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2日，隨着 2022 年廣州統計公報出爐，四座一線城市最新人口數據均已公布。
截至 2022 年末，廣州常住人口為 1873.41 萬人，對比上年末數據，減少 7.65 萬人。
根據此前深圳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2 年末，深圳常住人口為 1766.18 萬人，而 2021 年末，深圳全市常住人口為 1768.16 萬人，一年時間減少 1.98 萬人。
此外，2022 年，上海人口減少 13.54 萬人，北京人口減少 4.3 萬人。
這也意味着，四座一線城市去年常住人口均出現負增長，合計減少超約 27.5 萬人。
北京2022年常住人口為2184.30萬人，比上一年減少4.3萬人；
上海2022年常住人口為2475.89萬人，比上一年減少13.54萬人；
深圳2022年常住人口為1766.18萬人，比上一年減少1.98萬人。
2022年四大一線城市常住人口合計減少27.47萬人。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代信號：
中國的頭部城市，四個一線標杆核心城市，綜合實力拔尖的北上廣深常住人口齊齊步入負增長時代，標誌着中國一線城市的人口增長已經來到了一個臨界點，人口發展模式也必然面臨改變，新一輪的城際人口洗牌開始了。
人，永遠是萬物的尺度，和時代和環境沒有任何關係，經濟社會，人也是衡量經濟水平和發展潛力最重要的底層尺度。
為什麼會在2023年出現這樣有史以來罕見，或者說第一次出現的一線城市人口減少的情況？
這一輪人口減少，究竟是有外因的階段特殊情況，還是一個趨勢轉折的節點？
中國城市的人口洗牌，將帶來哪些可能的未來和必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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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僅是四個一線，就連繁華的香港也人口減少？是怎麼一回事？
北上廣深人口負增長算新聞，但是對於香港來說，已經不是新鮮事了。
自2020年步入人口負增長後，香港連續三年人口數量下跌。
2月16日，香港政府統計處發布2022年底人口數字。截至2022年末，香港人口臨時數字為733.32萬人，與2021年同期740.15萬人相比減少6.83萬人，跌幅為0.9%。
港府表示，2021至2022年的人口下跌由自然減少（即死亡多於出生）及香港居民凈移出（即移入少於移出）組成。
一方面，自然減少在2022年有所擴大，減少2.95萬人。由於第五波疫情影響，死亡人數在同期由4.9萬人上升至6.21萬人。
另一方面，這個“移民城市”的外來人口也在減少。2022年凈移出人數為3.88萬人，其中2.12萬人為單程證持有人的移入，6萬人為其他香港居民的凈移出。
2020至2022年，香港已累計流失人口18.73萬人，按年分別減少9.38萬人、2.52萬人和6.83萬人。
2022年10月，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首份《施政報告》更是指出，過去兩年香港勞動人口流失約14萬人。
香港人口已連續三年處於凈遷出狀態。凈遷移涵蓋香港居民以工作、讀書和移民等各種目的進出香港的流動。雖然港府不認同香港出現“移民潮”，但也坦言“過去10年，不包括單程證持有人的香港居民在大部分年份均錄得凈移出。”
政府發言人提及，香港居民在離境時無須向政府申報外游目的。因此，政府沒有港人移居外地的直接統計數字。
不過，香港保安局依據“無犯罪紀錄證明書”申請個案估算的移民數據顯示，2020年後香港移民數量確實有明顯的增幅。2021年，無犯罪紀錄證明書申請個案達38167宗，較2020年上升三成，創近5年新高，平均每月有3180人申請。
2020年此前10年，香港每年移民數量徘徊在6000至7000人。香港保安局預估，2020年和2021年均突破1萬人，分別為1.05萬人和1.47萬人，同比增加五成和四成，創下22年來新高。
近五年來，香港居民凈移出數量翻倍增加，2018年為2.04萬人，2022年已達到6萬人。
看來，不管是一線城市，還是以自由和發達著稱的香港，2023年，都走上了人口負增長的道路：
2022年上海人口減少了13.54萬人，不僅是一線城市中人口減少最多的城市，也是全國之最。
北京去年減少了4.3萬人，深圳減少了1.98萬人，廣州減少了7.65萬人。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政府年報以及數據屬性來看，減少的，是常住人口，常住人口數量≠實際人口數量：
常住人口有三個界定標準
常住人口是指居住在本鄉鎮街道且戶口在本鄉鎮街道或戶口待定的人；
居住在本鄉鎮街道且離開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半年以上的人；
戶口在本鄉鎮街道且外出不滿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學習的人。
常住人口減少的城市，不代表總人口的減少，還要看流動人口，人口遷入，還有當地生育率情況。
但是常住人口出現減少，是一個重要的地方人口轉折信號。
也是非常重要的宏觀經濟結構變化的關鍵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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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中國頭部城市人口出現負增長的現實原因，有哪些？
當然香港人口負增長，因為體量和一些特殊原因，實際上沒有多少值得關注的意義。
但是四個一線城市，在2022年齊齊出現罕見的常住人口下降，就很值得關注了。
分開來看：
2022年北京和上海常住人口下降，都並非首次下降。
因為北京和上海，其實從前幾天，就已經開始了人口疏解，提高落戶等等的人口數量控制工作。
但深圳常住人口下降，卻是1979年設市以來的首次下降。
由於《廣州市統計年鑒2022》只給出1978年以來的廣州市戶籍人口數據，卻沒有給出1978年以來的常住人口數據，所以暫時不知道廣州常住人口是多少年以來的首次下降。
2022年深圳和廣州常住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去年珠三角地區受疫情影響，大量外來務工人員選擇迴流返鄉。
不但廣州和深圳，2022年珠三角多個城市（包括佛山、東莞、中山等市）均出現常住人口下降的罕見現象。
疫情對人口流向的影響，是2020年以來繞不開的一個現實因素。
但是疫情不是決定因素，最多只能算催化劑因素，真正關鍵的，其實是三個更為重要的因素：
高房價；
生育率；
現實的經濟擠壓。
分開來看：
1，一線城市高房價對近年來湧入的外來群體，已經形成了事實上，但是看不見的紮根阻礙，甚至可以說是一種遷移壁壘。這是增量遏制；
2，經濟越發達，生育率越低的規律，在中國一線城市也得到了充分驗證。
以香港為例：香港的生育率在亞洲經濟體中一直屬於最低的地方之一，出生人數由2019年的5.29萬人大幅下跌至2022年的3.25萬人。
同樣的情況，在中國的一線城市也非常明顯。這也是增量遏制；
3，一線城市非常現實的經濟擠壓現象，也讓很多存量人口，不斷被洗牌遷移。
隨着全世界的經濟大環境從增量轉入存量模式，處於經濟第一線的頭部城市，必然會迎來最為直接和強烈的經濟綜合成本的擠壓現象。
具體表現就是：收入的增長無法和生活成本增長匹配，和次能級的城市相比，原本吸引外來人口聚集的收入差，已經無法形成明顯的財富累積效用了。
一線賺錢一線花，一分別想帶回家，越來越多一線打拚的人在對比了和自己家鄉的同齡人生活品質以後發現，雖然自己明面上有更高的收入，但是隨着生活成本的擠壓，已經無法形成收入優勢了。
在深圳一個月1萬，生活品質可能趕不上中小城市月入3000不說，每個月能形成財富積累的，也留不下多少，甚至還不如低成本的城市。
這對於很多一線本地人來說，其實也是一樣，即使有市值千萬的房產，過的也是溫飽線的生活，讓人懷疑人生。
成本擠壓，對外來增量和本地存量都有擠出效應。
互聯網上，有太多的觀點認為，一線城市常住人口負增長只是階段性的特殊情況，把原因都歸結於疫情，實際上非常捨本逐末。
經濟社會，成本導向才是關鍵，基於以上三點本質因素的分析，結論並不複雜：
這一輪一線城市的人口逆轉，或許是趨勢轉折的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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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研判和影響分析：對於接下來中國人口洗牌走向的討論和可能影響的研究
當然，隨着疫情影響的全面消退，以及中國經濟復蘇進程的推進，2023年，四個一線城市有望能實現人口反彈，而香港沒有多少想象力。
但是，從人口格局和人口流動遷移的轉折變化來看，再現曾經那種全國人民往一線扎堆，一線人口暴漲的盛況，是不太可能了。
這也符合中國國家對於經濟均衡發展，規避資本主義國家大城市病的規劃思路和發展設計。
不看短期的一些復蘇表現，不可否認，包括廣深在內的一線城市，在未來，已經不再是流動人口的首選目的地這點，也是事實。
那麼，中國人口格局變化，以及人口洗牌的趨勢之下，將會帶來哪些可能的影響？
這裡分享幾點個人的分析和思考：
首先，一線城市的房價整體見頂橫盤，將成為一個必然的結果。
後續一線城市隨着經濟增長房價緩慢增長，有序增長，是國家層面想要看到的結果。
但是過去在經濟上行期，因為經濟催化，貨幣現象，供需擠壓，以及提前透支推高的一線城市房價，後續也就失去了無序上漲的想象力空間。
但是因為收入和機會的吸引力，一線城市的房價再高，從安全角度來看，也是碾壓全國的。
其次，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整體趨勢，並不會改變，人口的“強省會時代”到來趨勢，非常明顯。
2017年，武漢一聲炮響，點燃了延續至今的“搶人大戰”的導火索。此後各線城市紛紛加入“戰局”，就連北京上海也不同程度地調低了落戶門檻。但總的來看，“搶人大戰”的最大贏家，還得數各地的強省會。
比如2017年“搶人大戰”元年，西安常住人口就暴增了104萬人；2021年，從疫情中逐漸走出來的武漢，全市人口則大漲了120萬人；至於杭州，從2019年常住人口凈增55.4萬人超過廣深起，人口增量已連續多年跑在全國前列；而成都的常住人口總量更是已經逼近北京，很多人預測，五到十年內“人口第四城”或將易主。
和當初廣深接棒京滬是因為後者嚴格人口調控，而前者敞開大門不同，強省會接棒一線，主要還是源於人們對房價等生活成本的考慮。比如2022年人口增長第一名的城市，就是被稱為“炒房客墓地”的長沙。
誠然，像長沙合肥甚至杭州成都等城市，就工作機會、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來說，跟一線城市還是有一定差距的。但人們選擇城市，並不只關心奮鬥所得，也要考慮付出的成本，往往是兩者權衡的結果。
理性預判，接下來省會和新一線城市經濟，包括本地房價的上行，是值得期待的。
有人口的支撐，一切經濟想象力都值得相信。
最後，未來中國城市發展的主線和核心動力，將從數量轉向質量。
隨着人口總量的下降，“搶人大戰”的高潮正在過去，而推動城市發展的動力也已從人口數量轉向人口質量，這也是為什麼國家最近召開的各種高級別會議中都有“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的提法出現的原因。
人口紅利終將過去，接下來要拼的是人才紅利、人文紅利。
客觀來說，人口紅利放到當下來說，已經是說不通，不成立的一個說法了，這個詞本身就很殘酷，對於未來哪些城市有想象力，有一個很值得關注的點：
就看一個城市，是否具備推進常住人口平權化、市民化的意識和行動，是否有租售同權，尊重生產力人口和吸引有效高級人才的態度。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中國人口格局的變化，是一個必然的事件，而疫情，只是加速了這個過程而已。
頭部城市人口見頂回落，縣城和環一線是否值得關注？
文章最後，和大家聊一個互聯網上基於人口格局變化的一種趨勢判斷觀點，那就是一線人口減少，是否環一線城市和縣域地區，能夠迎來一個爆發期？
我個人的看法，是沒有可能，甚至說這些城市的未來價值和經濟前景，可能還會進一步受到擠壓。
這裡面有三個邏輯：
第一，是規律，人口人才往大城市聚集，是必然規律，人往高處走是經濟社會的必然趨勢。
第二，就是縣城的經濟生態，人情資本主導的營商環境，等等根深蒂固的問題，不是短期能就能實現扭轉和解決的。
中國沒有啥黑社會的說法，但是縣城和環一線，卻是黑惡勢力和保護傘沆瀣一氣最集中的地方。
第三，環一線的發達靠一線外溢還有想象力，但是縣城，往往都有上級地級市，論配套和管理，縣城能有什麼優勢可言？
所以，基於當下中國人口格局的現實變化，結合以上的分析和討論，接下來，中國經濟的持續復蘇，集中爆發，包括中長期的想象力，省會城市和新一線城市，值得關注。
任何時代都是一樣，順勢而為，事半功倍，頑冥不化，頭破血流。
選擇是這樣，投資也是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