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給歷史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傷痕，而今天我們就來了解一下那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一些事情。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漸漸成為了當時的史學家的是使命。加之毛澤東在當時提出了“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的說法，以“階級鬥爭”涵蓋一切的傾向就開始逐漸泛濫了。
以1958年的“史學革命”為開端，由此開始了對中國幾千年歷史的否定，而對於農民起義則是一律推崇。那些古代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甚至是科學家一律被認為是“統治階級的代言人”，要麼就是“封建王朝的御用工具”，反正就是沒有一個是好人。
而那些好人和英雄就只剩下那些農民起義的了，正如毛澤東曾經所說：“梁山好漢都是些不甘受壓榨、敢於反抗的英雄，那時的梁山雖然沒有產生馬列主義，但是他們的所做所作，基本上是符合馬列主義的。”
也就是在這樣的傾向之下，從盤古開天以來，整個中華歷史上除了陳勝、吳廣、黃巢以及李自成、洪秀全等人，剩下的沒有一個是好人了。
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翦伯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想要扭轉那種把中國歷史說成是一團漆黑的傾向。但是好景不長，後來成為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主要成員的關鋒和戚本禹，分別寫了題為《在歷史研究中運用階級觀點和歷史主義問題》、《評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不點名地批評翦伯贊。
李秀成，乃是忠王，太平天國後期重要人物。當時他向洪秀全建議放棄天京，但是沒有被採納。於是他決心死守殉國，在被清軍俘虜處死前，他寫了一篇《自述》。其中主要是記載他本人參加太平天國運動的經過，其中他為了自己的部下不被屠戮，就寫了些稱讚曾國藩、曾國荃兩兄弟的話，希望他們可以收降其部下。戚本禹就據此指認李秀成乃是叛徒。
而李秀成被打上“叛徒”的標籤之後，蘇州拙政園門口的“太平天國忠王府”的牌匾和大廳里描繪李秀成召集部下將領召開軍事會議的畫也被認為是“為叛徒樹碑立傳的標誌”，因此而被摘掉了。
戚本禹的發表後，話劇《李秀成》也停止了。對於這種“罵倒一切”的“史學革命”，當時有許多學者是持反對意見的。1963年，中宣部副部長召集部分學者開會，會上認為戚本禹的文章基調是錯誤的，照此否定的話，中國歷史上就沒有幾個好人了。同時不能因為這篇文章就否對李秀成一生的革命。會後，中宣部指示話劇《李秀成》照常演出。
而戚本禹見此,大感形勢不妙，正打算寫檢討。就在這時江青召見了他，原來是江青將他的文章介紹給了毛澤東，而毛澤東讀了之後批了幾行字：“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有了這個打氣之後，戚本禹這下放心了，於是繼續寫他的革命文章。
而這場“史學革命”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先聲了。而它的影響就是導致許多大學取消了歷史專業，一些師範學院的歷史系也被併入其他系。就算有一些大學的歷史系得以倖存下來，也就只剩下兩個“四史”。
也就是中共黨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農民戰爭史、帝國主義侵華史以及貧、下中農家史、人民公社社史、村史、廠史。這對於教育來說無疑是一場沉重的災難。當然除了這一影響外，還有就是否定所有的“清官”。在這樣的論調下，海瑞、林則徐、鄭板橋等都被認為是“反動派”，由此1965年11月，文化革命就此拉開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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