幸福”，民族統一、民族平等是它的基本原則。作為需表達政權意志的特殊文本，歷史教科書是要服務於“五族共和”之國策的，故強調“五族共和”是民族發展大勢之所趨，在“共和民國”時代，漢族“當融合滿、蒙、藏、回、苗諸族，以抵禦列國之侵陵”。由此，民族國家話語呈現出來。民族國家同時亦是國族國家，即把“諸族”凝聚為國族而建立的國家。按照該書的論述，這個國族就是“中華民族”。所以，此時的“中華民族”，是“五族共和”基礎上的“中華民族”。

儘管《中華中學歷史教科書》用到了“中華民族”一詞，但這並非其時教科書用語的常態。其他的歷史教科書，雖在宣傳“五族共和”的民族觀念上不遺餘力，但並未採用“中華民族”一詞，而是在“中華民國”的框架下，用五大族具體名稱來表述，強調五大族的“出於一原”和各族平等。如說：“漢、滿、蒙、回、藏五族，同為黃種，其先同出於一原，皆由西而迻於東。年遠地隔，遂相睽異。以今考之，其由帕米爾高原而蕃衍於黃河流域者，羲農黃帝之一支，漢族也；由衛藏入川陝者，人皇氏之一支，其後為氐為羌，藏族也；由新疆之北入蒙古地者，為葷粥，其後為匈奴、突厥等，回族之祖也；其在東北之地者，有息慎，迻徙當在葷粥前，其後為東胡，為契丹，滿、蒙二族之祖也。五族中，惟漢族得地最優，故文化特著，而他族不及焉。”囿於時代因素，這段文字的知識性表述多不準確，尤其是關於各民族由西而移於東的表述，但突出了各族同出一源的觀念，說明是由於“年遠地隔”，才有了後來的民族差異。這裡的關鍵是從五大族的“出於一原”，來引導人們理解“五族一家”和“五族共和”，宣揚的是民族統一原則。對於民族平等，有的教科書表述道：“我中華民國，本部多漢人，苗、瑤各土司雜居其間，西北各地則為滿、蒙、回、藏諸民族所居，同在一國之中，休戚相通，誼屬兄弟。前此為一姓專制時代，各私其種人，故多不平等之制度。今民國建立，凡我民族，不問何種何教，權利義務，皆屬平等，無所軒輊，利害與共，痛癢相關，同心協力，以肩國家之重任。”這段文字，突顯民族不平等是由專制時代造成的，中華民國的建立使得各民族“權利義務，皆屬平等”，實際是力求從觀念上引導人們走出民族壓迫的歷史記憶，轉而迅速認同“五族共和”。更為值得注意的是，其時的歷史教科書雖在極力為“五族共和”張目，但對民族問題的認識，並非僅停留在“五族共和”階段，而是認為“五族”必將發展融合為整個中國的一大民族，即“武昌一呼，全國響應，對於廢除君主改建民主大問題，不徒得各省代表之同意，並得清皇族御前會議之贊同，爰以五大族名義公同組織共和之政府，舉前此數百年種界之陋見，震蕩而廓清之。故夫此次之聯合，非復形式上之聯合，直精神上之聯合。繼今以往，吾知五大族之名稱，必歸淘汰，而合完全之中國為一大民族矣。”這樣的表述，儘管未用“中華民族”字樣，其中所蘊涵的中國民族共同體意識也是極為鮮明的。

可以說，清末知識精英倡導“中華民族”時，並未得到時人的普遍認可，民國初建之時儘管有潘武等教科書編者出於民國認同之需而用到“中華民族”，但也並非是以一個成熟定型的概念面世。實際上，到了此後的五四時期，“中華民族”一詞才較多地被教科書所採用。

三

從民國建立到五四時期，是“中華民族”逐漸被大家所接受、認可並由此推廣開來的時期，這自然是緣於精英觀念向民眾傳播的過程性因素，更與孫中山的不懈努力和時局變化的刺激密切相關。

民國甫一建立，孫中山立即接受了“中華民族”一詞，並以官方正式文件對外公布，這就是1912年1月5日他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身份發布的《對外宣言書》中所言：“今幸義旗軒舉，大局垂定，吾中華民國全體，用敢以推倒滿清專制政府、建設共和民國，布告於我諸友邦……蓋吾中華民族和平守法，根於天性，非出於自衛之不得已，決不肯輕啟戰爭。”與此同時，孫中山接受“五族共和”思想作為處理國內民族關係的準則，但他反對泛泛而談“五族共和”，而是要求以漢族為主體，積極團結國內各民族，組成一個大中華民族。1919年爆發的五四愛國運動，對於“中華民族”的迅速廣泛傳播，起了很大助推作用。孫中山也從五四運動學生與各界民眾所顯示的巨大力量中，看到了全民族的希望所在，所以五四運動後，是他談論“中華民族”最為集中的時期。在他的眾多議論中，有一句話至為關鍵，即“建設一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之國家，以貽留我中華民族子孫萬年之業，庶幾今日乃有可慶祝之價值也。”這樣的說法，表明建設一個“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的國家，是為了給中華民族保留萬年基業，民族國家認同與中華民族認同的一致性於此充分顯露出來。在孫中山的大力倡導和相應的時代氛圍下，五四時期直至北京政府終結時，“中華民族”一詞被得到廣泛使用。

五四時期是中國學制改革的關鍵時期，在反對專制、培養共和國民的思想氛圍下，開始施行取法美國的壬戌學制。壬戌學制下1923年頒布的《初級中學歷史課程綱要》中，首次明確出現“中華民族”字樣，規定上古史的學習內容中有“中華民族神話時代之傳說，及虞夏商周之文化”。基於五四時期的時代狀況和《課程綱要》的相關要求，“中華民族”成為教科書話語表達的常態。歷史教科書一般是在文本開端介紹人種、民族起源時，用到“中華民族”，如在“華族建國”的標題下說“世界人種，都是亞洲中央高加索那裡起原的，中華民族，大約也是如此。”“華族子孫眾多，立國之地天氣土質都很好，而且歷代聖賢出世的很多，所以文化發達根柢堅固，算亞東大陸的偉大民族。從古以來，東方各民族都不及他的。”這裡將“中華民族”等同於“華族”，仍是在“華夏”的範疇中談，尚未超越梁啟超當年的認識。或曰：“中華民族，相傳起於西方亞細亞，從西方亞細亞東來，越過了帕米爾高原，順着崑崙山脈，散住在‘黃河流域’。因為‘黃河流域’氣候溫和，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對於人民的生活、人群的進化，都很相宜，所以這華族的繁殖，就一天盛過一天，漸漸的就散布到全中國了……現在言中華民族的，都說是漢、滿、蒙、回、藏五族，從前在五族以外，還有一部分苗族，共為六族。六族的種族界限，在古代很是清楚，所以此族與彼族常起競爭。後來因知識日進，競爭漸少，此族與彼族更因種種關係，漸漸混合或同化。現在各種族間，在名目上雖然尚有分別，實際上已無多少分別了！”這裡對於“中華民族”的表達有兩層含義，前者仍是在“華族”即“華夏”的意義上談，後者則是在“五族共和”的層面上談，頗具費孝通先生所謂“自在的民族實體”和“自覺的民族實體”的區別意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談構成中華民族的“六族”，其界限古代時清楚，後來“漸漸混合或同化”，現在“在名目上雖然尚有分別，實際上已無多少分別了”，強調的是中華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儘管“六族”的說法具有局限性，但如此概括“中華民族”，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的進步。

綜觀民國建立至五四時期的歷史教科書，“中華民族”在其中的呈現有一個從個別到普遍的過程，但普遍使用後的表述並不完全統一，或在“五族共和”的語境下使用，強調漢族是中華民族的主體，其他民族相繼加入；或仍停留在當年梁啟超所主張的層次上，以“華族”為“中華民族”。這說明作為話語表達的概念，“中華民族”還處在定型化的過程中，尚未達到規範化的程度，至少在教科書中是如此。

總體而言，民國初建之時，“中華民族”一詞並未普遍用在歷史教科書中，但教科書通過對民族融合宗旨的闡發和對“五族共和”的彰揚，使得民族共同體意識開始成為一種公共知識，先進入教育系統，進而普及社會，逐漸得到國人的認同。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萌發，代表着中華民族自覺意識的初步覺醒。到五四時期，“中華民族”一詞才開始被較多地運用於歷史教科書中，就中華民族自覺意識的覺醒而言，這似可象徵著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此後，歷史教科書在書寫中國歷史時，常以“中華民族”作為表述全體中國人的概念，意味着它真正成為中華民族自覺意識覺醒的一個載體。

因排版限制，注釋從略。如需查閱或引用，請閱原文。

圖片全部來自於互聯網

排版：胥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