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寧年間的王安石變法最終以失敗而告終，但這場變法也對宋朝的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回溯整個變法的過程，有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不得不提。那便是王安石的學生鄭俠上書宋神宗反對變法，而是用《流民圖》描繪了百姓疾苦，認為這是變法之害，請求罷免王安石的宰相之位。整個事情在當時鬧得沸沸揚揚，朝野上下震動，最終也迫使王安石第一次請辭罷相，熙寧新法遭遇了重大的挫折。然而在整個事件中讓人疑惑的是，鄭俠作為王安石的學生，為什麼不支持老師的變法，反而幫着保守勢利逼迫王安石罷相呢？
鄭俠是福州福清人，由於父親在江寧出任酒稅監，便跟着搬家到了江寧。鄭俠從小學習非常刻苦，在江寧文壇中小有名氣。當時王安石在江寧為母親守喪，聽說了鄭俠的名氣，便邀請他相見，並給予嘉勉慰藉。鄭俠經常寫文章向王安石請教，學識增長很快，也得到了王安石的欣賞。王安石聽說鄭俠在清涼寺讀書，便派了弟子楊驥去做陪讀，對鄭俠的才華非常看重。鄭俠在治平四年中了進士，與王安石之子王雱是同年，兩家來往非常密切。鄭俠考中進士後，被授予了將作郎，秘書省校書郎的官職，正式踏入了宋朝官場。
宋神宗即位後，啟用王安石擔任參知政事，開始了變法圖強。王安石上任後發布了一系列的新法，正式拉開了熙寧變法的序幕。王安石對自己的學生非常的照顧，他先將鄭俠提拔為光州司法參軍，讓他管理光州的民、刑案件。凡是鄭俠上報的各種疑案，王安石都仔細地批複，兩人的關係非常親密。鄭俠任期滿後到東京汴梁城述職，王安石想要將鄭俠越級提拔為京官，卻遭到了鄭俠的婉拒。當時王安石推行新法需要很多的人才，不少年輕的官員得到提拔，其中便有李定、鄧綰等人。然而鄭俠卻不想蹭老師的權勢，拒絕越級提升。
不僅如此，鄭俠對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表示懷疑，當王安石邀請他時他用不擅長法律的理由來推辭。他還跟王安石講了很多自己在地方上見到的新法的弊病，希望王安石能夠停止新法，但王安石並未採納。王安石讓鄭俠的親戚黎東美帶話，希望他擔任修經局檢討，工作是負責撰寫、編輯王安石的《三經新義》。這是王安石推出的新的經學教材，參與編撰的都是新法官員中的重要人物，包括王安石的副手呂惠卿、兒子王雱等重要官員。此時鄭俠已經完全站在了新法的對立面，不僅再次拒絕了老師的好意，還勸王安石廢除新法。
於是師生倆的關係產生了裂痕，在信件中為了新法爭論不休。鄭俠提出了新法的很多弊病，各種跟王安石唱反調。王安石也對鄭俠非常不滿，兩人幾乎到了針鋒相對的程度。後來在熙寧六年的時候宋朝北方發生大面積旱災，農業生產顆粒無收，老百姓生活艱難，形成了成批流民。甚至有流民往東京汴梁城聚集，給朝廷形成了極大的壓力。面對這種情況鄭俠深感民生的艱難，畫作了《流民圖》，並上書宋神宗請求罷免王安石。宋神宗見到《流民圖》上的慘狀，又遭到了來自朝廷內外保守派的政治壓力，終於決定罷黜新法，並下了《責躬詔》。
比較湊巧的是，事發三日後天降暴雨，旱情得到緩解，保守派們普天同慶。於是王安石的宰相當不下去了，上書自請罷相。支持新法的呂惠卿、鄧綰等人知道真相後要求把鄭俠交給御史台治罪，認為他擅自用馬遞上書。同時他們輪流向宋神宗陳述新法的好處，請求恢復新法。宋神宗被說動了，於是宣布恢復新法，並接受王安石推薦的呂惠卿為參知政事。鄭俠聽說後再次上書宋神宗，這次送上了《正直君子社稷之臣圖》和《邪曲小人容悅之臣圖》。他把呂惠卿等人比作唐朝的李林甫之類的奸臣，請求宋神宗“親賢臣，遠小人”。
鄭俠的第二次上書再次點燃了新舊兩黨之間的炸藥包，頓時朝野震動。呂惠卿以“謗訕朝廷”之罪彈劾鄭俠，將其貶謫到汀洲看管。然後呂惠卿又變本加厲，羅織罪名欲致鄭俠於死地，宋神宗網開一面，於是鄭俠被流放到了英州。於是新舊黨爭第一輪的鬥爭結束，王安石外放江寧知府，鄭俠流放英州，呂惠卿以新黨頭面人物的身份進入了政事堂。鄭俠案成為宋神宗年間變法的轉折點，從此之後新舊兩黨關於變法的政治鬥爭，從着眼於新法內容上的爭鬥，衍生成為兩派黨同伐異的黨爭，而且鬥爭形勢越發殘酷和激烈。
關於鄭俠案的討論在後世研究王安石變法的文章中有很多，也得出了不少眾說紛紜的結論。主流歷史認為鄭俠是同情民間疾苦的官員，看不慣新法對百姓造成的損害，而且百姓又受到旱災之困，所以才奮起反對王安石變法，最終遭到了以呂惠卿為首的新黨官員的政治迫害。因此他們認為鄭俠不顧和王安石的師生情誼，反對加入新黨行列，強行上書逼迫王安石罷相，是出於對百姓苦難的同情。所以這個觀點認為鄭俠並非保守的封建官僚集團的人物，而是被官僚集團當作了反對變法的工具，最終成功將王安石拉下馬。
可是從各方面的史料來看，上述說法是很難立住腳的。因為從鄭俠的各方面行為看，與舊黨保守勢力太過統一。說他不是舊黨的人，很難令人信服。而且在後期新舊黨爭日趨激烈的時候，鄭俠都被列入了舊黨的代表人物之中，這說明舊黨是承認他在這次政治鬥爭中的功績的。
比如鄭俠作為王安石的學生，雖然看到了新法執行過程中的問題，但在反對新法時口徑與舊黨官員高度一致。新法執行過程中的問題，很多是舊黨官員故意用腐敗貪污來激化矛盾，這種事情鄭俠並非不知。但是他在上書皇帝是並沒有着重提到貪腐問題，而是把問題歸咎於王安石為相使上天震怒。
這種行為明顯不是作為王安石的學生該有的態度，至少是對王安石的背叛。作為學生，即便與老師在政見上有不同，也不應該搞什麼神神鬼鬼的東西。作為學生的正常做法是實事求是，就事論事的解決問題，如果不願意也不要胡亂髮表意見，更不能搞神神鬼鬼的東西。以馮京為首的舊黨官員彈劾王安石，其中最為重要的理由便是王安石為相導致上天震怒，這才發生了北方大旱。鄭俠不只附和了這種說法，還說只要王安石被罷相，上天就會降雨。這種事情雖然在事件中與宋神宗罷黜新法時產生巧合，但也不應該認為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如果說將北方大旱的罪名歸於王安石和新法是附和舊黨，那彈劾王安石和呂惠卿，就已經暴露了鄭俠作為舊黨的身份。鄭俠上書《流民圖》，第一次是走閣門的正常途徑，結果被封還了。然後他詐稱秘密緊急邊報，發馬遞直送銀台司，直接呈報給宋神宗。實際上銀台司這個路子不是他一個中下級官員能夠走的，沒有人配合也是做不了的。銀台司雖然是門下省的官署，但在改制之前屬於樞密院下屬。而作為舊黨頭領之一的馮京，正好是樞密副使。而馮京也是保守派領袖富弼的女婿，請出曹太后和高太后向宋神宗施壓的人。
最讓人感到驚訝的是，在後來彈劾呂惠卿等人的事情上，鄭俠力捧馮京等人。他將呂惠卿等新黨官員比作唐朝奸相李林甫，把馮京等人比作唐朝名相魏徵、姚崇、宋璟。在提到罷免呂惠卿等人後的替代者後，鄭俠也列出了以馮京為首的一系列舊黨官員名單。這說明鄭俠與舊黨關係密切，對其中的等級地位是非常清楚的。如此看來鄭俠與馮京是明顯是裡應外合，鄭俠走銀台司上書，馮京走後宮施壓，對宋神宗形成前後夾擊。在這樣的政治攻勢下，年輕的宋神宗終於扛不住了，這才有了罷黜新法，下《責躬詔》的行為。
那麼問題來了，作為王安石的學生，又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來的，為什麼鄭俠會投入舊黨行列，與老師做對呢？主流歷史觀說原因在於鄭俠不願看到百姓受苦後難，從上述論述中可以看出，這都是舊黨粉飾輿論的說法。因為只有這樣，鄭俠才能作為王安石的學生來反對新法，在新黨中起到分裂的作用。實際上從鄭俠的出身和他反對新法的過程來看，他反對王安石變法，和他家族的根本利益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王安石的變法侵犯到了鄭俠家族的利益，他就站到老師的對立面，不惜成為舊黨打擊王安石的工具。
在新法推廣之初，鄭俠還是站在新法一面的，對青苗法和免疫法有較高的評價。但隨着新法的推廣，尤其是商業方面的法規面世，鄭俠則果斷地站在了王安石的對立面。鄭俠與代表北方大地主的士大夫官員不同，他是代表着南方大商賈的官員。鄭俠的父親是江寧的酒稅監，很多書籍上說這是個小官，而且還養不活鄭俠一家，所以鄭俠小時候生活清貧。可從更多的史料上看，這種說法根本是謊言，酒稅監是宋朝油水最肥厚的官職之一。以鄭俠父親多年的酒稅監經歷，就算用合法的腐敗途徑，也足夠成為富甲一方。
宋朝南方是發達的商業社會，這與之前的歷朝歷代不同。在宋朝的商稅中，酒稅佔據了極大的比重。根據數據統計，宋朝天禧年間的商稅達到兩千一百四十四萬貫，而明朝前期最繁榮的宣德年間也只有二百零二萬貫。這其中酒稅佔據了將近一半的比重，達到了一千零十七萬貫，是國家總稅收的六分之一。如此大筆的稅務收入，都是掌握在各地的酒稅監手中的。宋朝酒業採取的是“買撲制”和“榷酒制”並行，官營的酒坊遍布全國。而在這些合法酒坊下面，又有依附於它們生存的無數腳店和私營酒坊。
宋朝的官營酒坊是承包給私人進行商業運營的，而私營的腳店和酒坊，只要給酒稅監足夠的錢，也可以把生意做下去。可以說宋朝在商業上管理是非常鬆散的，沒有太嚴格的制度，管理的官員有着極大的自由裁量權，因此也是商業腐敗的高發地。很多大家族的人掌控了類似於酒稅監這樣的肥差，便有了足夠撈錢的渠道，通過法律的漏洞，合法的進行發家致富也就成了很正常的事情。鄭俠的父親作為江寧的酒稅監，而江寧又是江南最富庶的地區之一，其收入可見一斑。而王安石在商業上的新法改革，顯然是侵犯這些官僚和大商賈的利益的。
從鄭俠的表現來看，在最初發布農業方面的法規時還是表示支持的，當商業方面的法規發布，他就立刻投入舊黨陣營，其中原因不言自明。在王安石與鄭俠的書信中來看，王安石也曾採納了鄭俠的部分建議，但鄭俠並不領情，而是要求王安石全部廢除新法。由此可見，這個人是典型的小人性情。當新法利益與他無關時，他便高高掛起。當他家的利益收到新法的影響時，立刻便露出了小人的嘴臉。什麼師生情誼，什麼同年情誼，他都顧不了了。他果斷的加入到了馮京等人的行列中，成為舊黨政治攻訐的工具。
綜上所述，鄭俠上書宋神宗請求罷免王安石的相位，是舊黨處心積慮的政治攻勢。他們利用北方大旱產生大量流民的危機，故意將災情擴大化，裹挾老百姓對王安石等改革官員發起彈劾。在這個彈劾中，鄭俠與馮京等人合作裡應外合，對宋神宗形成了內外夾擊。由於鄭俠是王安石學生的特殊身份，他的控告造成了極大的影響，不但是新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而且動搖了王安石的宰相位置。在此情況下，宋神宗不得不向舊黨妥協，王安石也自請罷相，圍繞新法的鬥爭進入了新的層面，熙寧變法面臨的阻力進一步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