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參加過長征，49歲病逝時三位開國上將為其扶靈，數十位將軍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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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1月初，南京的天氣異常寒冷，街邊的梧桐樹葉落了厚厚一層，被疾風吹起又漫天灑落，整個南京城瀰漫著一股清冷而悲傷的氛圍。

一個被六朝古都南京引以為傲的奇女子，走完了人生最後的旅程，閉上了雙眼。

這位奇女子去世的消息，從南京市政府傳到江蘇省委，又從江蘇省委傳到了中央，讓很多人聞此噩耗後淚流滿面。

在靈柩前往墓地的路上，唐亮、宋時輪、鍾期光三人親自為她扶靈，而參與送行的開國將軍，竟多達數十位。

隨着靈柩的前行，後面緊跟着上千人自發悼念的各界群眾，有幹部、有軍人、有工人、有農民，在肅穆的氣氛中，悲傷的哭泣聲充耳可聞。

但也有更多的人對這位傳奇女子的身份充滿好奇，是誰有這樣的資格與影響，可以令數十名將軍為她扶靈送行，讓上千群眾泣不成聲音？

她沒有很大的知名度，沒有很高的職位，沒有驚天動地的事迹，但是，她卻是有着傳奇色彩的邱一涵。

她是首批參加長征的中央紅軍29名女紅軍之一

“我要參加革命！”

正在湖南嶽陽平江縣中學讀書的邱一涵，已經不止一次向他的父親與哥哥提出這樣的要求。

“你還小，先安心讀書，你學習的知識也是革命的力量。”

這是已經加入革命陣營的父兄給她的中肯建議與回答。

1926年，19歲剛畢業的邱一涵，終於在哥哥的介紹下，如願地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從那一刻起，她一步踏入血與火的革命鬥爭中。

1927年，隨着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徹底破裂，國民黨對共產黨員實施了殘酷的抓捕與迫害，在這一歷史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土地革命與武裝鬥爭”的戰略方針。

同年8月與9月，分別在周總理、朱德與毛主席的領導下，先後在南昌與湘贛邊界發起了中國革命歷史上最著名的“南昌起義”與“秋收起義”。

中國革命正式進入到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軍事鬥爭階段。

以秋收起義為導火索，湘鄂贛閩粵五省的許多國民黨軍事力量薄弱的區域，先後爆發了農民運動與武裝起義，開闢了大片的紅色革命根據地。

也就在這次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大潮中，邱一涵與哥哥一起，共同接受着革命風暴的洗禮，成為一名真正的革命戰士，開始了她傳奇的一生。

1930年，邱一涵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紅色革命根據地及工農紅軍的中堅力量。

隨着革命根據地的不斷發展壯大，國民黨加大了對根據地的“圍剿”，在江西吉安的一次反“圍剿”戰爭中，邱一涵右臂被子彈擊中，落下了終身殘疾。

1934年10月，隨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為了最大化地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也為了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中共中央決定由南向北進行戰略轉移。

這就是我們所熟知的艱苦卓絕的兩萬五千里長征。

而首批出發的是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也叫中央紅軍。

這支部隊，不僅是紅軍的主力部隊，而且，其中還包括中共中央與中央蘇區的政治、經濟、軍事與後勤保障等機關部門，可以說是整個中國共產黨及紅軍的核心所在。

中央紅軍及隨行機關的總人數高達8.6萬人，但考慮到行軍的機動能力，以及首支部隊所面臨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的戰鬥風險，對隨行女紅軍的數量進行了嚴格的控制。

女紅軍人數被控制在不超過30人，而其中還有十多名中央領導人的妻子。

這樣一來，真正能夠加編入到中央紅軍長征隊伍的只有十幾個名額。

“只有十幾個名額，也不知道我能不能爭取到？”

邱一涵得到這一消失後，幾乎一夜無眠，她渴望隨中央紅軍北上，因為，只有這樣，她才有更深入地參與見證中國革命的發展與歷史。

但她知道，自己被選中的可能性極小。

因為，她是根據地女紅軍戰士中少有裹着小腳的。

在這麼多年的根據地發展與反“圍剿”戰爭中，為了能夠一直衝到前線，關於小腳一事，她一直隱瞞着，並沒有多少人知道。

而且，除了裹了小腳之外，她的右臂又處於傷殘狀態。

令她內心極為不安的是，這次的選拔，為了確保不影響行軍及頻繁的戰鬥需要，首先必須進行體檢，優先選擇身體最健康的女紅軍戰士。

她知道，自己被選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她不願放棄，也不能放棄。

經歷過各種生死戰鬥的邱一涵，頭一次陷入了緊張狀態。

她一邊給自己加油打氣，一邊想着應對之策。

“邱一涵同志，你也知道，這次出發的部隊既是紅軍主力部隊，又是先頭部隊，還有很多中央機關人員隨行，上級要求所有參加的女戰士，能應對遠距離的日夜行軍，還將面對着持續不斷地戰鬥，而你的身體——”

負責選拔的人，說的雖然很委婉，但邱一涵知道，她不符合條件，已經落選了。

當然，他們也看到了邱一涵的身體狀態，右臂嚴重殘疾，自然會影響做事；而被裹的小腳，也不適合長途與快速行軍。

“我雖然右臂傷殘，但我可以左手持槍；我雖然是小腳，但我在行軍與前線戰鬥中，從未掉過隊！如果不相信，你們可以問問跟我身邊的戰友。”

邱一涵在為自己辯解，但她也知道僅憑這兩點，根據沒有說服力，看着選拔人員無動於衷的表情，她拋出了殺手鐧：“即便你們認為我行軍打仗能力弱，但是，我可是咱們紅軍里最有經驗的衛生兵，對於一線傷員的救治，相信沒人能比得過我。”

這句話，倒讓負責選拔的人員動了容。

他們也知道，作髮長征首發的中央紅軍，面臨的戰鬥壓力是最大的，無論是戰爭的傷員，還是長途行軍中的傷病，都是一個需要考慮的重大問題。

整整8萬多人的隊伍，不能沒有負責醫療衛生的。

經過向上級彙報，並全面了解了邱一涵的歷史後，她終於被破格編入準備長征的中央紅軍，不僅加入由29人組成的女兵團，而且還擔任了班長職務。

果然如她自己所說，雖然小腳加右臂傷殘，但她總是以驚人的毅力，讓人刮目相看。

兩萬五千里的漫長征途中，她的行軍速度並不弱於男同志，而她僅憑左臂左手照樣能夠熟練地處理傷病員的護理與救治工作，讓中央紅軍從上到下的一提起邱一涵，都直豎大拇指。

也正是加入中央紅軍長征的決定與機會，讓她成為紅軍第一方面軍中的傳奇女紅軍。

她是不願拖累戰友突圍而自殺的新四軍將領妻子

邱一涵，不僅自己是富有傳奇色彩的紅軍女戰士，她的丈夫也是一位傳奇革命英雄。

1929年5月，湘鄂贛革命根據地來了一位二十齣頭的年輕人，戴着眼鏡，文質彬彬，一看就是典型的知識分子出身。

而此時，正在湘鄂贛根據地從事傷員救治工作的邱一涵，火急火燎地從傷員營房中出來，兩人差點撞到一起。

男青年看到邱一涵滿臉是汗滿身跑進跑出的樣子，便停在一邊仔細地觀察，眼睛裡充滿着好奇。

再仔細一看，不由得“咦”了一聲。

這跑起來如飛一般的女戰士，竟然是裹着小腳。

僅此一事，就足以激發起了他的好奇之心。

當時的女紅軍主要來自根據地的貧苦農民家庭，她們一溜的大腳板。

也有極少一部分，是來自家庭條件較好的進步女青年，也少見有裹着小腳的。

邱一涵這種裹着小腳的女戰士，他還真的是頭一次見。

但是，只看着她跑來跑去的這速度，任誰也不相信，竟是小腳女子。

而邱一涵那種蓬勃的朝氣與革命熱情，更加感染了他。

“她叫什麼名字？”

“邱一涵。”

當他向別人打聽的時候，不僅得到這風風火火的女子的姓名，也得到了更多的其他信息。

他知道，邱一涵與他一樣，都是湖南人，是典型的湘妹子。

年齡只比他小一歲，學生時期便已投身革命，父兄都是早就投奔革命的共產黨員，可以說出身於標準的革命家庭。

或許是邱一涵身上的獨有特質吸引了他，也或許是共同的革命理想與信念的感應力，戴着眼鏡的男青年，隔三差五地便去邱一涵工作的地方。

終於，邱一涵注意到了他。

“你是新來的？”

邱一涵對於湘鄂贛根據地的機關部門的人員，還是比較熟悉的，因為她的親哥哥此時就是湘鄂贛根據地的核心領導幹部之一。

但對眼前這位男子卻十分陌生。

“我叫袁國平，剛調任過來。”

通過相互介紹之後，兩人算是正式認識了。

這一年，邱一涵23歲，袁國平24歲。

在湘鄂贛根據地，像袁國平這樣周身散發著儒雅氣質的知識青年並不多，而同樣受過良好教育的邱一涵在女戰士中也是十分亮眼，兩人很快便相互吸引，產生了情愫。

但邱一涵對袁國平並不了解，剛開始以為他只是一個普通的紅軍戰士，還一再叮囑對方不要把太多的精力放在戀愛上，要追求進步。

“邱一涵，你知道他是誰嗎？”

有一天，她的哥哥過來的時候，碰巧看到剛離開的袁國平，笑眯眯地問道。

“知道啊，他叫袁國平，是一位紅軍戰士。”

邱一涵盯着哥哥怪異的表情，一臉的疑惑。

“沒錯，他是叫袁國平，也是一位紅軍戰士，但他可不是普通的紅軍戰士。”

隨着哥哥話題的打開，邱一涵的眼睛是越睜越大，她被袁國平的履歷與身份震驚住了。

這位當時只有24歲的知識青年，16歲便考入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是毛主席的師弟，同為徐特立的學生，在師範學校期間，就出任了湖南省學聯執行委員，還是自己哥哥的老上級。

畢業於黃埔軍校第四期，不僅參加過北伐戰爭，而且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南昌起義”與“廣州起義”的骨幹。

而他也是新上任的湘鄂贛根據地特委委員兼宣傳部部長。

“我還經常給他上革命思想教育課呢。”

邱一涵不好意思地撓了撓頭。

兩人本來就兩情相悅，再加上哥哥的撮合，邱一涵與袁國平很快就在湘鄂贛根據地舉行了簡樸的婚禮，邱一涵又多了個袁國平妻子的身份。

此後，袁國平升任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在第一到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擔任政治領導的重要職務。

同邱一涵一同參加了紅軍第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的長征，並任紅軍第一方面軍的政治部代主任，是中央紅軍的核心領導人之一。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因對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內戰”極為不滿，張學良與楊虎城發動了西安事變，逼蔣停止內戰、聯合抗日，國共開展了第二次合作。

為了共同聯合抗日，中央將工農紅軍改編成了八路軍與新四軍，而袁國平則出任了新四軍的政治部主任一職，是新四軍的重要領導成員之一。

1941年1月，國民黨軍隊對新四軍進行了包圍，發動了令人髮指的“皖南事變”，新四軍的軍長葉挺在談判時被國民黨扣押，副軍長項英被特務暗殺，率領新四軍突圍的重擔便落到了袁國平身上。

在周家山，袁國平身中數彈，負傷嚴重，身邊的新四軍戰士守護着他不願離開，他幾番下令讓他們儘快突圍，均被身邊的戰士拒絕了。

“首長，我們不能丟下你。”戰士們哭了，但死活不願離開。

袁國平眼看着國民黨軍隊的包圍圈越來越小，再這樣下去，就會有更多的人因為他而錯失突圍的良機，便毫不猶豫地拔出配槍，飲彈自殺。

他知道，此時，只有犧牲自己，才能不拖累部隊，才能讓更多的人活下去。

年僅35歲的袁國平，就這樣，為了革命，為了保全新四軍的戰士，訣別了妻兒，給自己傳奇的革命生涯畫上了句號。

當戰士們清理他的遺物時，在他的上衣口袋中，發現了緊貼胸口的邱一涵的照片。

她是為了革命事業而犧牲家庭的無畏英雄

邱一涵與袁國平共有三個孩子，兩個女兒一個兒子。

在湘鄂贛根據地時，剛出生不久的大女兒，因為持續不斷地反“圍剿”戰爭，根本沒法照顧，便被送到她的母親那兒。

在國民黨對根據地圍攻的同時，對於共產黨員及紅軍戰士的家人也開始的抓捕與殺害，而邱一涵的家庭是典型的革命家庭，她與父兄都是共產黨員，自然就成為國民黨政府重點迫害的對象。

這一惡劣的環境下，本就行動不更的邱一涵的母親，只能帶着自己的大外孫女到處躲避國民黨政府的追殺。

在顛沛流離中，祖孫倆失散了，失去祖母保護的年僅13歲的大女兒，被人賣給他人做了童養媳，過着苦不堪言的生活。

而一直處在戰爭與行軍的二女兒，剛出生沒多久，又因為極差的生活與衛生條件，而患了重病，對此，邱一涵與袁國平夫妻二人卻束手無策，只能眼睜睜地看着孩子在懷裡死去。

面臨生死都不形於色的革命夫妻，卻忍不住失聲痛哭。

而唯一活下來了兒子，也因為邱一涵與袁國平的革命工作需要，而不能在身邊陪伴與照顧，隨着袁國平的去世，孩子只有母親可以依靠，但為革命事業奔波的邱一涵也只能偶爾與兒子倉促地見一面。

新中國成立後，母子倆終於可以一起生活了，但邱一涵仍是一心撲在工作上，巨大的工作壓力佔用了她大量的時間，讓她在和平時期也未能盡到母親的責任。

因過度操勞而英年早逝的邱一涵，又讓唯一的兒子成了孤兒。

可以說，邱一涵的一生，為了革命事業，犧牲的家庭。

丈夫袁國平為了革命犧牲，大女兒離散失聯，二女兒因為沒有得到及時的救治而死，這些都沒能摧垮邱一涵的革命意志。

邱一涵去世後，她與袁國平唯一的兒子，年僅十多歲便成了孤兒。

看着孩子趴在母親的靈柩上哭得死去活來，當時的省委書記江渭清，含着淚對着邱一涵的遺體做了承諾：“一涵同志，你放心，你的兒子由省委來撫養！”

邱一涵與袁國平，夫妻二人一同書寫了既屬於自己，也屬於全中國人民的偉大革命傳奇人生，正是因為像他們二人這樣為了大家而犧牲小家的革命者，才有了中國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