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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溝橋事變以後，美國採取了靜觀其變的態度。
美國官員認為，事變本身並非日本有意製造。而且，中日雙方都表明了談判的意圖，“只要南京不在外交和軍事上過分強硬，很有可能在沒有大規模軍事衝突的情況下實現調整”。
1、七七事變爆發美國為何不主持正義？
反之，美國在此時介入調停只能刺激日本，促使局勢複雜化，不利於美國的利益。
7月12日，美遠東司司長霍恩貝克在備忘錄中寫道：
“本政府在此時採取任何調停意圖的行動都是不成熟和不明智的，將可能激化而不是緩和局勢。”國務卿赫爾則擔心“一項調停的建議只會激怒日本政府並藉此告訴日本人民，西方列強正試圖干預所謂日本在華的自衛權利”。
美國政府遠東外交決策還受到國內因素的制約。當時美國依然處於孤立主義的深淵之中。1937年2月眾議院甚至有議員提出憲法修正案：除非美國領土遭遇外敵入侵，國會宣戰以後，還要經由全民公決認可方能生效。
而且，“新政”實施幾年之後，美國國內經濟形勢依然嚴峻，而從1932年到1939年，美國對日出口佔到美國總出口額的7.3%到9.9%，日本在美國出口中一直居第三位，這使得美國政府不得不仔細掂量對日本實行經濟制裁的可能性。
事實上，美國也缺乏支持經濟制裁所必要的軍事實力。海軍部多數高級將領都認為制裁將引發戰爭，而美國海軍並未對此做好準備。
因此，美國國務卿赫爾認定：
“唯一的希望在於繼續保持與日本的友好關係，從而保證在時機成熟時，我們有機會介入結束戰爭，如同西奧多·羅斯福在1904年日俄戰爭時做過的那樣。”
至於時機到來之前美國要有什麼主動行動，那就只能是以道義勸說的方式發動國際輿論，對促成和平施加影響。
2、美國的消極態度
在此期間，中國政府除了與日方交涉，也力圖促成列強幹預。
7月21、24日，蔣介石兩次會見了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警告日本的舉動將釀成戰爭，勸說英國約同美國，“一致設法，事先預為防止”。25日，蔣介石又會見了美國駐華大使詹森，請美政府與英國協商，警告日本，“預阻其再向中國提出任何要求”。中國對意大利、法國也表達了類似的態度。
英國政府為保護其在華利益，態度比較積極。它在事變後多次警告日本政府：如果日本將華北變為另一個偽滿洲國，英日關係將很難真正改善。英國還試圖以正在進行的英日談判為槓桿，迫使日本儘快與中國恢復和平。此外，13日，英國還詢問美國，是否願意聯合調停中日衝突，並表示法國在原則上已經同意。
然而，美國國務院委婉地拒絕了英國的提議，稱美國已經向中、日兩方強調了保持和平的重要意義，美國願意合作，但希望採取平行行動，而不是聯合行動。
此後，美國多次拒絕了英國類似提議。
美國採取的行動是，7月16日，赫爾對包括中、日在內的《非戰公約》的簽字國發表聲明，並要求他們予以回復。
聲明提出了“和平不可分割”的原則，指出：
目前在世界若干地區存在着緊張局勢，“表面看來，這僅僅牽涉到鄰近的那些國家，但它歸根結底必然會涉及整個世界”，並強調，“任何嚴重的敵對行為，無不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影響美國的利益、權利和義務”，為此，美國政府感到有必要闡明對它所深為關切的國際問題和國際形勢的立場。
8月13日，淞滬抗戰爆發。美國在華利益受到進一步衝擊。
日軍在中國的暴行及中國軍民的頑強抵抗也使美國民眾逐漸轉向同情中國，在當時的蓋洛普民意調查中，雖有55%的受訪者表示不支持中、日任何一方，但43%的受訪者支持中國，支持日本的僅有2%。美國政府也決定向上海增派海軍陸戰隊。
8月23日，赫爾再度發表聲明。他指出，目前太平洋地區的局勢不僅關係到美國的具體利益，還關係到美國所信奉的處理國際關係的基本原則，並且強調：
“7月16日闡述的原則可以運用於太平洋和世界其他地區…這些原則體現於華盛頓會議條約和巴黎的《凱洛格-白里安公約》之中”，表示“本政府不信奉政治聯盟或介人，也不信奉極端孤立。它信奉國際協作…正力圖在太平洋地區和全世界保持、加強和復興上述原則”。
赫爾的兩次聲明成為接下來幾個月美國對待中日戰爭的官方政策的基礎而被反覆提及。
美國政府的這種無關痛癢的表態自然不能使中國感到滿意。就在同日，蔣介石通過在金陵大學任教的美國人卜凱給羅斯福捎去口信，對美國拒絕與英國合作化解當前的危機表示“真正失望”，並說，1931年英國外交大臣西蒙在東北問題上不與美國合作，對此中國與世界都不會忘記；如今，英國也將久久記得美國不同它合作。
3、列強為何不同意訴諸國聯？
隨着中日衝突逐漸升級，將衝突訴諸國聯，提上了國民政府的議事日程。儘管歷史經驗使中國國民政府意識到，國聯不會給予中國任何實際的援助，但中國卻可以將國聯作為爭取道義同情、譴責日本侵略的講壇，也為未來可能的對日制裁留下一個合法性的基礎。
8月2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致國防最高會議的一封信函很好地反映了這一觀點：
“國際聯盟在近年來雖失其盟約上之有力地位，然既未正式解散，會員國之盟約責任依然存在，我國若訴諸國聯，縱然不能得其實力上之援助，則至少亦可得國際輿論上之同情，而輿論上之同情在國際戰爭上，往往發生不可思議之助力。”
從7月中旬到8月，中國分別通知英、法兩國，有意將中日衝突訴諸國聯，並與之進行磋商。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在復函中不置可否，但強調中國訴諸國聯將毫無用處。
法國外長德爾博斯的回答與之類似：中國應自行決定是否提出申訴，但不能指望這一申訴能收到什麼實際效果。
8月20日，中國駐美大使王正廷造訪國務院，探詢美國對中國向國聯提出申訴一事的態度。但赫爾面臨著國內孤立主義的壓力，也不願被英國拖下水，想不受約束地保持美國政策的獨立性。
因此，他避免正面回答，只是重提自己7月16日的講話，霍恩貝克則表示希望了解中國的意圖及對國聯會議議程的打算。
12日，顧維鈞正式向國聯秘書長遞交了中國政府的申訴書。
14日，艾登、德爾博斯和愛文諾共同會見了顧維鈞，極力勸說中國放棄援引第17條。
該條規定：如某國不守盟約而從事戰爭，“應即視為對於所有聯盟其他會員國有戰爭行為。其他各會員國擔任立即與之斷絕各種商業上或財政上之關係，禁止其人民與破壞盟約國人民之各種往來，並阻止其他任何一國，不論為聯盟會員國或非聯盟會員國之人民與該國人民財政上、商業上或個人之往來”。
他們表示：最要緊的是“獲得美國的合作”。艾登提出了一項折中方案，即由顧維鈞在大會發言中聲明採用什麼程序由行政院決定，指出行政院可以自行採取行動，也可以將此案提交大會或顧問委員會。
9月20日深夜開始，日本對南京和廣州地區的非軍事目標實施了大規模轟炸。日軍空襲的性質和程度引起了世界輿論的一致聲討，英、美、法、蘇、德、意政府也向日本提出抗議。蔣介石於24日接見外國新聞記者，譴責日本的野蠻行徑，表示相信“公理必占最後之勝利”，並呼籲《九國公約》和《國聯盟約》簽字國對中國的抗戰加以援助。
於是，中國代表團調整了目標，決定趁機10月6日，國聯大會通過了顧問委員會提交的決議。決議由兩份報告書組成。
第一份報告書主要回顧和分析盧溝橋事變以來中日衝突升級的經過及原因，報告書的結論認定日本侵佔大量中國領土、封鎖中國海岸並在各地實施轟炸的事實，指出日本“違背在《九國公約》及《巴黎非戰公約》下所負之義務”。
第二份報告書陳述小組委員會的態度，並提出解決辦法。它首先駁斥了日本所謂中日爭端只能由兩國自行解決、第三國不能介入的說法，強調“目前中國之局勢，不只關係衝突之兩國，且對於一切國家均有若干關係，許多國家與其人民皆已直接蒙受其影響”。
10月6日，美國國務院聲明響應國聯的這一決議，表示：美國不得不得出結論，日本在中國的行為不符合處理國際關係的應有原則，並且違反了《九國公約》和《非戰公約》。國聯會議就此落幕。
由於列強的軟弱和相互推諉，會議沒有給予中國實際的援助，沒有指明日本是侵略者，甚至不願重申“不承認主義”原則。會議的積極意義在於，它基本達到了國民政府最低限度的目標，即保持國際對遠東事務的關注，動員國際輿論，爭取道義同情。
4、羅斯福檢驗隔離演說
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國際上的緊張局勢越來越引起美國有識之士的關切。日本不僅繼續佔領着整個中國東北，還繼續蠶食華北，退出國聯，退出倫敦海軍軍備限制條約；意大利在1936年入侵埃塞俄比亞；德國不斷擴充軍備，1936年派軍隊進入萊茵非軍事區，積極干涉西班牙內戰。悲觀主義籠罩着整個世界。當小說《失落的地平線》發表時，羅斯福不禁評論道，這本書準確地描繪了“當前世界如臨深淵的處境”。
但20世紀30年代美國社會的主潮流是孤立主義。因此，羅斯福政府認定，有必要發動一場宣傳運動，使民眾意識到孤立主義的危險，也向德、日、意幾個“強盜國家”表明美國的反對態度。
1937年9月下旬，日軍在中國的暴行，尤其是對南京的野蠻轟炸激起了美國公眾的憤慨，宣傳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國務卿赫爾建議，由總統在全國巡遊時發表一個關於對外政策的重要演說。羅斯福欣然同意，並將演說的地點選定在孤立主義氣氛最為濃厚的美國中西部城市芝加哥。
10月5日，羅斯福在芝加哥發表演說。
他在回顧了美國自新政以來取得的建設成就以後，話鋒一轉，談到目前世界政治局勢正在逐步惡化，以至於達到了“文明的基礎遭到嚴重威脅”的程度，繼而提醒自己的聽眾，在陷入戰亂的世界裡，“不要幻想美國能夠逃脫、西半球將不受攻擊…僅僅孤立或者中立沒有出路…現代世界在技術上和精神上休戚相關、互為依靠，任何國家都不可能與世界其餘部分的經濟和政治動亂完全隔絕開來”，他號召“愛好和平的國家做出一致的努力去反對違反條約和無視人性的行為”。
這就是在當時震驚世界的芝加哥演說，又稱“檢疫隔離演說”。此後，羅斯福發表演說的意圖便成為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們爭論不休的話題。
根據羅斯福的好友、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韋爾斯的回憶，在1937年7月，日本入侵中國後不久，羅斯福向他袒露了自己的計劃：由美、英海軍在太平洋的戰略要地對日本實施貿易禁運。
羅斯福認為，此時禁運不會引發戰爭，因為日本已經深陷於中國的戰事，其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如果斷絕其貿易，日本將在它能夠從東南亞獲取所需的石油和其他原料之前垮台。他還認為，英國由於其在遠東的巨大商業利益和英聯邦的生存面臨威脅，也會對激進手段給予支持。
內政部長伊克斯的日記也記載說羅斯福在9月14日談起，他考慮給世界各國發信，建議在未來如果任何國家侵犯別國權利和危及自由，愛好和平的國家將把它孤立起來，“切斷與這個國家的所有貿易，從而使其無法獲得原料”。
幾個月後，在12月17日的內閣會議上，羅斯福宣稱，經濟制裁可以真正有效，但“我們不稱它們為經濟制裁；我們稱它們為檢疫隔離。我們要發明一種不會帶來戰爭的技術。我們想和日本、意大利一樣聰明。我們要以一種現代的方式來處理這個問題”。
羅斯福尋找的只是一種在外交上便利轉圜的技術性的方法，實質仍然沒有偏離經濟制裁的思路。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即使羅斯福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堅持下去，當時他也不會如中國所期望的那樣立刻對日本實施制裁。在上述與伊克斯的談話中，羅斯福表示，他無意將自己的計劃應用於中國和西班牙的局勢之中，因為“已經發生的事不可能不發生了”，他想做的是“給未來設計出一個新的政策，作為給那些現在橫行霸道的國家的警告”。
總之，羅斯福個人傾向於對德、日或單獨對日本採用類似經濟制裁的威懾手段；但如果有機會成功，他也很願意嘗試通過各國協商重新調整利益關係，畢竟這樣做在政治上更為有利。但不管採用什麼手段，都是以防止戰爭而不是冒戰爭的風險為前提的，其目的是最終促成妥協。“檢疫隔離演說”是羅斯福在1937年進行的各種試驗中的一種。
不管羅斯福的本意如何，演說一經發表，立刻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關注和期望。中國朝野無疑深受鼓舞，10月7日，蔣介石對美聯社記者發表談話，盛讚演說意義：
“今美總統已發表其偉論，對於人權與和平均有闡明，足令我人確信，凡堅持正義者，必可如願以償”。
英國外交大臣艾登也幾次派人向美國詢問“隔離”一詞的確切含義。日本駐美大使則造訪國務院，不安地探詢美國未來的行動路線。
5、美國孤立主義的影響
美國國內卻是一片反對之聲。
一些孤立主義的媒體大造聲勢，《芝加哥論壇報》批評“檢疫隔離”就意味着經濟制裁，而經濟制裁則意味着戰爭，美國不過是英國人用來拯救其遠東帝國的玩偶。
《赫斯特報》調查了國會議員對於中日衝突的態度，然後宣布結果說：
“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從加拿大到墨西哥灣，國會議員們吼出他們的決心，今天、明天、永遠都不能讓美國捲入外國的戰爭”。
一些保守派議員在國會紛紛指責羅斯福的演說。博拉聲稱，他完全反對美國參與制裁日本，認為“那和發動戰爭毫無二致”；范登堡認為任何旨在指證侵略者、採取制裁一類的行動都將使美國捲入其力圖避免的聯盟關係；拉法耶特表示，他反對任何最終需要美國使用武力的東西，不管是否以暗示的方式。
甚至多數內閣成員也不支持羅斯福出人意料的表態。韋爾斯回憶，只有伊克斯、摩根索和農業部長亨利·華萊士支持總統，赫爾因為事先羅斯福沒有和他商量“檢疫隔離”的想法而大為光火。
赫爾在回憶錄中寫道：
“對檢疫隔離這一想法的反應迅速而激烈，政府發動的意在製造並強化公共輿論，使其偏向國際合作的教育運動因此倒退了好幾個月。”
在這種情況下，羅斯福立刻從演說的立場後退了。
翌日，當記者問他，“隔離”是不是對日本實行經濟制裁時，他搪塞說：
“制裁”是一個可怕的字眼，現在沒有人用了，他的演說主要的意思是最後這句話，即“美國厭惡戰爭，美國渴望和平，因此，美國積極地行動起來以尋求和平”，並補充說，“這種方法並非一定要同保持中立背道而馳”。
“檢疫隔離”演說的風波終於平息，但這個演說只是一個開始，既然強硬手段尚不便採用，羅斯福很樂意繼續嘗試新的辦法，於是有了布魯塞爾會議的召開。
6、布魯塞爾會議的召開
布魯塞爾會議是國聯會議的產物。英國政府在中國要求國聯採取實際行動援華制日的壓力下，為了把責任推給美國，提議召開一次《九國公約》成員國會議。美國決定接受邀請，並建議將開會的地點設在小國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由九國中除中、美、日以外的其他六國共同發起，這樣，“沒有一個國家出面領導，所以也就沒有一個國家處於擔驚受怕或受人指責的地位”。
這足以反映出當時大國對待中日衝突的精神狀態：誰也不願出頭得罪日本，誰也不願承擔責任，互相推諉，搪塞中國。與會的共有19個國家，除公約簽字國（日本拒絕參加)外，還有後來加入公約的英國自治領加拿大等5國及瑞典、丹麥等5國，蘇聯也應邀參加會議。
美國政府對布魯塞爾會議也有自己的打算。在美國代表諾曼戴維斯行前，羅斯福幾次接見了他，對美國參加會議的策略作了部署。
按照羅斯福的設想，布魯塞爾會議應邀請日本與會，如果日本拒絕，就盡量將會議延長數周或者數月，並持續不斷地向日本發出邀請，從而對日本施加聯合的道義壓力，迫使其參加會議並與中國達成妥協，在採取上述行動時，避免討論或考慮其他步驟。
如果所有嘗試都歸於失敗，而日本仍堅持其頑固態度，那麼“世界和美國的公眾輿論將很可能要求我們做些什麼”。
這時，世界上的“中立國家”就可以聯合起來向中國提供獲得武器裝備的便利，不過美國由於受限於中立法不能參與；另一種選擇是“放逐日本，與之斷絕關係”。
但這要有兩個先決條件：
布魯塞爾會議的所有與會國實質上的一致同意；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無論國聯內外)實質上的一致同意。
顯然，羅斯福對布魯塞爾會議的意圖是：
（一)積極地製造國際輿論的壓力，迫使日本與中國媾和；
（二）即使上述策略不能成功，至少推動國內國際的公眾輿論發展並使之更趨明朗，從而給予美國政府更大的外交行動的空間；
(三)如果布魯塞爾會議的參與國一致表現出制裁日本的願望，並且國內外製裁日本的要求如此強烈以至於發展到壓倒孤立主義勢力的地步，美國可以在會議上有限地討論和參與對日本採取戰爭以外的威懾措施。
事後看來，美國政府延長會議的策略只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空想。日本早已下定決心，無意妥協；而且明知自己在《九國公約》會議上將處於實際上受審的地位，它當然不會赴會。
整個10月間，美國一再極力勸說日本參加布魯塞爾會議，申明會議只是提供一個交流的機會，日本也可以更好地陳述自己的理由，甚至考慮澄清“會議與10月5日國聯決議和10月6日美國的支持聲明無關”，不準備“宣布日本為侵略者”，但日本對美國的建議無動於衷，堅持拒絕與會。
會議期間，11月9日，上海淪陷。國民政府緊急呼籲會議採取步驟干涉中日戰爭。19日，顧維鈞把一份備忘錄分送英、美、法3國代表，要求列強聯合舉行大規模海軍示威，抗議日本侵略；列強對此置若罔聞。
但這一切都只是徒勞。11月24日，布魯塞爾會議最後通過了一個報告和宣言。報告回顧了《九國公約》的條款和簽訂過程以及布魯塞爾會議所作出的努力，並且指出，中國政府出席了會議並已宣布願意接受符合《九國公約》原則的和平，而日本卻多次拒絕與會。
宣言則着力重申《九國公約》的各項原則是“對世界和平和國內國際生活有秩序地向前發展的必不可少的基本原則”，“武力本身決不可能為兩國之間的爭端提供公正持久的解決辦法”，並強烈要求“停止戰爭行動，求助於和平程序”。
中國代表顧維鈞在閉幕式上嚴正聲明，“中國代表團深信僅口頭複述原則，決無補於實際”，“對於大會不能採取積極而完備步驟，實為遺憾”，並再次表達了中國對國際社會採取一致行動的期望。布魯塞爾會議終於在一片失望和斥責聲中結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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