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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霧蒙蒙的北京街頭，一列馬車緩緩停靠在新興的中華民國政府大門前。車上載着的不僅是疲憊的政客們，還有壓在這個年輕政府肩上的巨大債務——7.3億兩白銀的外債。這筆由清朝政府遺留下來的爛賬，如同一顆定時炸彈，隨時可能引爆新政權的經濟基礎。
街道兩旁，百姓們或好奇或漠然地觀望着這一幕。他們怎麼也想不通，這些穿着西裝的新政府官員，將如何應對西方列強的催債。事實上，自從清朝滅亡後，這筆外債就像一塊沉重的枷鎖，不僅拖累着民國政府的財政，還成為了各種政治交易的籌碼。
而就在人們議論紛紛時，一個消息在京城裡悄然傳開——英國和蘇聯竟然放棄了他們的賠款要求。這一決定引發了一連串疑問：為什麼這些年來索賠無度的列強會突然轉變態度？難道背後隱藏着某種不為人知的外交博弈？或者，這是某種更大策略的一部分？
清末屈辱：列強的不平等條約
清朝末年，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國家危機。自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之後，連串的戰敗使清政府不得不與西方列強簽訂了多個割讓權益、賠償金錢的不平等條約。這些條約的簽訂直接導致了中國主權的嚴重縮減和國家財政的極度緊張。
首先是1842年的《南京條約》，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也是鴉片戰爭後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的。根據條約內容，中國不僅喪失了香港島，還開放了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五個通商口岸供英國貿易，並且賠償英國2100萬銀元的戰爭賠款。這一巨額賠款加上失去的領土，已經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緊接着是1858年的《天津條約》和1860年的《北京條約》，這兩個條約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的屈辱。《天津條約》使得列強可以自由傳教、增開多個通商口岸，並在北京設立外國使館區。
而《北京條約》則允許外國列強駐軍保護其使館，中國再次支付了巨額的賠款，並割讓了烏蘇里江以東的領土給俄國。這些條約不僅使中國失去了大片領土和海關稅收的自主權，也使得清政府在國際上名譽掃地。
除此之外，不平等條約還強迫清政府支付賠償金，總計達到13億兩白銀的天文數字。這一龐大的財政支出迫使清政府大量鑄造銅錢和發行紙幣，導致通貨膨脹和物價飆升，普通百姓的生活負擔加重。
與此同時，這些賠款還加劇了國內的財政危機，因為清政府為了籌集這些賠款，不得不加重農民的賦稅負擔，導致了多起農民起義。
清政府在簽訂這些不平等條約的過程中，也暴露出其內部的腐敗和無能。許多官員在條約談判中表現出的軟弱和妥協，使得列強得以進一步侵害中國的國家利益。
例如，在《天津條約》的談判中，清政府代表的屈服態度，使得英法聯軍有機可乘，最終導致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而在戰爭中的失利更是直接導致了《北京條約》的簽訂，使得清朝的主權受到進一步的削弱。
隨着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清朝的國際地位急劇下降，中國逐漸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民國繼承債務：外債的重負
清朝滅亡於1912年，這個昔日龐大的帝國遺留給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的是一系列棘手的問題，其中最為繁重的便是外債問題。清末通過不斷簽訂不平等條約累積下來的外債高達7.3億兩白銀，這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對於正處於政治動蕩和社會轉型時期的中華民國尤其如此。
新政府在南京成立後，國內各派勢力還在爭鬥未定，北洋政府的成立暫時未能使國內局勢穩定。在這種情況下，民國初期的領導人面臨著如何處理清政府遺留下來的外債問題的嚴峻考驗。他們最終決定承認這些債務，希望通過這一決定恢復國際社會對新政府的信任，以及爭取更大的外交自主權。
承認外債的決策雖然在國際上有其必要性，但這一決策卻給國內的經濟和社會環境帶來了極大的壓力。民國政府不得不設法籌措資金來償還這些債務，而這通常意味着增加國內稅收或發行更多貨幣，這些舉措都直接影響到了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和國家的經濟健康。
在此期間，國內的經濟困境加劇了社會的不安定因素。由於需重稅以償還債務，加之民國政府在治理上的不足，使得國內多地爆發了由貧困和失業引發的社會動蕩。此外，民國政府的軍閥割據也加劇了國內的分裂，各地軍閥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忽視中央政府的法令和民眾的疾苦。
與此同時，國際上的形勢並沒有因為民國政府的軟弱而對中國有所放鬆。相反，日本等國家看準了中國內部的弱點，開始在中國東北以及其他地區加強其軍事和經濟的影響力。
特別是在1915年，日本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條”的苛刻要求，試圖進一步侵蝕中國的主權。雖然最終未能全部通過，這一事件卻明顯顯示了外部勢力如何利用中國內部的混亂進一步擴張其在中國的利益。
抗日與蘇聯的變化：賠款政策的調整
隨着20世紀的深入，世界形勢經歷了劇烈的變化，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是兩個具有深遠影響的重大事件。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凡爾賽條約中被迫接受了巨額的賠款責任，但隨着國家經濟的困境和國際政治的變動，德國政府最終在1932年洛桑會議中放棄了對中國的賠款索求。
類似地，俄國經歷1917年的十月革命後，新成立的蘇聯政府決定放棄沙皇時期對中國的賠款要求，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蘇聯對國際無產階級團結的支持。
這兩個發展對於中國來說無疑是一種解脫。自清朝末年以來，中國政府不斷地為舊有的外債和賠款負擔所困擾，這些債務嚴重製約了中國的經濟和政治自主。
德國和蘇聯的決定，雖然只是國際政治巨變中的一部分，但為中國提供了一種減輕外債負擔的可能性，為國家的經濟恢復和政治重建帶來了一線希望。
到了1930年代，中國面臨的形勢更加嚴峻。日本的侵略行動不斷升級，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已經佔領了中國東北三省，並在1937年全面發動了侵華戰爭。
在這種背景下，民國政府面對的內外壓力空前巨大。儘管國內政治分裂，國民政府試圖在國際上爭取支持，同時也不得不處理與日本的複雜關係。
1939年，隨着全面抗戰的進一步深入，中國民國政府在蔣介石的領導下，做出了一個重要決策——停止向日本支付早先條約規定的賠款。
新中國的外交立場：斷絕不平等
1949年，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開啟了全新的政治和外交篇章。在這個轉折點上，毛澤東作為新中國的領導人，在與蘇聯領導人米高揚的會晤中，闡述了新中國的基本外交政策：“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
這句話凝聚了新政府摒棄過去、重建國家形象的決心，同時也明確表示要結束所有殖民主義遺留下的不平等條約束縛。
這一政策的實施首先體現在對外關係的調整上。新中國政府審視了歷史上由清朝及民國政府所簽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這些條約不僅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也對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獨立造成了長期影響。因此，新政府在國際交往中堅決拒絕承認這些基於不平等和外力壓迫下籤訂的條約。
面對西方列強，尤其是那些在過去利用這些條約來控制和剝削中國的國家，新中國展現了堅定和果斷的態度。例如，對於英國等歷史上在中國享有特權的國家，新中國政府清楚表達了不再承認任何舊條約中給予他們的特權，如領事裁判權、租界治外法權等。這一做法直接挑戰了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對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控制。
此外，新中國的這一政策也被廣泛傳達到國際社會中。在各種國際會議和外交互動中，新中國的代表團堅持講述中國的立場和政策，爭取國際理解和支持。這種堅定的立場不僅改變了其他國家對中國的傳統看法，也逐漸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和認可。
在具體操作中，新中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鞏固其立場。政府組織專門的法律團隊，對所有歷史條約進行了徹底的審查和評估，確定哪些是基於不平等簽訂的，應當予以廢除。
同時，新政府也通過外交途徑與相關國家進行溝通，解釋新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力求通過和平而堅定的方式解決遺留問題。
朝鮮戰爭與國際關係的轉變
抗美援朝戰爭於1950年爆發，這場戰爭對新成立不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不僅是一次嚴峻的軍事挑戰，更是其外交政策的重大考驗。當朝鮮半島的局勢急轉直下，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時，中國面臨著是否介入的重大決策。
在考慮到地緣政治的安全和國家利益後，中國政府決定派遣中國人民志願軍跨境作戰，以抗衡美國及其盟友的軍事介入。
中國的這一決策不僅展示了其軍事力量，也是對其國家主權和地區安全考慮的體現。志願軍在戰場上的英勇表現，特別是在如長津湖這樣的重大戰役中，有效地阻止了聯合國軍的進一步北進，從而避免了可能的更大規模衝突。這種軍事行動雖然代價巨大，但在戰略上成功地維護了朝鮮半島的平衡，同時也確保了中國東北邊境的安全。
在政治層面，這場戰爭成為新中國外交政策的一次實戰演練。中國通過這一行動，向國際社會表明了其作為一個主權國家捍衛地區安全和平的決心及能力。
戰爭期間及其後，中國政府在聯合國和其他多邊外交場合中積極發聲，闡述其對國際事務的看法和立場，逐漸打破了由西方主導的對華政策框架。
抗美援朝戰爭後，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地位發生了顯著變化。西方國家，特別是那些在戰爭中與中國對峙的國家，不得不重新評估與中國的關係。英國作為西方大國之一，率先調整其對華政策。1950年代初，英國與新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這不僅是英國對中國實力的認可，也標誌着中國開始被更多的西方國家視為一個正常的國際行為體。
隨着英國的這一舉動，其他西方國家也逐漸跟進，開始與中國建立或恢復外交聯繫。這一系列的外交互動有效地減少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孤立狀態。特別是美國，其對中國長期實施的經濟封鎖和政治孤立政策開始顯示出不可持續性。
儘管美中關係在那個時期依然複雜，但美國政府內部已經開始出現關於調整對華政策的討論，尤其是在看到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之後。
參考資料：[1]蘇全有,張丹瑞.對庚子賠款研究的回顧與思考[J].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3(1):8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