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代表問題再討論

我們生活中經常提到國家：比如愛國，比如國家政策，比如國家要我們幹什麼，甚至要求我們孝順國家。國家在中文中，被賦予了太高的道德地位。但是我們一直忽略了一個最重要也是最基礎的問題：國家的存在基礎是什麼？誰來代表國家？怎麼代表才是正當的？

根據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國家理論（nation-state），現代國家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是根據國民普遍性的政治認同而存在，不是一個看得見摸得着的實體。那麼代表問題可是個大問題了，下邊先梳理一下政治學理論，最後給出個人總結。

在政治哲學史上，第一個提出政治代表問題的是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他在他的政治哲學著作《法的原理》、《論公民》、《利維坦》中，逐步提出這個系列的理論。在霍布斯看來，政治權力是解決人類無政府狀態下的困境的人為創造物，為了避免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爭鬥，更好的進行自我保存，才讓渡權利，締約形成主權者；而“代表”則是解決政治權力統一性這一問題的開端。

霍布斯是自然法-契約論學派，認為政治權力來源於自然人的同意，為了避免相互爭鬥，保證自我保存，而進行權利讓渡（指的是放棄反抗主權者的權利）；政治權力受自然法約束，是為了彌補人性的不足的人為創造物。國家是一個“政治人格”，在於組成國家這個統一體的所有人都具有一個意志。

霍布斯在考慮言語和行動的責任歸屬時，明確劃分為“自然人格”和“人造人格（公共人格）”。前者的言辭和行動是屬於他自己的，後者則代表另一個人的言辭和行動。授權者承認代行者的言辭和行動就是自己的意志。也就是說，通過權利讓渡，自然人成為授權者，代行者成為主權者，主權者成為每個人的代表，授權者對主權者的服從也是在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法國政治思想家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1767-1830）在反思法國大革命的悲劇以及盧梭的思想時，認為任何主權都必須由具體個人行使，無論主權者的概念多麼抽象，一旦權威的實際組織開始操作時，抽象的主權者本身無法行使權力，它必須將權力交給自己的代理人。也就是說，任何政治權力不論在抽象意義上如何代表人民，如何體現公意，在實際上，它必然由少數人行使，必然更多地反映少數人的利益與意志。

當代美國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Jr.)在其公共選擇理論中認為，政治官員也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比如權力、地位、名聲、金錢等，會利用自己的權力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必須設計出能夠制約他們的權力和他們在權力範圍內行為的法律和制度規則。

日常生活中，關於國家，主要在這幾個問題上有爭論：個人與集體的關係；政治與道德的關係；自由與強制的問題；平等性與差異性的問題；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關係。

當然，我在這裡主要簡要討論一下個人與集體的關係。在現實存在中，似乎是先有國家，後有個人，所以很多國家主義者倡導個人應服從國家，似乎是因為國家“生養”了你。但凡是倡導集體優先的社會，必然都會強調一種更強組織化和更強的集體控制。由此帶來兩個問題：一個是個人可能會被壓制，個性受到壓抑；二是那掌握集體控制手段的個人或集團，往往會擁有更大的權力，甚至可能侵犯其他普通個人的自由與權利。這也是集體主義模式的危險所在。

所以同樣是自然法-契約論學派的英國思想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在 《政府論》中否定了國家超然的道德地位，因為國家及洛克認為的國家“代表”即君主並沒有任何道德制高點；相反，國家與政治權力的存在基礎，恰恰是為了保證個人的生命權、財產權和人身自由權。

綜述上述四段理論，我們可以想到這樣一個結論：政治權力的保護功能是其最重要的存在基礎之一；國家是想象共同體，必須通過政治代理人來行使國家權力；通過人為創造法律和制度來劃分政治官員的“自身人格”和“公共人格”，來防止政治官員用權力來為自身服務。但是，實際運行中的政治代表的正當性，也蘊含在與授權者的交流之中。政治代表必須與授權者採取一定程度上的交流，才能真正代表他們的意志；政治代表是一個民主的溝通與程序問題。像我們那個可愛的代表申紀蘭，曾經說“我們是民主選舉，我們不與選民交流”完全是在秀智商下限。

上述理論來自於：《自然社會》，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李猛；《自由主義》，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教授李強；《政治學導論》，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楊光斌；《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唐士其；《政治學通識》，復旦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包剛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