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齒銅牙紀曉嵐》 清官和能吏
在錢鍾書先生的《圍城》中有這樣一句評價主人公方鴻漸的話，即“你是一個好人，但全無用處”。這句話其實也可以放在許多官員身上。在幾千年的歷史中，歷朝歷代選拔人才的方式不同，但對其標準卻逃不過“德”、“才”二字。能夠德才兼備方為能人、強人。但俗話說清官難做，許多官員自身能力不足，但卻以“清官”著稱，他們或真的是沒有能力，或希望通過“清官”二字為自己保駕護航。在雍正年間，雍正皇帝對人才的認知與常人不同，他大刀闊斧地提拔任用大量底層官員，這些人有大能，但在才行方面卻有缺陷。而透過雍正的選官標準，也可以看出清代用人之變化。
《圍城》男主方鴻漸
一、要德還是要才
對於德行與才能誰更重要的爭論，在歷朝歷代就沒有停止過，雙方各執一詞不分上下。但整體看來，對德行看重的一方勢力要更強一些，北宋著名政治家司馬光更是說過“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的話，認為朝廷內有一些“無能”的清官總歸要比有才的貪官好。其實這也正是自幼受儒家“仁義”觀念影響的儒家知識分子的一種共識，才總是要排在德之後的。
《清平樂》 司馬光
清朝雍正時期對於選官的標準與之前大不一樣，他將才能放在德行之前，希望能選拔提拔能官能吏。這並不是說雍正完全放棄對官員德行的考察，他同樣認為當官的立身之道就是要清正廉潔，但清名不能成為官員無所事事，甚至不敢作為的借口。雍正選人的標準中，德才兼備固然是最高要求，但他最痛恨的就是沽名釣譽而毫無作為的官員。就實際來看，像李衛、田文鏡等耳熟能詳的雍正能官，他們在品行上都不算什麼“好人”，像田文鏡都有“酷吏”之稱，但這絲毫不影響雍正對他們二人的重用與信任。
影視劇中的李衛
二、如何鑒別官員才與德
雍正對官員的選拔有他自己的獨特標準，這就使得他必須有一雙識人善任的慧眼，否則只能造成官員既無德也無才的負面結局。雍正向來以勤勞著稱，但凡在一定品級以上的官員，在赴任之前都會受到雍正的接見考察，短短的幾分鐘內，雍正就能夠判斷出此人的真實水平。雍正不相信所謂的市井輿論與他人評說，認為這都是旁人的觀點，而且無論是所謂的清官還是貪官，都可能是通過一定手段人為營造出的輿論。比如一些能幹事的人，往往會損害當地固有勢力的利益，反而招致不好的名聲，如若盲目信從他人的評說，就容易處於被動狀態，這樣是無法真正找尋出大清朝所需要的能幹實事的官員的。
雍正
雍正的選官標準，受到其父康熙皇帝的一些影響。康熙年間，有一位人稱“天下第一清官”的江蘇巡撫張伯行，但就是這樣一位大清官，卻與其頂頭上司、時任兩江總督的噶禮互相參奏，互稱對方是貪官污吏。噶禮本人在品行上的確十分不堪，但張伯行的彈劾卻少有可靠的證據作支撐。人們為噶禮被康熙免職而奔走相告，也感嘆大清第一清官的品行之高尚，但就康熙本人而言，他私下裡對張伯行多次“吐槽”，稱其人雖清廉卻沒有任何能力，做事十分糊塗，身為一省巡撫，卻連基本的案子都斷不了，致使衙門裡案牘堆積成山，政府無法正常運轉下去。
康熙微服私訪記 噶禮
無論是康熙還是雍正，他們均認為地方官員的首要任務是行有益於地方民生的舉措，而非為自己刻意營造清廉的名聲。像張伯行等清官，在康熙帝看來並不是封疆大吏的合適人選，他們根本沒有處理掌控一省政務的能力。但與雍正相比，康熙性情算是比較溫和，他儘管有這樣的看法卻很少提及，而雍正素來剛正，他對這些所謂的“清官”是很看不上的。
三、能吏是治國之良策？
雍正在位時間僅13年，但卻是大清最為關鍵的時期，雍正時期的諸多政策不但成為日後大清朝的立國之本，而且其用人標準也成為大清後世帝王的選官標準。雍正時期的地方封疆大吏，像李衛等人，與康熙年間的封疆大吏全然不同，張伯行這樣的官員在雍正朝並不吃香，相反地方督撫大多是實行“武健嚴酷之政”的官員。
康熙
乾隆繼位後，有御史曾對雍正朝的用人方針予以嚴厲批評，並希望乾隆能夠修正其父親的用人政策，不要全然以“才能”作為用人標準，這樣的官員在地方很有可能是貪贓枉法之輩，對國家影響甚大。實話說，乾隆初年朝堂上的這種反思是正確的，雍正晚期的用人方針的確有過猶不及之嫌，地方官員能幹是真的，但他們無品行操守也是真的。這樣的官員長期在一地任職，很有可能會民不聊生。但乾隆並不打算改變其父親用人方針的整體思路，他同意要重視官員的品行操守，但縱觀乾隆在位的60年時間裡，他提拔的封疆大吏也大多是旗人群體中的“能吏”而非清官。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和珅，就做官本領來講，和珅可謂發揮到了極致，他掌握着大清的財政收支，是一名精明的“官場商人”，而他同時也是一位巨貪，但就是這樣的人卻受乾隆寵信數十年，這不可謂不是雍正朝選官標準的一種體現。
和珅和乾隆
總而言之，在中國奉行千百年的才、德之爭，在清朝算是有了一個總結。清歷代帝王對所謂的清官都不太感冒，至雍正皇帝時，他徹底將才能視作選拔官員的首要標準，並一直持續至清朝滅亡。
文史君說
選拔官員的標準在今日看來依舊是以德才兼備最佳，但問題是這樣的官員畢竟是少數，所以追求德還是才的問題，在今日看來依舊是一個關鍵性問題。今天我們都知道反腐敗是國家的重中之重，也就是說才能再大，也大不過一個“德”字，更大不過一個“法”字。這也凸顯出我們今天政府的一種魄力與決心，同時，對法的強調也是今天政府和古代最大的不同。
參考文獻
郭成康：《寧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誤事的清官——雍正對用人之道的別一種見解》，《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
范子燁：《說“容止”——中古時代的一個選官標準》，《文史知識》2017年第11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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