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伐木工在山中撿到一枚印章,公安調查後調3卡車警力搜山

2022年07月02日19:09:07 歷史 1555

在一片廢墟中,瀰漫著戰爭過後留下的氣息,只見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他衣衫襤褸,臉頰、胳膊、大腿不停流着鮮血,正奄奄一息地躺在荒涼的土地上……

1933年9月25日,蔣介石調集數萬國民黨兵力對紅軍發起第五次“圍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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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王明錯誤的領導,導致毛主席游擊戰的正確建議遭到拒絕,而最終導致紅軍部隊無奈之下只得倉促迎戰,且完全處於被動,後即使經過一年時間的頑強對抗,最終還是不得以敗下陣來。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不得以放棄中央革命根據地,十分艱難地開啟萬里長征。

受上級指示,在紅軍長征轉移的過程中,由五位同志負責轉運機密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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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無奈五位同志轉移至江西萬載縣仙源鄉境內時,不幸遭遇敵人追擊,光榮犧牲,而他們負責轉運的機密物品也因此沒有了消息。

據悉,五位同志負責運送的機密物品,見證了我黨革命事業的艱難發展歷程,是一件十分珍貴的歷史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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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機密物品到底是什麼?負責轉運機密物品的五位同志分別是誰?機密物品後來是否有被找到?其背後又飽含了一個怎樣令人動容的歷史故事呢?

丟失物品實為我黨印章

紅軍轉移期間丟失的這個珍貴物品,其實就是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公章

這枚印章由白銀製成,正中間是一把鋒利的鐮刀和一把堅固的鎚子,其底部的背景是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而地球兩側,分別矗立着茂盛的麥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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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印章的外圍雕刻着20個隸書漢字,漢字內容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湘鄂贛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其中文字由兩顆明晃晃的五角星隔開。

整個印章莊嚴肅穆,代表着我黨對於中國革命必勝的堅定信念,同時也見證了我黨革命事業的艱難發展過程,彌足珍貴。

而說起這枚印章的來源,那就得追溯到19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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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彭德懷、滕代遠等革命先輩成功領導平江起義後,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邊界地帶始建了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當時也叫湘鄂贛蘇區

1931年7月和9月,中共湘鄂贛省委和湘鄂贛省蘇維埃政府相繼成立,而後在湖南平江召開了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大會上,代表們一致同意打造湘鄂贛省蘇維埃政府印章。

之後,在湘鄂贛省委、省政府的無數次重要會議上,湘鄂贛省蘇維埃政府印章都起到了絕對性的作用,分別在有關紅軍發展、土地改革、人事任命等重要文件上留下了鮮艷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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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4月,湘鄂贛省委、省政府搬遷至萬載縣仙源鄉辦公,後在湘鄂贛省委、省政府的正確領導下,湖南、湖北、江西三省邊界地帶的群眾們開展起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也使得紅軍隊伍不斷發展壯大。

據悉,在近2年的時間內,湘鄂贛蘇區經濟、文化一片繁榮,形成了擁有40餘縣,300餘萬人次的中央革命根據地。

但也正因為如此,國民黨軍感到了深深的恐慌,後經過一番研究,最終將矛頭指向湘鄂贛蘇區,進而發起了殘忍的第五次“圍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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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9月25日,蔣介石調集約數萬國民黨兵力兵分多路對湘鄂贛蘇區進行圍攻,可當時根據地的紅軍兵力不足10萬,面對着數倍之敵,再加上武器裝備的懸殊,紅軍隊伍最終在1934年10月失敗,

為了保存實力,紅軍最終決定放棄湘鄂贛蘇區,進而開始艱難的萬里長征。

五位同志誓死保衛

中央主力紅軍開始轉移後,專門成立了一支機密轉運隊伍,主要負責湘鄂贛蘇區重要文件、設備以及物品的轉移,確保其不會落入敵軍手中,進而對我黨造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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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華蘇維埃政府印章便由張春吉、邱思炎、易榮、王群、劉伯芳五位同志進行轉移。

出發前,五位同志圍坐在一起,一是商量轉運路線,二是互相打氣,不管路上遭遇任何變故,都一定要將印章保護完好,人在,印章就得在。

上路前,五位同志用油紙將印章里三層外三層地包裹起來,再放到一個黑色皮包里,而後由王群同志小心翼翼保管。

轉運路上,五位同志為了掩人耳目,並沒有隨身攜帶武器,而是將衣服、臉上蹭滿泥,裝作一副落魄人家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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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幸的是,當他們轉移至江西省萬載縣仙源鄉境內時,還是被敵軍給發現了。

這天,已經奔波了數十個小時的五位同志,早已餓得前胸貼後背,於是,他們悄悄來到一片茂密的樹林,偵查了一番附近的環境,確保安全後,才開始掏出背包里又干又硬的大餅啃了起來。

“砰——”,突然間,樹林的外圍傳來了幾聲槍響,有着多年從軍戰鬥經驗的隊長張春吉立馬站了起來:“大家小心,我們已經被敵軍盯上了。”

原來,敵軍早已在仙源鄉境內布置了眼線,凡是有出沒詭異者,都會被敵軍早早發現,進而派人將其就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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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攜帶武器的五位同志本就勢力單薄,而面對幾十上百人的追擊,這又該如何是好呢?

對此,張春吉主動站了出來,“一會兒我負責留下拖延敵軍,你們四位同志分開逃走。”而後,張春吉又轉頭望向王群,“王群同志,你一定得把印章保護好……”

面對緊急形勢,雖然大家對留下的張春吉十分擔心,但為了黨和國家,他們也只能這樣做。

很快,敵軍便追了上來,本以為他們將孤身一人的張春吉射殺後,就會滿意地離開,卻不料,他們並不死心,立馬又開始了對整個樹林的摸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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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群等四位同志初來乍到,對這片樹林的地形並不熟悉,即使他們以最快的速度在樹林中穿梭,但還是因找不到方向而迷了路。

最終,在極短的時間內,大量的敵軍就朝四位同志所在的位置兇猛襲去。

此時,王群緊握住手裡的黑色皮包,腦子裡突然嗡嗡作響,即使是光榮赴死,也不能讓印章落到敵軍手中。

於是,王群靈機一動,在就近的一棵大樹下徒手刨了一個深坑,而後將黑色皮包放了進去,填上泥土,用腳踩實,再將一捧泛黃的樹葉鋪在泥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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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群在大樹旁走了兩三圈,確保不容易被敵軍發現後,便果斷離開了。

每一位革命者都是無畏的英雄,在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裡,王群等四位同志還是沒能逃過敵軍的追擊,全都犧牲在了敵軍冰冷的子彈下,就此留在了這片荒無人煙的土地。

事後,中央雖然曾派人尋找過五位同志的遺體,以及中央蘇維埃政府的印章,但最終一無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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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被王群同志深埋在大樹下的印章究竟去哪兒了?這個疑問足足困擾了世人近30年,直到1963年,才被兩位伐木工人不經意間發現。

伐木工人30年後有幸發現

1963年,江西省萬載縣仙源鄉派出所內,一對20來歲的兄弟神情緊張,不時將手在褲子上反覆摩擦。

這對兄弟,哥哥叫郭桃仁,弟弟叫郭興仁,他們是仙源鄉官元山林場的伐木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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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倆從小相依為命,父母去世早,常年靠乞討過活,直到幾年前被林場老闆好心收留,才得以有了一份正經工作。

“說吧,這個印章是怎麼回事?”派出所的民警嚴肅地質問着兩兄弟。

弟弟郭興仁膽子小,被民警嚇得不敢抬頭,而哥哥郭桃仁深吸了一口氣,將整件事情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

1963年10月的一天,郭桃仁、郭興仁兩兄弟和往常一樣上山伐木,不知怎麼的,明明已經立秋,但當天的天氣仍然十分炎熱,兄弟倆才砍了2棵樹就已經大汗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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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休息一會兒吧!”郭桃仁趕忙拾起地上的毛巾,擦着額頭碩大的汗珠。

只見哥哥喘着粗氣,向著弟弟的方向走了過來,而後兩人慢慢坐下,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起閑天兒。

郭興仁遞給哥哥一瓶水,隨即問道:“大哥,聽說隔壁村有個姑娘長得很好看,你喜歡不?”

郭桃仁突然咧開嘴笑了笑:“喜歡是喜歡,但就咱這條件,還是別妄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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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你不想,那我去追嘍,到時候成你弟媳婦,你可別後悔!”郭興仁故意挑逗着大哥。

“你這兔崽子,信不信我抽你!”郭桃仁邊說著,邊把調皮的弟弟推倒在地。

這時,倒地的郭興仁突然大叫一聲,好似背後有個什麼硬東西咯了一下,郭興仁翻身一看,竟是一個黑乎乎的硬物,看形狀像個印章。

好奇的兄弟兩用水沖了沖印章,洗凈後發現是個銀制物件,看來能值點錢,於是便放進包里,帶回了林場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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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以後,林場老闆因為家中有事,便安排郭桃仁、郭興仁兩兄弟幫忙到縣裡參加林業大會,大會上人來人往,好不熱鬧。

會議期間,郭桃仁、郭興仁兩兄弟因沒什麼文化,對會議的內容聽不太懂,也不太感興趣,便掏出包里的印章細細琢磨。

這時,旁邊一位路過的老大哥停下腳步,低頭小聲問道:“你拿的這是什麼?”大方的郭桃仁隨手將印章遞給了老大哥。

印章上有着鐮刀斧錘,還有紅星圖案,看完印章的老大哥臉色突然變得有些奇怪,“這東西可是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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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害怕老大哥搶走自己撿來的值錢玩意兒,兩兄弟便支支吾吾地回答說:“這怎麼會是寶貝,不值錢不值錢……”

可沒想到,這位老大哥竟然是縣歷史研究所的研究員,他深知這枚印章所代表的歷史意義和精神價值,於是趕緊到門口,撥通了縣派出所的電話。

不一會兒,幾位風塵僕僕的派出所民警便來到了林業大會的現場,在老大哥的指證下,郭桃仁、郭興仁兩兄弟在眾目睽睽之下被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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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到派出所的倆兄弟一頭霧水,直到派出所民警將印章從他們倆背包里拿出來那一刻,倆兄弟這才知道是印章惹的禍。

到了第二天,派出所在郭桃仁、郭興仁倆兄弟的帶領下,聯合當地相關部門,共同出動了三輛大卡車,還安排了一百餘工作人員到官元山林場進行地毯式搜尋。

試圖從中找到當年五位同志所留下的遺物,以及其他能夠代表湘鄂贛蘇區歷史的重要物件。

後來,站在林場的一側的郭桃仁、郭興仁倆兄弟,又遇到了一天前林業大會上的老大哥,老大哥耐心地給倆兄弟講解了湘鄂贛蘇區的革命歷史,以及這個中華蘇維埃政府印章所代表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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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完老大哥的講解,倆兄弟突然頓悟,同時對革命時期的英雄們肅然起敬。

被認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其實,革命時期曾有過三枚中華蘇維埃政府印章,第一枚是由郭桃仁、郭興仁兄弟倆在林場拾到的銀質印章。

這枚印章在1994年被認定為國家一級文物,並將其珍藏於江西省萬載縣湘鄂贛革命紀念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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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外兩枚為木質印章

當時,因為第一枚銀質印章的不慎丟失,蘇維埃政府便用木頭製作了第二枚印章,但由於戰爭過程中的不斷轉移,不久後第二枚木質印章也不幸丟失。

直到多年後在一位鄉村老奶奶的家中發現,才被有關部門徵集,從而陳列在湖南省平江縣的平江起義紀念館中。

在第二枚木質印章丟失後,蘇維埃政府又製作了第三枚木質印章,但隨着中國革命的發展,這枚印章也就沒有了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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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文物是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它是某個時期歷史、文化、經濟、藝術等具有崇高價值的具體體現。

中華蘇維埃政府印章,雖然被世人遺忘了近三十年,但其背後所承載的歷史意義彌足珍貴。

它記載了中國革命的艱難困苦,也在不斷警示着如今的我們,珍惜現在幸福美好的一切,因為這些都是革命先輩們用鮮血為我們掙來的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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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革命先輩,我們永不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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