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老祖宗：害莫大於亂；唐太宗：我就亂了，“貞觀之治”不香？

熟知中華文明的人都知曉：作為主導中華文明走向的歷代聖賢，他們的一大共同特點便是：對現實的物質世界順從，而對人自身（準確說是對他人，自己排除在外）則十分苛刻。

為此，他們對大自然總是抱着敬畏的心態，將大自然打造成了一個脾氣非常大、力量無窮大的神秘領袖。在與大自然打交道期間，只敢總結這位神秘領袖的脾氣秉性進而逆來順受，卻不敢逾越雷池半步；

但反過來，他們對人自身則求全苛責、要求不斷；自春秋時期開始，以“治人”為核心的思想在中華大地上野蠻生長，隨後經歷了秦末農民“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靈魂拷問之後，他們將“治人”更上一層樓。

在漢武帝時期全面推行了以“忠順之德”教化、以等級之禮約束的儒家思想，中華歷史進入了全方位的集權時代。

雖然中途短暫出現了“解放思想”的歷史朝代，但“治人”一旦繃緊便再也無法鬆開，直至明清，以“奴才”為教化的忠順之德在中華大地上開出了畸形花朵，民族的個體性、創造性被徹底扼殺。

所以不要問中華民族為何出不了原始創新，怪就怪在中華老祖宗推崇的“忠順之德”，深深刻在了中華民族的基因當中。

中華老祖宗：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成為了2000年封建集權的法理基礎

客觀而言，中華文明之所以全面邁入“治人”、“忠順”的主旋律，並非儒家一家治國。

早在春秋時期，齊法家代表人管仲就曾在《管子·正世》中下了一個恐怖結論：“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給以後2000年的中華文明成功上了一道緊箍咒。

站在統治者角度而言，自然不喜歡民眾有思想，七嘴八舌的、絮絮叨叨的，真叫人煩惱呢。於是他們將民眾的嘴巴閉上，將民眾的視野關閉，用刑罰、用利益、用國家機器等各種措施“弭謗”。

用他們的話來說，民眾的思想如同嬰兒一般落後不成熟，唯有他們這些學富五車、滿腹經綸的大思想家才能提出高屋建瓴的建議和宏偉的願景，才能擁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遠大抱負。

至於執行嘛，自然不是他們的事，得讓民眾幫他們執行。做得不到位就拿起皮鞭往死里抽，拿各種雞湯瘋狂灌，力求將民眾的精氣神榨乾榨盡。

所以封建王朝的農民非常可憐，不要搞生產供養龐大的、愛吹牛的老祖宗們，還得徵調入伍打仗、服徭役給執政者干規模浩大的面子工程。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華老祖宗牛皮吹得有多大、做事有多不靠譜，實踐一檢驗就出來了。歷代封建王朝（尤其是搞集權的大一統王朝），經歷了短暫的以榨乾民力堆積起來的盛世之後，很快淪為了不堪重負的病人。

偏偏此時的他們依舊執迷不悟，依舊將壓榨民力、大搞集權當成了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最終不過是南轅北轍、提前歸西罷了。歷代王朝民眾的揭竿而起大多不是為了“王侯將相”的尊位，而是因為“吃他娘、穿他娘”，可見中華老祖宗的想法有多不符合實踐。

“亂”真的是大害嗎？唐太宗：我就縱容亂了，“貞觀之治”不香嗎？照樣響噹噹

回到主題，“害真的莫大於亂嗎？利也真的莫大於治嗎？”站在科學角度顯然是不正確的。一個家庭、一個國家，並不是一人說了算就政通人和、百廢待興了。反而“一言堂”容易讓政策走偏，進而出現不可扭轉的惡果。

唐太宗李世民非常懂得這個道理，即便自己是智商超群的明君，難免也會誤信誤判導致出現政策失調，這就是“中正”。為此，他吸收了不給自己面子的魏徵、孫伏伽等人，讓他們有啥說啥，不要在乎自己的臉面。

有了這個基調之後，魏徵果然“有恃無恐”，不僅經常當著大臣的面說唐太宗的錯，還變本加厲說是“十分愚蠢”的行為，搞得唐太宗李世民常常下不了台，懟不過只好氣呼呼走了。不過冷靜下來的李世民又對魏徵道歉，可謂深諳“中正”之理。

按照中華老祖宗一貫的理念，這是不是太亂了。臣子騎在君主的脖子上不僅說君主錯了，還說很蠢。這不是亂了尊卑和君主名分了嗎？但是，最終結果卻是：李世民成為了歷史上無可爭議的千古明君，而君臣較亂的“貞觀之治”卻成為了大唐的第一個盛世。

所以，中華老祖宗就是自以為是，根本不存在“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唐太宗以他的親身經歷告訴我們：我就亂了，“貞觀之治”不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