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新中國剛剛成立,中央便開始處理此前各地諸多未解決的舊案。在黨的發展史上,許多地方都遺留着不少懸案,這條命令下達後,各地立即開始重新調查昔日沒能處理的案件。
就在工作分別下達到地方後,毛主席找來了羅瑞卿,在主席的吩咐下,隨後一件黃金劫案被分發到華東局手上。
接到這起案件的偵破任務後,工作人員一時間覺得非常難辦,可得知此案是主席欽點,羅瑞卿一手負責,大家便高度重視起來,從而開始了對這起發生在1931年黃金劫案的調查。
1931年9月,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以周恩來、王明等人為主黨組織領導人,在上海成立了臨時中央。
然而,此時上海的中央黨組織面臨著巨大的危機,在這之前,國民黨已經開始了長期的清共政策。原本,上海黨組織在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發展較為順利,可就在4月,顧順章被國民黨逮捕。
被捕之後,顧順章立即叛變,他供出了中共在上海以及蘇區所有的秘密。
一時間整個上海的黨組織都面臨著被毀滅的境地,不幸的事情並沒有結束,8月向忠發遭到逮捕,他同樣選擇了叛變,供出了自己所知道的所有機密。
倆人的叛變,給中央帶來了毀滅性打擊,儘管在周恩來等人的努力下,很多黨員順利躲過國民黨的追捕,還迅速重建了臨時中央。可經過這一系列的打擊,新成立的臨時中央已經無法維持下去了。
前面幾次的清繳,中央轉移了大量人員,可還是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周恩來等人重建中央,不僅缺少人手,最難得是組織上已經沒有什麼經費可以使用。
誰都清楚,若要恢復臨時中央,在上海繼續開展工作,就需要大量的經費。
一方面要給黨員們提供活動的經費,另一方面大量犧牲黨員的家屬還需要撫恤,更何況上海處在白色恐怖時期,如果沒有更多的經費維繫,中央根本無法在敵人眼皮底下工作。
面臨這種困境,臨時中央非常需要經費的支持。上海等地黨組織的力量已經非常薄弱,周邊地區更是遭到國民黨的猛烈打擊,無法提供什麼支持。
因此,眼下可以依靠的資金來源,便只有兩個地方。其一便是來自共產國際,在黨的建立過程中,共產國際很長時間都是黨組織的資金來源地,他們為中共的建立與活動提供了大量的經費支持。
可這條道路眼下是行不通的,因為共產國際提供的資金等各方面援助,都需要從境外轉入。所以此時申請援助,共產國際同意經費撥出,那就需要由專人想辦法帶着錢從境外進入國內,然後再想辦法把錢一路送到上海。
這種方式肯定要耗費大量的時間,而且全程都極為危險,國民黨在得知中共大量機密後,一直試圖切斷中共與共產國際的聯繫,自然會加強對於這條路線的監視。
況且,即便一路都非常順利,可此時的臨時中央是急等着錢用,要是短時間內沒有資金進入,中央就徹底維持不下去了。
因此,中央沒有時間去等共產國際的援助了,唯一能依靠的就只有第二個地方,那就是毛澤東等人建立的蘇區政府。
與上海的中央一樣,毛澤東等人領導的蘇區政府受到了敵人的猛烈打擊。而且顧順章等人的叛變,給蘇區帶來的損失同樣很大。這個時候,蘇區不僅面臨著強敵的圍剿,以及周邊白區的封鎖,還需要解決內部的經濟問題。
臨時中央知道這些情況,可他們已經沒有辦法,博古等人便立即致電蘇區,將臨時中央眼下面臨的問題都說了出來。
得知中央面臨的困境之後,毛澤東等蘇區領導人商議了此事,儘管大家自己都不富裕,但毛澤東最終還是決定從蘇區的財政里騰出資金,用來支援臨時中央。
最終,蘇區拿出了一百二十兩黃金,這筆錢雖然不能解決長期的問題,但眼下拿來幫助中央渡過難關是沒有問題的。
錢的事情已經解決了,可接下來才是最困難的,那就是如何把這筆錢送到中央的手裡。
要知道白色恐怖期間,國民黨對於蘇區的圍剿與滲透做得非常徹底,而且通過顧順章這些叛徒,國民黨掌握了許多蘇區的內部機密。
因此,蘇區政府的活動同樣受到嚴密的監視,這筆錢需要由情報人員負責長途運輸。一路上不僅要經過國民黨統治的腹地,而且還要提防沿途可能出現的其他敵人。
那個年代,中國的治安等於沒有,國民黨糟糕的統治,讓地方上有着大量的不法之徒。
當時,人們上路遭到歹人打劫,這都是經常發生的事情,地方政府根本沒有能力去管理,出現案件了往往也無法審查。
帶着這筆錢上路,隨時都有可能遇到見錢眼開的壞人。這就需要制定一個周密的護送計劃,儘可能避免此類問題。
這個任務被交給了林伯渠負責,作為當時蘇區財政人民委員,負責管理蘇區的財政工作,林伯渠很早就接到命令,要求從蘇區財政里騰出這筆錢,還要想辦法護送至上海。
一下子,林伯渠就擔負了重任,他並沒有抱怨什麼,而是立即開始了行動。林伯渠在短時間內就湊齊了這批黃金,然後就是護送的問題。
首先,他發現這些黃金並不適合長途運送,蘇區當時並沒有系統性開採金礦。手裡掌握的黃金,絕大多數都是打土豪地主中繳獲的,這些黃金樣式就非常多了,有不少金首飾、器皿。
就這麼把這些東西帶上去,肯定是不安全的,於是林伯渠找人對這批黃金進行了處理,將它們製作成十兩一根的金條,如此就方便攜帶,還更容易隱藏起來。
隨後,林伯渠又與負責這次任務的其他同志們進行了多次商討,大家最終制定了一套周密的方案。整個黃金的運輸過程由七個情報員負責,他們每個人負責護送一段,到指定位置後與下一個情報員交接。
為了做好保密工作,林伯渠等人製作了一個特別的憑證,他書寫了一個字,然後請人製作了一個特別的印章,又根據印章上面的字,分出不同的筆畫,用來代表七個情報員。
每個人所代表的筆畫提前放到交接點,又提前安排好了鎖具與鑰匙。這樣的話,情報員帶着東西找到與自己交接的上線,將鎖具與鑰匙以及物件交給上線,上線就需要將自己手裡那份代表自己的筆畫憑證交給情報員。
完成交接之後,上線情報員繼續執行運輸任務,而完成任務的情報員需要將自己所得到的憑證,作為確認交接的證明帶回來。最終由林伯渠等人,根據回收得到的筆畫憑證,獲取黃金護送的進度信息。
作為這次行動的總負責人,林伯渠負責這些工作,可為了保密,行動中大量的信息他自己也不知道。比如七個情報員交接的具體地點,運輸的具體線路等等他都不知道。
實際制定方案的各個部門,也不可能掌握所有的機密,以此確保行動的安全。在一切都準備就緒後,1931年11月6日,這批黃金在情報員的護送下從瑞金出發,開始了這場重要的黃金護送行動。
實際上,這次護送制定的路線是非常安全的,按照方案:情報員從瑞金出發,然後依次是南平—福州—溫州—金華—杭州—松江—上海。
這已經是最優的路線了,沿途儘可能避開了國民黨控制的核心地區,路線上還有地方黨組織的策應。蘇區對於這條路線,預計的護送時間為一個月左右。
林伯渠等人一直等着消息,希望黃金能按時抵達,幫助中央解決資金的難題。可從當月底,反饋的消息就令他們產生了不安。
由於交接地點的路程問題,實際上每個情報員交接完畢後,並不一定能及時將交接成功的憑證帶回去。畢竟要考慮到一切可能發生的情況,此類信息的傳遞不可能是一切順利的。
於是,蘇區只能掌握大致的護送情況,至於具體發生了什麼,他們並不是特別清楚。直到月底,中央發來了催款的電文,這讓蘇區意識到,黃金眼下並沒有抵達中央。可一開始,大家並沒有展開調查。
因為這趟路程肯定是不好走,路上發生什麼事情都有可能,一開始制定方案的時候,大家就已經考慮到可能出現的狀況。沒在預定時間內抵達,這點是大家早就想到的,路上或許耽誤了,或許晚點就能到達。
大家是抱着這樣的心情繼續等待的,可事情的發展並沒有預想得那麼好。
從第一封開始,他們等來的只是中央陸續催款的電文,中央自然是沒有可能欺騙他們的。到了12月底,中央前後發來了五封急電,這下蘇區意識到情況不對。他們通過情報人員與中央溝通過,確認了這個事實,中央的確沒有收到黃金。
這下,大家就更加不安了,很多人心裡都有了一個猜測,那就是黃金在路上可能出事了。可到底是哪個環節出問題了,這點就需要通過那些交接憑證來。
然而由於各種因素,一直到1932年初,蘇區保衛局才終於受到了所有傳回來的交接憑證,果然大家的猜想被印證了,一共收回來的只有六個。為了保險起見,保衛局找到林伯渠等人,讓他們先鑒定這些筆畫憑證的真偽。
經過林伯渠他們的反覆鑒定,確認了這些憑證就是他們發出的,缺失的那個憑證,正是松江至上海這段情報員持有的。
因此,大家立即就確認了出事地點,事情就出在護送的最後一段路。可偏偏是這個地方,令大家無從下手。
因為松江已經是遠離蘇區的地方,還處在白區的核心地帶。黨組織並沒有足夠的力量,能在蘇區進行大規模調查。
唯一的辦法,就是由上海的中央特科負責調查,他們在上海有着足夠的情報網絡,潛入也比蘇區的同志們要更方便一些。
問題是,這次押送的過程在蘇區內部都是最高機密,林伯渠都不知道很多情況,更何況是中央特科。他們不僅不知道押送路線這些情報,甚至連交接人員、地點等一切資料都不了解。
這種情況下,他們根本沒辦法去調查,就這樣蘇區與中央兩邊都着急,可卻根本沒有什麼辦法。好不容易想到辦法,試圖聯絡最後一段路的情報員,這個人卻像人間蒸發了一樣,再也沒能聯繫上。
至此,這起神秘的黃金丟失案,成為了黨內的一樁懸案。
這批黃金的丟失,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影響,上海中央最終無法繼續在上海立足,被迫進行了轉移。
同時,以王明等人為主的一撥人,立即抓住了這件事不放,把矛頭對準了毛澤東。在他們的鼓動下,不斷有人拿此事做文章,甚至陰謀造謠毛澤東自導自演這齣戲。
此事,成為王明等人攻擊毛澤東的重要武器,還成為毛澤東被邊緣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這起案件一直困擾着毛澤東以及蘇區負責此事的人們,大家都想知道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可隨着中央不斷轉移,黨組織離上海越來越遠,這起案件的調查就只能不了了之。
建國之後,毛主席終於有機會重啟此案的調查,他將這個案子交給了最適合處理此事的羅瑞卿。
當年黃金案發生的時候,羅瑞卿人在蘇區,卻由於之前的戰鬥負傷,不得不長期養傷。因此他沒能參與到案件的調查,可他卻並沒有忘記這件事,得到主席的命令之後,他便立即協調華東局開始了此案的調查。
此時,距離黃金案發已經過去了18年,華東局雖然高度重視,但很多人都意識到,過去了這麼久,要想查出來基本是不現實的。
不過,上海還是抽調了一批精幹探員,開始了調查工作。調查人員立即來到了北京,因為若要開始調查,肯定先要跟當事人了解情況。
當年蘇區負責此事的人有不少,接觸到機密的人主要是林伯渠,鄧發等人。遺憾的是,鄧發已經過世,好在林伯渠見到調查組後,為他們講述了當年發生的事情,他依舊還記得許多重要的細節。
林伯渠提供了一個關鍵情報,那就是當年負責護送黃金的情報員中,有一個人是當年蘇區土地人民委員高自立的警衛員。
於是,調查組趕緊去找高自立,高自立建國後一直忙於地方工作,不幸染上重病。他提前收到了調查此案的消息,將自己知道的事情都寫了下來,隨後他在調查組趕來之前就過世了。
高自立臨終留下了警衛員的消息,這成為破案的關鍵,這個警衛員就在部隊里工作。
按照高自立留下的消息,調查組終於找到了這個警衛員秦朴。當年負責運輸黃金的情報員,如今已經是一位副師長了,見到調查組重新調查這件事,秦朴內心百感交集,他對於此案一直感到非常遺憾。
於是,他將自己所知道的事情都告訴了調查組,秦朴他們作為護送的情報員,並不知道裡面是什麼東西。他負責的路段是到南平與上線交接,不過他並不知道上線的真實姓名,好在秦朴一直到現在,都還記得那人的大致樣貌,當時是一位廟祝。
得知這個信息後,調查人員立即趕赴南平,沒想到居然真找到了那位廟祝。就這樣通過廟祝提供的消息,他們繼續追着當年的線路往下調查,一步步就查到了杭州,找到了杭州交接點的情報員劉志純。
當年,劉志純只是在當地做一些體力活謀生,不過他附近有一所學校的校長是共產黨員,他與劉志純的關係非常不錯。受到此人的影響,劉志純最終加入了中共,不過他一直屬於黨組織在地方上埋伏的暗線,平日里一直沒有接觸革命工作的機會。
直到某一天,組織找到了他,將這個任務交給了他來負責。劉志純並不知道自己具體的工作情況,護送什麼東西他也不清楚,可本着對革命的熱情,他還是堅決執行了這個任務。
後來,劉志純由於各種因素,沒有能與組織上重新取得聯繫,他便一直過着平靜的生活。
或許是冥冥中自有天意,劉志純因故離開了組織,反而讓他在白區倖存了下來。他的出現,讓此案的調查有了突破性進展,劉志純雖然不清楚出事路段松江站的情報員信息,但他與秦朴一樣,都記住了那人的樣貌。
此人是一個身穿黑色旗袍的中年男子,他曾經入住過漢源棧房。根據這個線索,調查組立即開始尋找漢源棧房的的人,經過一番尋找,他們雖然找到了老闆林漢源,可是此人已經中風多年,根本無法提供什麼情報。
幸好,當年棧房裡的賬房先生褚國寶也在場,於是調查組就開始尋找褚國寶。沒想到此人倒是由於各種因素,同樣倖存了下來。他因為捲入了一起搶劫案,一直被關押在監獄裡,因此躲過了多次的戰爭,至今仍在蘇州監獄裡活得好好的。
調查組找到褚國寶的時候,他也早就記不清那個人了,不過褚國寶當年在客棧關閉的時候,出於職業本能,把客棧的賬冊帶回家了。
多年以來他一直在監獄裡,賬冊就這麼被保存在他家裡。可遺憾的是,賬冊內確實記錄了此人住宿的情況,卻沒有什麼參考價值。
無奈之下,調查組考慮到此人可能為了交接,提前在松江、杭州住宿過,於是他們又一一調查了松江等地當年的客棧旅店。可惜都沒有發現此人的行蹤,就在調查組無計可施的時候,松江軍分區的幹部們招待了調查組人們。席間還給他們介紹了做菜的柏師傅,沒想到柏師傅得知他們調查的事情,提出了一個猜測。
原來,松江當地並不是只有客棧旅店才能提供住宿,當年國民黨在當地的保安團為了來往開會這些事情方便,就成立了一個專門的招待所,這裡一樣能提供住宿。
這個信息,令調查組大喜過望,他們立即找到了當年這個招待所的所在地,沒想到就在該地專區的檔案房裡,竟然保留着這個招待所的住宿記錄。就這樣,調查組經過反覆研究,從記錄裡面找到了一個叫梁壁純的人。
此人曾經在上海一家中藥局工作,調查組找到了當年中藥局的老人,從老人口中得知了當年梁壁純確實曾經神秘失蹤過。隨後,他們又將找到的梁壁純照片,發到劉志純那裡,劉志純一眼便認出了梁壁純正是自己的上線。
得知此事,調查組信心大增,隨即便開始了尋找梁壁純的旅程。多年過去了,要想找到一個消失這麼多年的人談何容易,幸好調查組多了一個心眼,分出一組到梁壁純的老家嘉定尋找,沒想到真就從當地老人們口中,打探到了梁壁純的下落。
1950年3月4日,調查組終於找到了梁壁純,如今他已經改名為申繼谷,在浦東洋涇鎮居住。
至此,黃金案真相大白,原來當年梁壁純帶着黃金趕往上海,他剛剛過江抵達曹家渡,就被一夥流氓盯上了。
這些人誘騙並打劫了梁壁純,將黃金全部劫走,梁壁純心裡害怕,便再也沒有與組織聯繫,一直隱姓埋名過着日子。
案子查到這裡,並沒有結束,調查組隨即與曹家渡當地的警方以及周邊部門聯繫,共同尋找當年打劫梁壁純的那些歹人。
梁壁純當年雖然害怕,但他一直保留了一些關鍵證據,隨後又在當地群眾的檢舉下,打劫梁壁純的劉阿古與吉家貴相繼落網,他們最終都被判處死刑。
梁壁純本人由於“玩忽職守”等罪名,最終被判刑,不過他隨後又被釋放,只落得一個管制處理的結局。最終,這起幾十年的懸案,在調查組的不懈努力下奇蹟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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