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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對日講和，一方面要通過合法的政府去做；另一方面，他還有個人的勢力。
在他周圍形成了持抗戰亡國論，力主對日謀和的親日派。其中有一個小集團，胡適給他們送了一個“雅號”，叫“低調俱樂部”。
1、周佛海與汪精衛
“低調俱樂部”並不是一個組織，是臭味相投的幾個人經常在一起議論剿共、和日，與全民抗戰唱反調。它的直接主持人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蔣介石的幕僚、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二處副主任周佛海。
周佛海曾參加過共產黨，國共合作後，脫離並反對共產黨。同時也反汪精衛。
1925年年底，在上海領銜發表他親自起草、原中山大學30多名右派分子署名的反汪剿共宣言，在上海各報刊登，受到西山會議派的賞識，內定周為他們那個中央黨部的宣傳部長，周未敢就任。
但與西山會議派暗中勾結得很緊密。
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給周以嚴重警告處分。汪精衛那時是擁護“三大政策”的左派，對周佛海的行為不以為然，有一次對朋友說：
“周佛海真拆爛污，他以前是共產黨員，現在卻攻擊起共產黨來了。他退出共產黨就算了，還要來反噬，真不是東西！”
向周圍朋友告誡說：
“你們以後，切不要和這種人一起做事。”
1927年春，汪精衛回國，武漢國民政府反對蔣介石對革命的背叛，周佛海逃離武漢，投奔蔣介石。
周佛海報復汪精衛，以同樣的話攻擊說：
“汪精衛真拆爛污，他本是國民黨的黨員，現在卻要做共產黨的工具，攻擊起國民黨（蔣介石）來了。他跑到外國去就算了，還要來倒戈，真不是東西。”
也說：“我們以後，切不要和這種人共事！”
他還在文章中罵汪精衛“殷殷勤勤，誠誠懇懇，敷敷衍衍，糊糊塗塗”。
1932年蔣汪合作時，周佛海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江蘇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
蔣介石囑咐他：
你過去罵過汪先生，現在我們和他共事，你要多和他談談，求釋前嫌，並為我好好聯繫。有蔣介石這番話，周佛海不怕蔣介石猜疑，主動接近汪精衛，往來於蔣汪之間。
1937年1月，汪精衛從歐洲回國，周佛海代表國民黨中央去香港迎接，和汪精衛一同乘船回上海。那時，周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民眾訓練部長。
蔣介石仍要他和汪精衛加強聯繫，以消除1935年汪精衛被刺時留下的與蔣介石之間的隔閡。在周與汪的聯繫中，彼此交流對抗戰、對國共合作的看法，觀點非常一致，從此沆瀣一氣，周與蔣反而疏遠了。
周佛海參加了盧溝橋事變後蔣介石、汪精衛主持的廬山談話會，7月17日蔣介石的談話使他感到困惑不解。
他在蔣介石身邊多年，深知蔣介石一貫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剿共”雷打不動，現在共產黨的勢力越來越大，難道就甘心情願放棄“剿共”去抗日嗎？
他懷疑蔣介石抗日的誠意，猜測：
“也許由於舉國上下高唱全面持久抗戰，蔣介石不能不附和，而且比別人的調子更高，以便壓服反對他的人，爭取輿論的支持，被逼迫着“走上他不願意走的路。”
他覺得蔣介石的講話和他所思所想格格不入，倒是汪精衛的抗戰必亡論與他情投意合。不過，周佛海對蔣介石的感情是深厚的，即使後來公開投敵叛國，仍對他與蔣介石的舊交百般留戀惋惜。
2、“低調俱樂部”的由來
“低調俱樂部”一開始主要攻擊目標並不是蔣介石，更非有意叛蔣。周佛海主持其事，也不是有人推舉或任命。
因為他在南京的住宅——西流灣八號花園洋房，是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後建造的。時局動蕩，使他產生一種不安全之感，便特地在花壇下建造了一個地下室。
全面抗戰爆發後，聽說周家住宅有地下室的熟人，紛紛來躲警報。來客中，武官有顧祝同、熊式輝、朱紹良、李名揚等；文官有梅思平、陶希聖、羅君強、胡適、高宗武等。
他們除了用周佛海的防空洞以外，在政治上還有一種如蠅逐臭的關係，都認為對日本“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又擔心共產黨利用統一戰線和抗戰來擴大權力和影響。
在國共合作抗日受到全國各界一致擁護的形勢下，他們的話不便公開、任意地對外講，而在周佛海的洋房和防空洞里，可以大放厥詞。
說什麼：
“共產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蔣唯一手段。他們因為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戰爭。”
“因為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他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着蔣先生鑽牛角。調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越深。”
周佛海說，他們的主張是在相當的時侯，結束中日戰爭。
“在當時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為‘低調俱樂部’。”
是胡適參與議論，以其與全國抗日高昂氣氛不同，為之起名。
1938年9月，胡適被任命為駐美大使，與“低調俱樂部”中斷了聯繫。
汪精衛雖不公開直接參加“低調俱樂部”的活動，卻是這個小組織的靈魂。
他們和汪精衛的主張“完全”一致，所以“就無形中以汪先生為中心，醞釀‘和平運動’”，“企圖以外交方式，結束戰爭。”
這個小集團通過周佛海等人與汪精衛聯繫。
“低調俱樂部”的名稱雖不能宣揚，卻也不絕密，沒有多久就傳到社會上、機關里。
熊式輝是南京政府最高統帥部第二部（政略部）部長，周佛海、陳布雷副之，這個部研究對日和平問題，三人聯繫多，主張一致。
有一次，熊式輝警告周佛海：
“你要小心，不宜亂說話。廣西方面某要人，說你是非戰集團的主要人物。”
此後，周佛海謹慎一些，有事和高宗武、陶希聖到中山門外靈谷寺後面的高塔頂層去密談，然後再與汪精衛、陳布雷接頭。
這個小集團既然不敵視蔣介石，僅僅認為蔣介石抗日非出自真心，是不得已而為之；蔣介石對他們的活動也是睜一眼閉一眼地默認。
3、“藝文研究會”的來歷
蔣介石身邊也有主和派，兩位幕僚長——軍委會秘書長張群、軍政部長（後任參謀總長）何應欽，以及軍委會侍從室第二處主任、軍委會秘書廳副秘書長陳佈雷，都願和不願戰。
陶德曼調停中日戰爭時，“低調俱樂部”的人認為有機可乘，紛紛出洞，向汪精衛進言，並通過陳布雷向蔣介石建議：“和平之門不可閉”。
陶德曼調停失敗之後，他們仍不死心，周佛海事後描繪那伙人拚命掙扎的情況說：
“我們幾個同志，雖然力薄勢微，沒有方法挽回劫運，但是我們不死心，不絕望，我們暗中努力，使和平之門，不要全關，和平之線不要全斷。”
在破壞國共合作方面，“低調俱樂部”也不遺餘力。共產黨的軍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後，到敵人後方去抗日，也許會與日本的軍隊拼個兩敗俱傷，蔣介石、汪精衛都希望通過這條路達到十年“剿共”沒能達到的目的。
但共產黨的軍隊在抗日的戰鬥中壯大，共產黨的宣傳工作也是不可忽視的，它能擴大共產黨的隊伍和影響，蔣汪對此極為重視。
周佛海、陶希聖獻策，組織一個暗中和共產黨爭奪陣地的文化團體，得准。
於是而有1938年1月14日“藝文研究會”在漢口的成立，周佛海任總務總幹事，陶希聖任研究總幹事。
有CC分子、復興社分子參加其中。在長沙、廣州、成都、重慶、西安、香港等地設立分會。
這個團體的活動主要是拉攏文化界人士，以付稿酬為名，給以津貼，越反中共，給錢越多。葉青、蔣廷黻、李聖五、梅思平、姚蓬子等均拿稿酬。對青年黨、國社黨由蔣介石密諭，每月由藝文研究會各津貼3000元。該會還資助各地大小報，出版藝文研究叢書（陶希聖主編）。
他們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抗戰第一，勝利第一”等口號，射暗箭中傷共產黨。其經費每月50000元，由蔣介石下手諭命軍需署從軍事特支費內開支。
這個藝文研究會，除了拉攏文化人士，利用宣傳陣地反對中共外，還派生兩個作用，一是“低調俱樂部”有了公開身份，其活動可以用“藝文研究會”打掩護，堂而皇之地出現在社會上，二是汪精衛可以利用它和它的分支機構暗中勾結日本，從事求和活動。
1938年12月31日，陶希聖致胡適信中說，藝文研究會受蔣介石“面命”，受汪精衛“指導”，宗自：
“第一，要樹立獨立自主的理論，反抗共產黨的籠罩。第二，要造成一個輿論，使政府可戰可和。”
4、高宗武與日本的媾和
陶德曼調停破產後，“低調俱樂部”的人繼續尋求和談之路。蔣介石也極秘密地探討日本不以國民政府為和談對手的方針能否改變。雙方在物色從事這項活動的人選時，不約而同地選中了高宗武。
高宗武曾留學日本，抗戰時才30歲出頭。
蔣汪第二次合作時，汪精衛任用他到外交部工作。他協助汪精衛辦理同日本談判、簽約的事，得到汪精衛的賞識。1935年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他是一個汪精衛蔣介石都很器重的人物。
抗戰開始後，他反對抗戰，是“低調俱樂部”的主要成員。
早在1937年7月30日，胡適等人在高宗武家吃飯，談及對日主和一事，認為外交路線不能斷，應由高宗武去打通；必須有肯負責任的政治家擔此大任。
之後，胡適打電話給陳佈雷，要他在蔣介石面前進言用外交手段解決中日戰爭。
第二天，胡適等人在蔣介石處用午餐，離開前，胡適向蔣介石建議：
“外交路線不可斷，外交事應尋高宗武一談，此人能負責任，並有見識”。
其目的是讓政府停止抗戰，派高宗武去“切實打通”外交渠道，同日本和談。
蔣介石於1937年7月31日會見汪精衛和高宗武，進行了長期間的討論。
高宗武提出一個“使中日關係來一個180°大轉彎”的計劃要點，汪精衛立即表示同意，蔣介石既沒表示同意，也沒聲言拒絕。這是蔣介石默認的表示。他常在想做又不想負責的時侯做出這種姿態。
高宗武當天同住在南京的日本滿鐵公司南京事務所所長西義顯取得聯繫，西義顯已向滿鐵總裁松岡洋右提出“和平”運動工作報告，獲准動用滿鐵經費。會見高宗武后，西義顯去大連請示。
因上海戰事即將爆發，這項活動暫停。
8月9日，高宗武在上海先後同日本前駐上海總領事、時任日本紡織業同業公會理事長船津辰一郎及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秘密會談。
船津帶來日本政府的條件：
永定河左岸以東地區為非武裝地帶，中國不駐兵，由保安隊維持治安；取消冀察、冀東兩政權，其行政首腦必須如何應欽這樣的人物擔任，應賦予廣泛的權力；華北五省實施日華經濟合作。
5、誰在主導中日媾和？
日本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之後，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回國，日本政府對他說，如果中國政府同意下列條件，仍可簽訂停戰協定，即：
（一)中國加入共同剿共同盟；(二)中日經濟合作，騁日本技術專家任財政、經濟及特種工程事項顧問；（三）中國加入剿共協定後，日本撤回除天津、北平、察哈爾、綏遠以外的軍隊，（四）上海、天津、北平、青島各市長應由日本人指派。
蔣介石沒討論這些條件，而是秘密命令陳布雷設法與日本聯絡。
陳令高宗武辦，高派外交部亞洲司第一科科長董道寧赴日本，探詢日本能否改變1938年1月16日聲明的方針。
2月，董在日本橫濱與陸軍省軍務課長影佐楨昭大佐會見，在影佐介紹下，又在東京會見了參謀次長多田駿。
經過晤談，影佐因為日本政府有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他不便給蔣介石寫信，就給他從前的兩個熟人：何應欽、張群寫信，說了一些空泛的話。
諸如：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是一樁不幸的事件，董道寧此番來日本表示了中國的誠意，日本深為感謝等等。
董回國後，汪精衛得知蔣介石派董去日本的情況，非常高興，把董帶回的信交給陳布雷轉蔣介石。
蔣介石並不正面同汪精衛研究此事，而是通過陳佈雷、周佛海秘密派高宗武去香港，探詢與日本和談之路。
由行政院秘書、兼軍事委員會辦公廳秘書處長、再兼侍從室二處四組（組長周佛海兼）秘書羅君強，用軍委會的大印、蔣介石的簽章，給高宗武開了一張軍用出差證明書，高的頭銜“特派員”是羅君強隨便寫的。
由軍委會秘密經費中每月支6000元作為高宗武的活動經費，蔣介石辦這件事競瞞着行政院長孔祥熙、外交部長王寵惠。
與此同時，周佛海徵得蔣介石、汪精衛同意，讓立法委員林柏生到香港設立藝文研究會的變相分支機構“國際問題研究所”。
該所開辦了“蔚藍書店”，發行《國際周報》，拉攏文化人士。讓高宗武在香港為藝文研究會設立同類機構“日本問題研究會”，這樣，可以用搜集情報的名義，從事向日本求和活動。
高宗武2月去香港，來往於香港上海之間，曾於同年4月2日、5月30日兩次回武漢報告與日本人接洽“和平”情況。
高宗武帶回了日本所提條件。
高宗武在香港向日方代表西義顯、滿鐵特派員伊藤芳男轉達的蔣介石的意向性條件是：中國可以承認日本對中國政策的兩個原則：為了對付蘇聯；中日合作發展經濟。
認為日本也應尊重中國的原則：
滿洲、內蒙問題作為懸案待以後處理；河北、察哈爾政權迅速交還中國，以期確立長城以南的中國領土主權及行政管轄權的完整；中日應先停戰，限期撤軍，然後以上述條款為基礎進行談判。
日方要求蔣介石先剿共，國共分裂後再談判停戰撤軍；蔣介石堅持先停戰撤兵，然後剿共。蔣介石未接受日本的條件，日本忙着徐州大戰，想通過戰爭壓服中國，對高宗武轉達的條件持冷淡態度。
6、汪精衛的投石問路
1938年6月中旬，高宗武再回漢口彙報，之後又去香港。
這次，周佛海背着蔣介石，密派高宗武在伊藤芳男陪同下，由香港東渡，7月5日到日本東京。他先後會見了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參謀次長多田駿及影佐楨昭、今井武夫、犬養健等，說明中國政府實現中日停戰的條件，試探如果堅持不以蔣介石為對手談判，可否以汪精衛為對手。
日本提出要中國承認“滿洲國”及日本在蒙疆有駐兵權，還要中國參加“防共”協定和同意日本優先開發華北資源等。高宗武表示同意。
日方對以汪精衛為和談對手一事，給以肯定的答覆，板垣給汪精衛的信表示了此意。高宗武於7月中旬回到香港。
行政院長孔祥熙被蒙在鼓裡，完全不知道求和使者高宗武的活動，更不知其被派赴日的事。他兼中央銀行總裁，7月間，在中央銀行忽然看到軍委會辦公廳請為高宗武特派員匯款的文件，質問蔣介石：你派高司長出國，何以不讓我行政院長知情？
蔣介石矢口否認高出國是他指派，為高宗武辦匯款的是羅君強，他事先不知道這件事對行政院長、蔣介石的連襟孔祥熙也要保守機密。因為當時統制外匯，外匯一律經中央銀行寄出，他便以軍委會辦公廳名義致函中央銀行照匯。
機密泄漏，蔣介石批評了羅君強，並下令停支高宗武的活動經費，命他立即回漢口。
此前，王寵惠曾秘密問過蔣介石：“委員長是不是派了高司長宗武的公差？他已久未到部了。”
蔣介石回答說：“沒有。我不知道。前次聽說他夫人在香港生病，他曾想請假去看看。他現在不在漢口嗎？”
蔣介石的答覆顯然缺乏真誠。王寵惠知道其中必有文章，不敢再問。
蔣介石派出高宗武，又不承認，一般人無法理解，周佛海跟隨蔣介石多年，懂得這是蔣介石的政治。
蔣介石曾告誡他：
“政治就是秘密，秘密以外無政治。政治家左手做的事，右手不必知道。”
他對下級保密，下級對他也保密，他派出的使者背着他去了日本，和日本商妥踢開他，由汪精衛充當對日和談的主角，他事先競毫無所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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