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台灣搞事，蔣介石堅持一立場，獲毛澤東稱讚：還有一點良心

2022年10月31日19:52:10 歷史 1576

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神聖的領土。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後，美、英、中三國發表的《開羅宣言》，也明文規定將日本侵佔的台灣、澎湖列島歸還中國。但是，美國為了維持其在台灣及整個亞洲的利益，從20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末，即多次“搞事”，炮製出一個又一個的陰謀，企圖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

1949年，蔣介石雖然在大陸兵敗如山倒，但他堅持反對把台灣分離出中國，因此美國政府認為他不再是一個“合適”的工具，並要尋找一個“不必聽蔣介石指揮，而專為台灣謀福利者”，以完成“台灣自治”。

1949年2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派美國駐南方大使館參事莫成德到台灣去“搞事”。莫成德首先試圖策動時任台灣省政府主席的陳誠脫離蔣介石，在台灣搞“自立”，但遭到了忠於蔣介石的陳誠的拒絕。一計不成，又生一計，莫成德又選中了“親美”的孫立人，不料不久孫立人卻恭迎蔣介石“蒞臨”台灣。

在“台灣自治”陰謀破產之後，美國又祭出“託管台灣”的損招。

早在1947年春，美國駐台灣副領事喬治·柯爾就向美國國務院遠東司提交一份備忘錄，提出為阻止共產黨對台滲透，必須把台灣置於聯合國或美國監督之下。同年8月，美國總統特使魏德邁在寫給馬歇爾的報告中說：“有跡象表明台灣人對美國監護或聯合國託管是會接受的。”

1949年9月，美國遠東司與聯合國司協商後，向美國國務院提交“託管台灣”的具體計劃：美國先與盟國協商，再由“台獨”分子提出呼籲，然後要求聯合國召開特別會議，在會議上形成舉行台灣“公民投票”的決定，說服亞洲某些國家出一些象徵性的兵力會同美國佔領台灣，並在兩周內召開台灣政權轉移會，使台灣交聯合國“託管”，並最終實現台灣“獨立”。

蔣介石針對美國提出的“託管”方案，向麥克阿瑟明確表明自己的立場：“台灣移歸監國或聯合國暫管之擬議，實際為中國政府無法接受之辦法，因此種辦法，違反中國國民心理，尤與中正本人自開羅會議爭回台澎一貫努力與立場，根本相反。”在蔣介石的堅決反對下，美國“託管台灣”的計劃不得不擱淺了。

“託管台灣”的計劃破產後，賊心不死的美國又拋出了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

早在1943年美、英、中三國發表的《開羅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已明確表示日本投降後，將滿洲、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中國政府也已據此接收了台灣。但是，當台灣有可能被共產黨收復，美國的西太平洋戰略受到威脅的時候，“台灣地位未定”論便出籠了。

從1948年底開始，美國一些政客就在台灣到處散布“台灣在‘法律上’還不是中國領土”怪論。1949年3月，美國總統批准了美國國務院提出的對台基本政策——“不讓台、澎落入共產黨手中”，“為達此目標，最切實際的手段就是把這些島嶼同中國大陸分離開”。美國國務院新聞發布人發表談話時說：“台灣地位在戰時與庫頁島完全一樣，其最後地位將由一項和約決定。”

蔣介石獲悉美國的意圖後，立即作出反應，他授意由剛去職的前“外交部長”王時傑在台灣發表公開講話，對美國的奇談怪論予以嚴厲批駁。王時傑說：中國對台灣是“收復失地”，不是“軍事佔領區”，中國對該島的內政外交有絕對主權；自1941年中國對日正式宣戰以來，《馬關條約》已經失效，自那時起台灣在法律上就已歸還中國，到戰爭結束時再從日軍手中實際收回。王時傑呼籲人們對“帝國主義實現直接或間接控制台灣的企圖”提高警惕。這個講話，表明了蔣介石在這一問題上的強硬立場。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為美國正式提出“台灣地位未定”及付諸行動提供了時機。6月27日，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宣稱“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考慮”。與此同時，杜魯門命令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阻止中國共產黨解放台灣，另一方面也不支持國民黨“反攻大陸”。

此時蔣介石的內心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深知以自己的兵力，不可能守住台灣，因此，他希望美國第七艦隊能長期停留在台灣海峽；另一方面他也窺破了美國人企圖分裂中國的陰謀，而“台灣地位未定”論，只不過是這個陰謀的一部分。因此，在美國人拋出“台灣地位未定”論之前和他商談此事時，他沒有同意，而且決定即使第七艦隊撤離台灣，他也要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

在杜魯門發表聲明的第二天，6月28日，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台灣“外交部長”葉公超發表聲明，表示接受美國的要求，已命令海空軍停止對大陸的攻擊，同時又聲稱，“這只是應變措施，對於中國政府統治台灣之地位及維持中國領土之完整均不產生影響”。這個聲明中特意強調：“台灣屬於中國領土一部分”，“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深感台灣、日本作為其遠東戰略基地的重要性，在鼓噪“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前提下，美國又一手操弄“對日和約”。

所謂“對日和約”，即第二次大戰後由參戰國與日本簽訂一項條約，以解決戰後遺留問題。因為中國抗日的中堅力量，所以最有資格參加對日合約會議。但是，美國為了達到“台灣地位未定”的目的，以美國同中共在朝鮮處於交戰狀態，反對新中國代表出席；而已經承認新中國政權的英國則反對台灣代表出席。

1951年6月，美英兩國起草的關於對日和約聯合聲明草案提議：“日本放棄其對台灣和澎湖列島的主權”，而“該條約的本身將不決定這些島嶼的未來歸屬”。同時，兩國又商定，新中國將不被列入對日和約的簽字國，而由日本和台灣當局單獨簽定一個雙邊“和約”，其有關台灣歸屬問題的條款要與舊金山對日和約一致。美、英兩國的這一行徑激起海峽兩岸中國人的一致譴責。6月18日，蔣介石發表聲明稱：台灣當局參加對日和約的權利不容置疑，不接受任何含歧視性條款。在這一過程中，蔣介石反對“台灣地位未定”的態度是堅定的。即使迫於美國的壓力，台灣當局最後不得不接受了同日本“單獨媾和”的方案，但蔣介石卻始終沒有放棄一個中國的原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