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杜聿明臨終前，問郭汝瑰當年到底是不是共產黨，郭以8字回復

淮海戰役前，在蔣介石辦公室里，杜聿明一口咬定郭汝瑰是共產黨，理由是他過於清廉，連家裡沙發都打着補丁。

卻沒成想，這告狀不僅沒成，反被蔣介石大罵駁斥：“難道我國府上下都是大蠹，只有共產黨人才清廉嗎？”

儘管蔣介石不認同自己的看法，但杜聿明並沒有死心，之後一直找機會各種試探，甚至，臨死前都在糾結郭汝瑰的身份。

那麼，郭汝瑰到底是不是共產黨，杜聿明的懷疑究竟有何證據？

棄醫從軍去，不做亡國奴

1907年郭汝瑰原名郭如桂，出生在重慶銅梁縣一個讀書人家庭中。

由於出生之日恰好趕上科舉進場，郭父希望這個嬰兒將來能在科舉場上博一個好功名，便取蟾宮折桂之意為他起名郭汝桂。

不過郭汝桂並沒有按照其父一開始設定的路線發展。

1925年高中畢業郭汝桂在同濟醫學與黃埔二者之間幾經猶豫後，和魯迅先生一樣得出了一條“學醫不能拯救中國”的結論，遂決定報考黃埔，並在途中給自己改名為“郭汝瑰”。

1926年，郭汝瑰成功入學黃埔軍校政治科，正式成為杜聿明的五期學弟。

雖然沒趕上黃埔最為輝煌將星頻出的前四期只入讀了五期，不過倒是趕上了國共第一次合作末期。

當時國共關係和睦且黃埔軍校內共產黨人出身的教員與工作人員不少，所以當時入學黃埔的學員都能得到一次在國共之間進行選擇的機會。

地主階級出身的杜聿明由於厭惡“共產”就選擇了三民主義路線的國民黨，郭汝瑰則在拜讀大量進步作品後選擇了共產黨，但卻被黨組織以需要進一步考察為由暫時拒絕了郭汝瑰的入黨申請。

就在郭汝瑰入讀黃埔後的第二年，蔣介石發動“4.12反革命政變”引得局勢驟變，郭汝瑰也只得提前畢業離開黃埔軍校回到四川在堂兄郭汝棟手下謀份差事做。

不過好在雖然當年白色恐怖遍布全國，但當時郭汝棟部尚且還算容共，所以不少國軍中的共產黨員都轉移到四川活動。

郭汝瑰也藉此積極與黨組織接觸，並於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共產黨員。

郭汝瑰加入中國共產黨兩年後，蔣介石取得中原大戰勝利，確立了自己在中華民國的領袖地位。

為了鞏固和擴大統治基礎，蔣介石向全國各地下發“清共”命令，為了防止郭汝瑰慘遭毒手並連累自己，郭汝棟只得勸郭汝瑰去日本留學暫避風波。

1930年冬天，郭汝瑰啟程前往日本留學，與黨組織的聯繫也就此被切斷。

1931年4月郭汝瑰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追隨蔣百里蔡鍔等先輩的腳步為祖國強軍事業發奮學習。

然而，就在郭汝瑰入學日本陸士半年後，日本悍然挑起“九一八事變”，郭汝瑰平靜的軍校生涯也被驟然打斷。

為了表達對日本帝國主義行徑的憤慨與不滿，郭汝瑰和其他中國留學生一起提出退學申請。

面對日方一旦退學便不得恢復學籍的威脅，郭汝瑰依然堅持退學立誓不做亡國奴。

死戰不退顯本色，文韜武略建奇功

從日本陸士憤然退學回國後，郭汝瑰進入陸軍大學繼續深造學習。

在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從陸大畢業後，又進入蔣介石親自主持的“廬山軍官訓練團”學習，把蔣介石“天子門生”的牌子足足刷了三遍。

也正是靠着這塊“天子門生”的牌子，讓郭汝瑰得到了不少來自蔣介石的青睞與信賴，得以有舞台施展自己的才華並為日後的解放事業做出自己的貢獻。

1937年5月，郭汝瑰出任第14師參謀長。

同年7月“七七事變”爆發，日本吹響了全面侵華的戰爭號角，一個月後淞滬會戰也隨之拉開序幕。

為了拱衛南京、保衛大上海，蔣介石從全國各地抽調百萬生力軍前往上海與日軍展開拉鋸戰，以期阻止日軍沿着長江一路長驅直入，而郭汝瑰所在的第14師也在此次會戰序列之中。

在連日的高強度作戰下，42旅旅長曾粵漢由於長期精神緊張整個人變得宛如驚弓之鳥已經難以繼續盡職。

可是由於42旅所轄防區戰鬥烈度大、部隊傷亡率高，這42旅旅長職務也自然而然成了一個燙手山芋，最後只有郭汝瑰接下了這個燙手山芋。

面對危急的戰情，郭汝瑰專門針對日軍戰術採取縱深防禦戰術。

將部隊分別配置部署在前後兩條戰線上。一旦日軍衝破第一條防線體力彈藥大量消耗後，郭汝瑰便投入早已養精蓄銳休整完畢的預備隊，向日軍發起反衝鋒將日軍趕出戰壕。

每逢戰事不利，郭汝瑰都會走出掩體親自上陣為戰士們加油打氣。

就這樣42旅成為了日軍前進路上難以逾越的一道鋼鐵屏障，至9月19日撤出戰壕時42旅所部八千餘人此時僅剩兩千人存活。

在淞滬會戰結束後日軍佔領上海並沿長江一路挺進攻克民國首都南京等一系列重鎮，至1938年7月攻破九江後兵鋒已是直指武漢。

為了保衛武漢，陳誠參照德國顧問的建議決定沿武漢周圍修築環形防禦工事，像刺蝟一樣讓日軍無處下手。

這一計劃看似處處皆有防備，無論日軍想從何處下手都將遭遇巨大的阻力。

但是郭汝瑰卻看出了一個致命弱點，那就是一旦這道環形工事有一處節點被擊破，那麼所有守軍便都要遭遇滅頂之災。

數日後陳誠召集眾將討論部署諮詢見解時，郭汝瑰指出環形防禦部署方案存在被日軍圍殲的風險，並提出保衛武漢的戰場不一定非得在武漢：

國軍大可依託武漢附件的山地和長江天險進行梯次抵抗遲滯和殺傷日軍，而日軍一旦有迂迴包抄的動向則可立即機動撤離跳出日軍包圍圈為日後的抗戰保存有生力量。

不久後軍事委員會下發《對武漢附近作戰之意見》，內容採納了郭汝瑰的意見，明確指出：“欲確保武漢，則應戰於武漢之遠方，守武漢而不戰於武漢是上策。”

在郭汝瑰的巧妙安排下，為了攻克日軍花了足足四個月時間付出巨大的傷亡才拿下一座武漢空城。

此戰不僅為國軍保留了大量的有生力量，也有效遲滯了日軍進攻的腳步、徹底粉碎了日軍最後一絲速戰速決的期望，將日本拖入了消耗戰的無底深淵。

1945年郭汝瑰從英國回國後出任軍政部軍務署署長掌管全軍建制，此後又升任掌管作戰計劃定製的國防部作戰廳廳長。

在蔣介石和陳誠的青睞下郭汝瑰的仕途一片順遂，也正因為如此所以也被一些心懷嫉妒的將領列入了陳誠麾下的“土木系十三太保”名單之中。

深處虎穴巧運作，覆滅蔣家百萬兵

在日本投降後，郭汝瑰原本期待蔣介石可以遵守一開始和平建國的承諾帶領中國人民從此擺脫戰爭苦難走向新未來。

然而奈何蔣介石一開始就打定了“假和平，真內戰”的主意，日本還未投降就開始四處調兵遣將意剿殺我黨實現軍事獨裁。

在看破蔣介石的內戰意圖後，1945年5月郭汝瑰就與董必武進行了接觸，提出想離開國民黨去延安投身革命，卻被董必武拒絕說他留在國民黨中樞發揮的作用比在延安更大。

就這樣時隔十五年終於與黨組織恢復聯繫的郭汝瑰就這樣成為了一顆我黨釘在國民黨中樞核心的一枚釘子。

在解放戰爭期間遞出了一封封扭轉戰局的絕密情報，以至於有時候國軍的作戰計劃郭汝瑰還未呈給蔣介石，便已經擺在了我軍指揮員的案頭上。

而郭汝瑰的黃埔學長杜聿明，也因為在抗日戰爭中體現出了良好的指揮能力得到蔣介石重用。

從1945年起杜聿明先後在東北華東兩大戰場上以副總司令的身份指揮國軍與我軍展開交鋒。

由於國軍軍事計劃執行必須要得到國防部首肯，杜聿明和郭汝瑰打交道的時間也慢慢多了起來。

在研究軍事計劃時，杜聿明發現很多蔣介石簽字、國防部下發的作戰計劃內容看似合理但卻又處處暗藏風險。

在這些計劃簽字名單中郭汝瑰這個名字總是常常出現，長此以往讓杜聿明不禁對郭汝瑰產生了懷疑。

在對郭汝瑰展開一番調查後，杜聿明驚奇地發現這位郭廳長不僅清廉到家裡沙發有破洞不捨得換，而且還不喜歡整三妻四妾搞女人。

要說這家裡沙發有破洞倒也不算新奇，畢竟陳誠為首的國軍將領自一手做表面功夫裝清廉的手段，但他們雖裝得了清貧但是女人關總是過不了，可是郭汝瑰卻在這方面極其潔身自好。

對郭汝瑰一直有所懷疑的杜聿明曾想過向蔣介石告狀檢舉，

但是一來杜聿明軍務實在過於繁忙，二來郭汝瑰身為蔣介石親信，最後自己也確實沒有掌握確鑿證據，最後還是放棄了向蔣介石檢舉郭汝瑰。

1948年11月，我軍主動出擊拉開淮海戰役序幕，徐州剿總司令劉峙自知無能便將戰役指揮事宜交給了剛從東北趕回來的杜聿明處理。

杜聿明在分析戰場局勢立刻明白這徐州乃是死地守不得，但是如若直接提出放棄徐州這一要衝，那蔣介石必然是不會答應的。

因此在給南京的報告中杜聿明採用折衷說法，想借進攻我中原戰野軍的名號瞞天過海玩一招金蟬脫殼。

面對杜聿明“暗度陳倉”的如意算盤郭汝瑰自然是不能讓他如願。

於是在向蔣介石作彙報時郭汝瑰一直強調徐州的重要性，利用蔣介石對徐州城與所謂“國際觀瞻”的重視誘導蔣介石舉棋不定駁回了杜聿明的計劃。

就這樣杜聿明集團數十萬大軍在蔣介石的錯誤指揮下連連失利最終在陳官莊一隅之地被全部消滅，而杜聿明也在一片兵敗如山倒之中成了我軍的俘虜。

此戰過後國軍精銳野戰部隊幾乎損失殆盡再無逐鹿中原的資本，解放戰爭的最終勝利也已成定局。

淮海戰役結束後見全國解放已無懸念，郭汝瑰就向黨組織提出想要脫離國民黨回歸組織。

但黨組織最新指示卻是要他想辦法掌握一支部隊，屆時在西南發動起義為瓦解國軍的西南防線發動關鍵一擊。

接到中央指示後郭汝瑰四處走動，最終憑藉自己多年攢下的人脈接下重建72軍的任務並謀得72軍軍長的位置。

雖然只是個光桿司令，但是為了完成組織交付的任務，郭汝瑰還是四處招兵買馬走動關係湊齊了3個師的部隊成功重建72軍開赴四川。

1949年5月，郭汝瑰率部進駐四川宜賓一帶，駐防承擔起銜接“川陝防線”和“川鄂防線”的重任，期間甚至計劃在蔣介石逃亡時，突襲重慶機場活捉蔣介石，但是由於種種原因為未能實現。

12月10日，郭汝瑰在與我軍代表接洽完成後率所部通電起義徹底粉碎了蔣介石“川西決戰”的虛妄計劃。

在解放戰爭勝利後郭汝瑰先是在四川進行工作，隨後又到南京軍事學院做教育工作為我軍培養軍事人才。

1959年杜聿明也從功德林監獄特赦釋放後參與解放戰爭戰史編修工作並擔任政協委員，因為工作原因杜聿明與郭汝瑰也有了新的往來。

解放後二人在一起時，杜聿明總問郭汝瑰他當年是不是共產黨，但是由於保密工作原因郭汝瑰總是笑笑不說話，

直到1982年杜聿明臨終時郭汝瑰來探望時，杜聿明依舊念念不忘地問他：“你當年到底是不是共產黨？”

看着杜聿明蒼白的臉色，郭汝瑰說了句：“我們只是政見不合”

結語

1980年組織批准郭汝瑰再次入黨並逐步對其當年在地下工作的內容進行了解密。

世人這才得知原來在國民黨中樞有這麼一位紅色廳長一直在一條看不見的戰線上奮戰着。

敗退至台灣的國民黨當局，在得知郭汝瑰的身份後，一度抨擊郭汝瑰說他是黨國“頭號叛徒”，

對於這些指責，郭汝瑰堅定的地站在民族大義的立場上，回擊他們：“不問為民族大義着想，只顧枉談忠義才是真糊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