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的教科書中，第一個朝代是禹建立的夏朝，但西方史學家從未真正承認過。
對於他們而言，首先證據是史料，因為它出現在司馬遷的《史記》中，所以真實性有待人們商榷。
司馬遷在寫這本書時，距離夏朝已經過去了1400多年，這就好比讓現在的你去記錄公元422年的歷史，本質上並無太大區別。
一般情況下，所描述的歷史和成書時間相差不遠，才有參考依據，這個時間跨度確實太大。
其次就是沒有文物佐證，即便史料記載的是真的，但想要完全證明某個朝代的存在，必須有相關東西去證明。
這些東西我們從來都不曾迴避，每個人都在努力地尋找夏朝曾經出現過的證據，而不是一味地否定和質疑。
神秘夏朝就好比商朝一般，曾經外界也不相信，但殷墟文明的出土，將華夏文明的歷史再次往前推進了一大步。
歸根結底，還是時間問題，只不過是時間過去太久，有些事情做起來確實很困難。
隨着時代的發展，貴州民族大學的一位老教授提出了新的觀點，他認為夏朝是存在的，但不屬於中國，很可能存在於巴基斯坦，這有沒有參考依據？
二里頭遺址
從史學界角度出發，只有文物出土才能證明存在，但夏朝一直是撲朔迷離。
中國比較有參考價值的《史記》對夏朝做了記載，並且司馬遷還曾自述看過許多同時期的書籍，因為記不清楚年限，所以表述地不是那麼詳細。
就在這時，考古界發現了二里頭遺址，大量史學家先後來到這裡考察。
出土的大量文物經過檢測，比如青銅器等等，許多都被確定為公元前1900年左右，這和夏朝存在的時間恰恰吻合。
在諸位看來，這或許是夏朝最真實的佐證，但國外學者還有說法，這裡少了文字。
一般文物的出土都伴隨着文字，即便沒有專業的東西記載，青銅器上刻字總是行得通的，可這些青銅器上均沒有。
不可否認，文字的出現和使用被認為是文明形成的標誌，畢竟夏朝在當時已經上升到了國家階段，許多日常事務交流或執行，都需要文字。
基於這種情況，我國考古界只能將二里頭遺址打上“疑似”的標籤。
可轉念一想，如果沒有文字出現，夏朝是不是就一直不能被佐證？當然我們不排除尚未發現的可能，只不過這個“青銅器上刻字”的說法確實有些不妥。
當時那個年代並不同於封建時期，社會是否發展到了在青銅器上刻字的程度，沒有人能做出定論，所以沒有文字並不能作為主要的反駁理由。
說到這，諸位可能也明確感受到了筆者內心的觀點，我一直堅信夏朝的真實存在。
原來一直被國外否認，真的是我們拿不出證據，但從被質疑到現在，我國對於夏朝的考古和研究已經取得重大進步，無形之中也給人了一種動力。
商朝曾經也是如此，殷墟文明的出現打臉了無數人的質疑，所以夏朝的佐證只是時間問題。
教授王長城
本以為這是大多數史學家的觀念，沒想到貴州民族大學的王長城教授，提出了一個更為犀利的觀點：夏朝確實存在，但不在我國境內，很可能是巴基斯坦的哈拉帕文明。
對世界歷史稍微熟悉的人都會明白，王教授的這番言論直指“天竺帝國”。
看到這幾個字諸位腦海中第一時間浮現的都是印度，它在過去並不是一個國家，而是南亞北部地區之名，中心在巴基斯坦，這也是人們口中所說的“古印度”。
畢竟還尚未真正找到夏朝存在的證據，所以也不排除這種可能，但這樣的猜測筆者認為確實有些荒謬。
以“大禹治水”的典故為依據，雖然帶有神話色彩，不過也印證了“水患”的真實出現。
《國語》中曾這樣記載：商人帝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帝舜之子叫商均，“商”是姓氏，商均極有可能就是商契。
這還尚且不說，考古學家在如今還有新的發現，即帝嚳、帝俊、帝舜為一人。
既然商朝的始祖都是同一個人，加上商文化遺址的出現，帝舜必然是在此地讓大禹治水的。
史學界研究，商朝起源於黃河中下游地區，正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河南一帶，大禹治水極有可能治理的是黃河。
既然如此，夏朝的研究範圍也不可能離開這裡，王長城教授的猜測自然是不切實際的。
笑侃人世間
說一千道一萬，還是“夏朝是否存在”這個話題。
後世確實有類似的遺址出現，唯獨少了文字，其實考古本身也是一種科學，它只要可能或者不可能。畢竟沒有出現的並不代表不存在，或許在若干年後真的出現了一些文物作證呢？
文章結尾之時，送給諸位一句話：中國上下五千年，文化輝宏世傳延。
不管外界言論如何，國人必須堅持文化自信，中華文明不僅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同時也是當代文化的根基。堅持自信心，增強認同感，是每個華夏兒女義不容辭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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