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往事(366)：突擊跑官行不通了，大佬也失掉一次收禮的機會

第二篇 盛世歡筵：權杖的遊戲（158）

宋璟性格剛正，好處是杜絕歪風邪氣，缺點是容易得罪人，而且得罪的儘是些腦子活絡、善走捷徑的人。比如當時有種現象：

‘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及春將還，多遷官。宋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

朝集使前面介紹過，主要是各地長官副長官，都督、刺史、長史之類。這些人年底到中央開會，帶着錢四處活動，等到會開完，路子也跑差不多了，一個個就地陞官。

宋璟干過兩任都督七任刺史，對這個陋習一清二楚，上台後，決心好好整治，出台一個新規定：所有來開會的朝集使，一律凍結幹部調整，從哪兒來通通回哪兒去。這下子，不但突擊跑官行不通了，那些朝廷大佬們，也失掉一次集中收禮的機會。

善於鑽營的人，包括前面講皇上跟前的紅人，他們數量不多，能量不小，約束好這幫人，對官場風氣大有好處。所以史書講宋璟‘持正’，基本思路一是政務公開，二是杜絕僥倖，這是對人治社會弊端，一劑很好的良方。

《資治通鑒》評宋璟：‘敢犯顏直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嘉貞後為相，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嘆息。’

接替宋璟的宰相叫張嘉貞，翻看宰相辦公廳（政事堂）檔案，一邊看一邊感嘆：宋璟這傢伙，提意見真是猛啊！

開元元年（713年）至八年，姚崇、宋璟相繼執政，兩人各干四年，回到最前面的問題：他們這八年，究竟有什麼不一樣？

大概有兩點不一樣。

第一點比較明顯，是個歷史共識，叫撥亂反正。

《舊唐書》：‘姚、宋經武、韋二後，政亂刑淫’，《新唐書》：‘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唐朝從武則天革命後，到中宗、睿宗，經歷了一個相對混亂的時期，既有李氏、武氏、韋氏纏鬥，又有王朝的‘中年之困’——國家成立日久，弊端叢生，不及時撥亂反正，就可能由盛轉衰，提前走下坡路。

玄宗勵精圖治，配以姚崇善解難局、宋璟剛強持重，君臣合力，把唐朝這艘大船，從危機重重的險灘引回正確航道。

第二點不一樣，不太明顯。

撥亂反正是辦事層面，或者叫實際工作層面，而姚宋最大的功勞，是在一個抽象層面，或者叫務虛層面：他們努力創造了一種環境，把皇帝維持在近乎完美的狀態。

王朝的核心是皇帝，皇帝也是人，而且是‘老子天下第一’的人，放誰到那個位置，都容易放縱自己。史稱姚宋為相，‘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表面看是禮節區別，其實反映了一種心理、一種狀態：領導是把自己放低，還是把自己擺高；是克制自己，還是放飛自我。

姚宋的去位，代表着一個階段的結束，那就是李隆基從比較完美的狀態，到不那麼完美的狀態。

辦事情難，辦領導不舒服的事情難上加難，我想，這才是姚宋最高明之處，也是他們能夠成為一代賢相的奧秘所在。

安史之亂後，李隆基曾經跟人評價宰相，講到宋璟時來了句：‘彼賣直以取名耳。’說宋璟假正經、博眼球。這說明什麼？說明李隆基整天被逼着做明君，心裡早就不耐煩了。

這一點，從宋璟的罷免也可以看出端倪。

姚崇罷相因為兒子和部下收受賄賂，宋璟罷相因為兩件事：

一是執法過嚴。當時有部分違紀官員，對處理結果不滿意，整天吵着要申訴，宋璟很煩，指示有關部門，把這些人統統看起來（有點象現在雙規），並且交代：老實接受處分的，釋放；堅持上訴的，給他們一直關着，當時關了三百多人。

他這個做法，是可以打擊一些‘刺頭’，但確實又不太合乎規定。

第二個事情是整治假幣。

這是個老大難問題。唐朝也用銅錢，但低劣偽造的銅錢屢禁不止，基本上說，官方打擊偽錢的努力都不成功。這裡面情況很複雜，說起來專家可以寫厚厚一本書，其中要害在兩點，就是呂思勉先生說的：‘增鑄及畫一。’

唐開元通寶

一是錢太少，有銅的原因，也有鑄造的原因；二是假錢泛濫，有真錢不夠用的原因，也有管理方面的原因。總之，整個唐代這個問題也沒能解決得了。

但宋璟不知道哇，他想解決這個問題，思路很簡單：嚴格執法，銷毀劣錢。

事實證明，經濟問題單純用行政手段，很難解決。宋璟和手下雷厲風行，換個說法也可以叫簡單粗暴：規定期限，挨家挨戶收繳惡錢。結果不但起不到效果，反而大家把錢藏起來，搞得物價飛漲，人民群眾怨聲載道。

這兩個事一出，宋璟負領導責任，被免去宰相職務，‘罷璟為開府儀同三司’，提一級到人大養老去了。

這兩個事都不是原則問題，屬於工作中的偏差，可大可小，李隆基把他換掉，一來是種工作方法：宰相不能搞太久，要定期輪換；二來也想換換氣氛，畢竟皇帝當了快十年，姚宋這兩個老幹部，不但面子上尊重，辦事情還老受約束，也該讓自己輕鬆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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