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黃維被特赦，蔣介石找人給他帶話，黃維：我的命是共產黨救的

1975年3月，新中國最後一批戰犯也被特赦了，其中就有已年逾七旬的黃維，這時距他被俘已經過去二十七年了。

這二十七年間，他漸漸改變了對共產黨的敵視、偏見，慢慢地被共產黨人的心胸和作為折服了。

台灣方面得知黃維被特赦後，蔣介石找人給他帶話，讓他到台灣定居，並承諾會給他補發二十七年的薪水。

但這些都被黃維拒絕了，黃維說：“我的命是共產黨救的，我不能忘恩負義。”

黃維被俘

黃維早期也是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並曾在任小學教師期間因宣傳共產主義而惹怒當地的地主鄉紳被迫離職離鄉。

後來在老鄉兼好友方誌敏的幫助下考入黃埔軍校一期學習，最終憑藉自己的努力成為一期優秀畢業生，並因為在與軍閥鬥爭中的優異表現成為了老蔣的嫡系。

在抗日戰爭中，黃維有着不俗的表現，稱得上是抗日名將，而且是國民黨高級將領中為數不多的清廉將領，但也許是跟他從事過教育工作有關吧，他堅信“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所以，即便是與自己的同胞揮刀相向，血濺沙場，他也是忠貞不二的執行着蔣介石國民政府的命令。

可以說，黃維這種將領是十分受蔣介石信任及器重的，他不拉幫結派，不貪污腐敗，骨子裡還有着一種“正統思想”，只要是蔣介石的命令，他是不管對錯照單全收遵照執行，從來不會提出質疑。

所以，黃維這種為數不多的、忠誠清廉的而又是黃埔出身的部下升遷很快，在淮海戰役前夕他已經是第十二軍團的司令了。

1948年，人民解放戰爭進入到奪取全國解放的關鍵戰略階段。

隨着戰局的發展，中共中央經過深思熟慮在11月6日發動了淮海戰役。

戰鬥進行不久，黃百韜的第七兵團就被華東野戰軍圍在了碾庄，之後我中原野戰軍又很快佔領了宿縣。

為了重新奪回宿縣並解黃百韜兵團之圍，蔣介石命令黃維率十二兵團和第六兵團、第八兵團一起北進。

然而，這三個兵團在行進途中卻受到了華東野戰軍的大力阻擊，還沒到達指定地點就收到了黃百韜兵團全部被殲，黃百韜陣亡的消息。

黃維率領的十二兵團在雙堆集被中原野戰軍團團圍住。

雖然蔣介石在得知黃維兵團被圍後，命杜聿明火速救援，但在我中原野戰軍和華東野戰軍的圍攻下，黃維兵團還是在12月15日被全殲，第十二兵團司令黃維也被俘了。

“最頑固的戰犯”黃維

黃維被俘後登記的並不是自己的真實姓名和真實職務，他還存在着僥倖心理，妄圖矇混過關。

然而不久黃維就被其他被俘的士兵給指認出來了。

被指認出來後黃維被單獨關押，最初他對於兵團被殲自己被俘很不服氣也想不通，因為自己兵團的武器裝備全是美式的，比解放軍好的不是一星半點，人員數量也是多於解放軍，怎麼就會輸了呢？

但當黃維聽說把自己打敗的是陳賡時，他釋然了，他很坦然地說：“輸給陳賡，我心服口服，在學校我也沒贏過陳賡啊。”

雖然黃維對於輸給陳賡不覺得冤枉，但他卻對於在戰爭中使用毒氣彈等罪行，一概不承認，他認為他是在為國而戰，有什麼罪過呢？

充其量他只不過是個打了敗仗的敗將，他堅決不承認他是戰犯。

當時淮海戰役還在進行中，我軍動員被俘的國民黨將領們給杜聿明等被圍困的同僚們寫勸降信，幾乎所有的被俘將領都簽字了，但黃維堅決拒絕簽字，他說：“我打敗仗被俘是我無能，我是軍人，怎麼能勸降同僚呢？我不會做黨國的叛徒，我絕不會投降。”

此時的黃維抱定了“忠臣不事二主”的信念和對蔣校長“不成功便成仁”的承諾，在他的心中只有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而共產黨是在奪權，是非法的，所以他絕不會配合共產黨的任何舉動和行為。

可此時的黃維萬萬想不到他在國民黨那邊已經上了“陣亡名單”，連追悼會都已經舉行過了。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黃維所在的看守所遷到了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

在戰犯管理所，為了能讓戰犯們儘快轉變思想，管理所的管理人員會定期組織戰犯們進行政治學習和勞動改造，並要求所有在押犯都要在政治學習後寫學習心得，並定期彙報自己的思想情況。

後來的一些國民黨高級將領經過政治學習思想有了很大的進步，對待內戰的態度和國民黨政府的一些做法有了很大的改變，他們會積極要求讀一些毛澤東主席的著作，讀完後還會寫讀書心得，聽說有位高級將領寫了上萬字的心得，在徵得管理所同意後還把心得在學習會上講給所有戰犯聽，起到了很好的學習效果。

然而黃維對於同僚們的這些行為是很唾棄的，他視這些同僚為叛徒，他對政治學習很抗拒，別人分享學習心得他要麼充耳不聞，要麼就是尋釁謾罵來擾亂課堂秩序。

黃維不光是抵制政治學習，就連刮鬍子這麼件小事他也能上升到兩個黨派的高度，說什麼：“在國民黨長的鬍子，不能在共產黨的監獄裡刮掉。”

黃維是管理所中是出了名的“大刺頭”這個名頭可是做實了。

我的命是共產黨救的

1952年，黃維由於長期抗拒改造，心情經常處於壓抑中，導致身體免疫力下降，五種結核病一起複發，最嚴重的是腹膜結核已發展成腹膜炎，腹水導致他小腹以下皮膚都是腫脹發亮的，根本就無法坐、立，只能是躺着。

管理所並沒有因為黃維對改造的配合而放棄對他的治療，他被送到了復興醫院住院治療。

黃維的這五種結核病都必須要靠大量的長期的注射鏈黴素或者青霉素來治療，而關鍵是這兩種黴素在當時的中國並不具備生產條件，只能是用進口的手段獲取。

那時，市場上有蘇聯和美、英製造的這兩種黴素，蘇聯造的價錢便宜，但效果卻不是很好副作用還大。

美英造的效果比較好，副作用也小，但卻很難買到，要想買只能去香港。

事情驚動了周恩來總理，為了讓黃維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經中央批准，專門到香港去購買藥品，為此還動用了國家的外匯儲備和黃金。

據黃維回憶：他的病最嚴重時需要一天注射六支青霉素，那次可是一連用了將近兩個月的葯，藥費在那時可算得上是天文數字了。

可最初，病床上的黃維思想還是頑固的，他的想法仍然是：“共產黨這麼賣力地給我治病，還不是想讓我認罪，想讓我投降悔過。”

但漸漸地，隨着時間的推移，黃維的思想有了轉變，因為他這個病是完全不能自理的，從躺在病床上就一直是由管理所的管理人員來照顧他的吃喝拉撒，而這一躺就是四年。

四年間，管理人員對他照顧的是無微不至，從來就沒有嫌棄過他，就算是讓他的親人來照顧，估計時間長了也不會這麼用心，黃維有些感動了，因為他很清楚在戰爭時期，國民黨抓住共產黨後是如何對待的。

我黨除了重金為黃維購買進口藥物治病外，在飲食方面也是特別照顧，為了提高他的免疫力，每天都會提供牛奶、肉、蛋等有營養的食物，即使是在困難時期都沒有中斷過，要知道，在困難時期，我國家領導人們都跟人民一樣不吃肉食、不吃細糧，與人民一起度過難關的。

可見，共產黨對待即使是罪大惡極的戰犯也是極度人道的。

黃維的幾種結核病經過全力治療基本得到了根治，他的身體慢慢恢復後醫生批准他可以出院，並可以適當參加勞動鍛煉。

回到管理所後，黃維的態度發生了轉變，積极參加學習、勞動，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發展，但是1955年年底發生的一件事情又讓黃維的態度有了反覆。

那時，中央正在醞釀對戰犯的特赦問題，本來是想特赦一批罪行比較輕的戰犯，但經過多次各界人士座談會討論商議，最後結論是：時機還不太合適。

可政府準備對戰犯進行處理的消息已經在管理所宣布了，最後卻不了了之，像黃維這種本來就很頑固、思想剛剛有些轉變的人，面對這種情況首先想的就是政府說話不算數，結果思想又回到了要堅持“文天祥民族氣節”階段。

就這樣，黃維的思想反反覆復，直到1975年3月，最後一批戰犯全部都被特赦時，黃維才走出了管理所，這時，距他進到戰犯管理所已經過去二十七年了，而他也經歷了幾個管理所的輾轉，當黃維接過特赦通知書時，這個當初最頑固的戰犯不禁淚流滿面痛哭失聲。

特赦後，已是七十多歲的黃維本想回老家養老，但中央特批他可以留京工作定居，每月工資二百元，黃維接受了中央的誠意挽留，留在了北京安心工作生活。

台灣方面得知黃維被特赦後，蔣介石找人給他帶話：邀請他到台灣定居，並承諾要按中將待遇補發他二十七年的薪水。

對於台灣的喊話，黃維堅定的回應道：“我的命是共產黨救的，共產黨對我有再造之恩，對我全家都有恩，我不能做忘恩負義的小人。”

之後，黃維把餘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文史工作研究和祖國統一的事業中。

在台灣和大陸實現三通後，台灣方面邀請黃維去台灣做訪問，黃維高興地答應了，他想藉機與台灣故交好友見面暢談，也想去祭拜有着知遇之恩的蔣介石及陳誠等人的墓，最重要的是為兩岸的統一做些努力。

然而，經過大半年的赴台準備，手續都已經辦理完畢的情況下，黃維卻因勞累過度，心臟病突發在1989年3月20日去世了，享年85歲。

結語：

黃維這麼一個堪稱“頑石”的頑固分子，能在我黨長達二十七年的教育改造中終於被感化，並最終投身於新中國的發展建設及兩岸的統一的工作中去，充分說明了我黨寬闊的心胸，即使是對待罪大惡極的敵人也能做到以德服人，以致能讓最頑固的戰犯改造的也是最徹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