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伶將他出獄回上海以後最初寫的一批詩題為《歸吟草》。現在選錄幾首,並略加註釋。
痛數
九年面壁現全相,
萬里飛回病滿身,
痛數蹉跎春卅四,
啞鶯何日囀清音?
回家當天晚上,突然發病,發高燒,失音。柏李和力一趕送他到醫院,注射、輸液、觀察。柏李非常着急,憂心忡,很怕剛剛重新得到的又突然失去。於伶自己倒並不緊張,靜靜地躺在華東醫院急診室病床上,用手勢安慰妻兒。他忽然想起當年“孤島”時期有一次患聲帶血瘤,瘖啞不成聲,同劇藝社朋友間只能用紙筆、打手勢交談。當時堅持地下鬥爭、維持進步戲劇運動處境艱難。他曾寫一首七絕以自勉:
九年學劇劇難成,
藝苑忠貞一啞鶯,
再度生涯替地下,
松風柏韻作欲鳴。
血瘤治好了,給自己留下“啞鶯”這個值得紀念的名字。啞鶯啞鶯,那時節又何嘗啞呢?“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他同戰友們一起,在“孤島”話劇舞台上高唱一曲曲昂揚激越、清麗動人的歌。如果說那一次是“九年學劇劇難成”,而今卻又過了30多年。若從1932年入黨算起,則已四十又四年。誰能料到,在革命取得勝利之後,竟又會被迫啞了20年。歲月蹉跎,忽忽已近古稀之年,壯志未酬,年華老去,還能作“欲鳴”之想嗎?
自笑
自笑放歸迎送少,
誰知連日故人多。
寒蟬瘖馬風霜夢,
“三十年代”意若何?
從華東醫院回來,柏李就說:“你就在家好好休息一陣,哪兒也別去。先把身體養養好再說。
“放心吧,”於伶笑笑,點頭說,“我不出去,也沒有什麼地方可去。也不會有人來,人家只知道我還戴着內奸特務黑幫分子的大帽子,誰會來呢?”
“這幾年大家來往都不多。”柏李平靜地說,“誰病了,也只是兩三位好朋友悄悄去看看,看了就走,免得麻煩。文藝黑線人物,總是會有人盯住你的。”
於伶默然。是的,出獄回家只不過是出獄回家罷了。
不料,才過了兩三天,就有老朋友登門看望來了。朱端鈞去華東醫院取葯,熟識的醫生告訴他於伶回上海了,來看過急診,朱端鈞高興得來不及回家,端着藥瓶就先到巨鹿路來。接着,吳仞之、張瑞芳、黃宗江、張可、王蘋、豐村、司徒漢……你去他來,陸續不絕。劫後重逢,恍如夢寐;相看淚眼,無語凝噎。這種時候,才真正感受到“涸轍之鮒,相濡以沫”的患難知己的真情。
相見是歡愉的,然而也隱隱藏着難言的痛楚。敘別後思念,卻不便細問詳情,彼此並不探問“政治結論”如何,似乎見到人還健在,那就一切都有了。敘故舊消息,也大都是閃爍其詞,只簡單地說一句某某去世了,相對唏噓,語焉不詳。於伶這時才知道竟有這麼多老朋友已先後在這場風暴中“非正常死亡”!他感到驚愕,感到悲憤;他面前立刻閃過一批熟悉的面影;周信芳、葉以群、魏金枝、蔡楚生、瞿白音、鄭君里、上官雲珠、顧月珍、筱愛琴……多麼好的同志!多麼難得的文藝人才啊!
然而,漸漸地,他也發覺一件事:所有來看望他的老朋友,似乎不約而同,話題只限於問身體,問病情,或是簡單地提一下熟人的近況,而很少談過去,尤其絕口不提抗戰前後、30年代的事。莫非大家全都突然喪失了記憶,任那如火如荼、可歌可泣的歲月像輕煙一樣消逝得無影無蹤了嗎?當時於伶還不能體會,林、江合夥炮製的那個“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10年來一直如黑沉沉的的大山壓在文藝工作者頭上。
所謂“文藝黑線專政”論,如同猙獰的魔鬼,張開血盆大口,隨時要吞噬一切忠誠的、愛國的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在林、江推行的近似法西斯專政的“文藝專制主義”的棍棒下,談虎色變,誰還敢隨便提“30年代”?誰敢探聽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這所謂“四條漢子”的生死?而這四位正是大家最尊敬也最惦念的。他們如今在哪裡?人音仰望長天,仍是陰霾陣陣,還不知何日才能霧消雲散,人們只能將慨嘆、憤懣和思念深藏在心底了。
頭(解嘲)
外孫女小彤彤,笑指我光頭難看;又學我獄中養成之走路狀,笑答之,以自解嘲。
阿媛休得笑光頭,
頗覺光頭不必羞,
我自昂頭仍闊步,
願將馬列學從頭。
話雖這麼說,家中老少三代總覺得光頭不雅觀,而且總有勞改痕迹,一致決議要他去理髮。兒子力一具體建議,“常熟路上常去的那家理髮店,師傅們都認識你,不如走遠點到淮海路去理吧。理髮師傅邊理邊問:“這位老師傅阿是住醫院住仔長遠哉?”於伶只好漫應之,力一在一旁暗笑。理髮師傅給他理了平頭,他從鏡里自顧,果然顯得精神多了。
前於是又想到一首解嘲詩:
同志從我失了頭,
光頭何必改平頭?
但求康健埋頭寫,
棍帽任它在後頭。
理完髮回家,全家看到都高興,小彤彤更是拍手又笑又唱:“公公漂亮了!公公漂亮了!”力一趕緊給爸爸拍了一張照。照片里,雖然還是容顏瘦損,但是笑逐顏開,表露了內心的喜悅。柏李說寄一張給力平吧,讓他也高興高興。
“文 革”風暴初起時,力平正在哈爾濱工業大學擔任數學系指導員,由於看不慣林、江那幫人的所作所為,加上父親被打成黑 幫,被捕入獄,厄運立刻降到這位品學兼優的青年頭上,蹲了三年半牛棚,又下放到農村勞動。的想到長子的遭遇,於伶心頭悒鬱,隨即在照片背面乘興題了四句:
爾坐牛棚我坐牢,
亦甘亦苦亦堪豪,
歸來拍得開顏照,
且喜白頭見二毛。
末句是寫實:入獄最初二三年,每次理髮一地上落滿白花一片,使他常興“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之嘆。這幾年,都漸漸變得白中有黑了。
使做父親的他常懷愧疚之情的,是對力文和力一這一雙兒女,1966年8月被捕時,力文正參加學生們大 串 連到首都,受到偉大領袖和他的“親密戰友”的接見,使她興奮得一夜沒有睡着,發誓一輩子跟隨主席幹革命。沒想一回上海,形勢突變一夜之間,成為“黑幫子女”,不準參加學生們,更不準參加串 連了。畢業分配時,她以華東師範大學生物系研究生被分到安徽穎上縣的一個縣辦農場。由於帶了一隻小半導體收音機,就被人誣陷為電台,有特務嫌疑,再三解釋,經人證明不是電台,也不行,不是電台那就是為了收聽敵台廣播,監督勞動,後來就在安徽安家落戶了。
力一當時在家,同母親一起親眼看到父親一去不回,看到一次次抄 家,連他自己的小書櫃、集郵本、工具箱也不放過,翻得一塌糊塗。父親被捕後,他立即被迫退出學校“文 革”籌委會和學生們組織。高中畢業,“老三屆”面向社會,他先後七次打報告要求到艱苦的黑龍江、內蒙、雲南等地去,結果都未被批准,理由很簡單:父親既是蘇修特務、日本特務、法國特務,兒子就有可能從東北或西南邊疆的什麼地方越境逃跑。直到1968年12月發表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他聯絡一批“黑八類”子女,一起到安徽淮北的窮縣定遠的農村插隊。拼死拼活幹了六年,被農民選為生產隊長,直到1974年底才轉退回上海,安排在靜安區一個街道生產組,大好的青春年華就是這樣耽誤了。
父親看着力一心裡就難受,但也還是要安慰幾句,勉勵一番,於是又寫了一首《見力一》
無蹤無影我生還,
大浪大風汝闖關,
記取貧農再教育,
前方猶有萬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