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9月，周建人離開了兄弟三家人共同居住的北京八道灣大宅子，隻身到上海發展去了。
為什麼才住進來不到兩年就要走呢？多少有點無奈、被迫的意思。
不同於大哥魯迅和二哥周作人，周建人是三人中最後一個來到北京這座大城市的。
他一直在紹興老家陪伴着母親。直到1919年底，才與周家其他人一併來到北京，搬進了八道灣11號宅院。
當時的魯迅在教育部工作，周作人則在北大教書，此外，他們在各大學也有兼課，因此收入頗豐。
暫時沒找到工作的周建人深感自己學歷和學識不夠，就到北大旁聽社會哲學的課程去了，間或寫些生物學和民俗學方面的文字，在《新青年》等處發表。
當時的周建人已過而立之年，是三個孩子（長子早夭）的父親。
他的妻子是二哥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她是1912年從東京來到紹興，陪伴剛剛分娩完的姐姐的。
芳子當年15歲，而周建人24歲。
據說二人的婚事是由信子夫婦一手策劃，“逼迫加詐騙成局”的（魯迅語）：先將周建人灌醉，然後將芳子推入其房間，造成既成事實。
簡直是一場陰謀。
不過婚後，小兩口倒也還算合得來，孩子們也接二連三地出生了。
然而事情在他們搬到北京後漸漸發生了變化。
為何突然離開了八道灣？
周建人丟了紹興的工作來到北京，在旁聽課程的同時也閱讀很多進步書籍，這是他在努力提升自我、向兩個哥哥看齊的表現。
然而這樣的舉動在胸無半點墨的信子姐妹看來是無法理解的，她們這樣抱怨道：“這麼大年紀還要去上課，多丟人……”
眼看着魯迅和周作人在北京文化界做得風生水起，賺得又多，芳子越來越覺得自己這個丈夫貧窮且無能，經常給他臉色看。
信子更是不給周建人一點面子，經常指使他做家務，動不動就訓斥道：“慢得像蟲爬”、“木乎乎，木手木腳的中國人！”
善良老實的周建人一直選擇忍讓與沉默。沒想到兩姐妹更是變本加厲起來。
羽太信子
有一天，周作人夫婦和芳子要到郊外去遊玩，周建人慾同行。
當他剛準備邁入汽車，芳子竟然斜着眼冷冷地說：“你也想去嗎？錢呢？”坐在一旁的周作人不發一言。這讓周建人頓感顏面掃地。
隨着諸如此類的事情越來越多，周建人漸漸難以忍受，他央求大哥二哥給自己找份工作，他要靠自己的努力養活妻子孩子。
於是魯迅給蔡元培寫了兩封信，請求其幫自己的弟弟找份工作。而周作人也給胡適寫了信。
就這樣，周建人收拾行囊出發了，這個年紀最小的弟弟，成為周家三兄弟中第一個離開八道灣的人。當時芳子懷着他們的第四個孩子，也就是後來的周豐三。
青年周建人
周作人先到杭州教了幾年書，後來又去了上海商務印書館當編輯。
他原以為，離開那個令人窒息的家，自己又開始掙錢後，日子一定會慢慢好起來的。
然而事情並沒有像他期望的那樣明朗起來——在排擠走了自己後，羽太信子很快又將矛頭指向了大哥魯迅。
不到兩年的時間，魯迅也被迫離開了八道灣，而且與周作人徹底決裂了。
兩年，彷彿是周家一個無法打破的時間魔咒。
至此，整個八道灣周宅只留下了一個中國人。
回想當年在日本留學時，魯迅和周作人給在家留守的三弟許下諾言：有福同享，永不分離。
這事彷彿昨天才發生，而轉眼間，薔薇色的夢已經破碎，失去了色彩。
後來，周建人與芳子的婚姻，也演變成了一出人間悲劇。
始於畸形的期盼，本就是黑色土壤中開出的花，又沒有精心地培育，其強行結出的果實只會酸澀無比。
在上海另組家庭
周建人在商務印書館的編譯所工作，所長是王雲五。王的管理以嚴厲著稱，他用國外進口的打卡機考勤，要是有人遲到，將被罰扣薪金，甚至開除。
周建人一直兢兢業業地工作着，還經常帶稿子回家熬夜加班。
但是因為資歷尚淺，他的薪水只有每月八十元。
他開始按月給家裡寄去三十元，但芳子嫌不夠，仍然不斷催逼，他只有又增加二十元，每月寄去五十元。
王雲五
周建人給芳子寫信，希望她帶着孩子來上海與自己團聚，然而信子不讓芳子去，勸她道：
你們幾口子在北京，有大房子住，吃喝不愁，還有大伯二伯養着。上海物價高，周建人一個小職員薪水那麼低，你們過去肯定不好過……
於是芳子動搖了，她不願意去上海，任憑丈夫如何寫信相邀。甚至都不去上海看望一下。
魯母對此深感不滿，曾多次在親友面前說過：“女人出嫁，理應和丈夫一道過日子。哪有像三太太不跟丈夫卻和姐姐在一起的道理。”
後來，周建人積勞成疾，身邊又沒人照顧，得了肺結核，仍然硬撐着去上班。
就這樣一直拖到1925年，周建人與芳子的婚姻等於名存實亡了。
在最無助的時候，周建人以前在紹興的學生王蘊如出現了。二人逐漸產生感情，並結合了。
他們後來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但周建人仍然每月給北京家中寄去生活費，因此他和王蘊如過得非常拮据。
好在大哥魯迅知道他生活困難，經常給他資助。如魯迅日記記載，1926年9月11日：“上午托伏園往中國銀行匯泉二百於三弟”；1927年1月8日：“匯寄三弟泉百”。
1927年10月3日，魯迅攜許廣平抵達上海，打算定居下來。這樣也好和周建人家互相有個照應。
他們一開始分開住，後來搬進了同一間宅子，直到中日“一·二八”事變爆發，宅子毀於戰火，才又分開來住。
前排右起：魯迅、許廣平、周建人 攝於上海
這段時期直到魯迅逝世，周建人得到了大哥的諸多關照：
魯迅經常給周建人錢，用於給孩子們交學費或生活上的補貼等等；戰事摧毀了商務印書館，周建人失業，魯迅又托許壽裳和蔡元培出面，請求王雲五繼續聘用周建人。
而周建人一家也給了魯迅家很多照顧。魯迅和許廣平剛到上海，就是他們幫忙一起找的房子；許廣平生下周海嬰後，由於缺乏育兒經驗，王蘊如也給了很多幫助。
魯迅生命的最後這些年，確實感受到了“兄弟怡怡”之溫情，這也適當撫恤了他因周作人而備受傷害的心吧。
與八道灣的家人斷絕關係
1936年，也就是魯迅去世那年的12月，是周家老母魯瑞的八十大壽。因喪失長子而悲痛萬分的魯瑞特別希望小兒子能回北京看看自己。
於是周建人帶着王蘊如第一次回到了北京。他們也想藉著這個機會，宣布二人的婚姻之實，同時也結束與芳子那不幸的婚姻。
然而壽宴卻不在魯母住的西三條舉辦，而是在八道灣。於是王蘊如沒有出席，只有周建人一人去了。
沒想到卻發生了非常驚險的一幕：
當周建人向母親祝壽致禮時，他與芳子生的次子周豐二突然從屋內沖了出來，手持一把軍刀。
一邊口稱為母抱不平，一邊向周建人砍去，還好眾親友立刻奪下了他手中的刀，才平息了這一“血案”。
從那以後，周建人才狠心切斷了與八道灣那個家的一切關係，並不再寄錢回去。
周建人與王蘊如
對於兄弟二人都另娶的情況，周作人是非常生氣的。他痛切地稱之為“家風不正”，認為他們是在納妾，而且還將沉重的負擔丟給了自己。
朱安還好，魯迅會寄生活費給她；而芳子和她的三個孩子，卻幾乎都是周作人一人在養活着。
他曾寫信給周建人，指責他遺棄羽太芳子而和王蘊如同居：
“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別人自只能作妾看，你所說的自由戀愛只能應用於女子能獨立生活之社會裡，在中國倒還是上海男女工人搿姘頭勉強可以拉來相比，若在女子靠男人蓄養的社會則仍是蓄妾，無論有什麼理論作根據。”
抗戰時期，出任偽職的周作人依仗日寇的勢力，讓北平的日本使館通知上海領事館，向王雲五下令，從周建人的薪水中扣出一半來，直接匯付給周作人。
這是周海嬰記錄在自己回憶錄中的事情。
周建人五口之家，生活更是艱辛不已。但他始終保有着民族氣節，在日寇的種種威逼利誘下，始終不願意與之合作。
他積极參加救亡運動，多次在救亡運動上簽名。儘管他生活困難，身體又多病，需要錢，但他堅決不為日本人做事。
孩子遇到生病，若非重症，決不去醫院。
他們一家子，就是在這樣困苦的環境中支撐着。據資料記載，自從周作人背叛民族後，周建人就與他斷絕了聯繫。
許廣平攜周海嬰與周建人一家
在新中國，兄弟二人境遇天差地別
1941年，對於周建人來說是個悲痛的年份。因為他的小兒子周豐三開槍自盡了。
據周海嬰說，周豐三是個很有正義感的孩子，始終關心着國家安危。
他眼看自己的二伯背叛國家背叛民族，心裡非常着急。經常苦苦相勸，二伯都聽不進去。最終他只有以死相諫，白白犧牲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而也有學者持不同的觀點。倪墨炎在《中國的叛徒與隱士：周作人》中明確地表示，豐三的自殺大部分原因來自家庭糾紛。
他從小缺乏父愛，想不通父母為何會鬧到今天這一步，父親為何要與他們斷絕關係。
無論怎樣，這都是一個可憐的孩子，他沒有罪過。他是父母悲劇婚姻的犧牲品。
抗戰勝利後，周作人與周建人的境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個淪為階下囚，一個重獲新生。
1949年8月，出獄後的周作人回到了北京八道灣。但他沒有獲得公民權，不能出頭露面。
政府念他精通多種外語，請他翻譯外國書，但發表時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只能用大家不熟悉的筆名，如“周遐壽” “周啟明”等。
由於家裡人口眾多又年老多病，從1949年11月-1952年3月這兩年多的日子裡，67歲的周作人竟寫了908篇文章，以賺取稿費養家。
但收入仍然很少，而且不穩定。晚年國內自然災害時，他不得不給香港友人寫信，乞求食物和藥品，活脫脫一個悲哀的老年“乞食者”。
老年周作人與小孫子
而周建人呢，在建國後地位一躍而上，先後出任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高等教育部副部長、浙江省省長等職，還當選為中央委員。
1965年，周建人當選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1978年，又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成為副國級幹部。
在新中國，兄弟兩同在一城，卻沒有來往。沒有任何資料顯示出周建人幫助過周作人，或周作人尋求過周建人的幫助。他們就像路人一樣。
可悲的周作人，一生竟然跟兩個親兄弟都鬧到決裂的地步。
老年周建人
結局
周建人在晚年撰寫了一本《魯迅與周作人》一文，談起過自己和周作人的一次偶遇：
“全國解放後不久，有一次，我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突然面對面地碰到周作人。我們都不由自主地停了腳步。
他蒼老了，當然，我也如此。只見他頗凄涼地說：‘你曾寫信勸我到上海。’‘是的，我曾這樣希望過。’我回答。
‘我豢養他們，他們卻這樣對待我。’
我聽這話，知道他還不明白，還以為他自己是八道灣的主人，而不明白，其實他早已只是一名奴隸。
這一切都太晚了，往事無法追回了。”
可能這就是兄弟二人有生之年的最後一次對話，如此耐人尋味，又有些悲哀。
歷史就是這麼的無情，人的命運就是這樣的難測。
最後說說周建人悲劇婚姻里主角們的結局吧。
他的第一位夫人羽太芳子（建國後法院判二人離婚成立）一直和姐姐信子住在北京八道灣，病逝於1964年。
他的次子周豐二，後來在中學當數學老師，與妻子有一繼女周玲，女婿是梁啟超之孫梁任堪。
他與父親斷絕關係後，終生都不再與之往來，與母親和二伯一家一起生活，於1992年病逝。
他的長女周鞠子，當年沒有參與聲討父親的活動。因此周建人後來一直偷偷給她往祖母那裡寄生活費。她一直跟母親生活，學的是音樂。
結婚後跟丈夫到唐山定居，不幸死於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
右：周鞠子（也叫馬理）
若不是因為善良，周建人不會任人擺布結下非自己所願的婚姻；若不是因為善良，周建人不會選擇忍讓，放棄提升自我的機會，默默離開八道灣去外地拚命工作；若不是因為善良，周建人不會允許妻子和孩子不來自己身邊生活，從而釀下後來一系列的悲劇……
再反觀魯迅與周作人呢？似乎更甚：一個被趕出家門，與兄弟決裂，含恨早逝；一個被當作賺錢工具，最後猶豫變節，成為民族叛徒。
三兄弟都為被過度透支的善良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只留給後人無限的感嘆與唏噓。
善良，本是人所應具有的美好品質，但我們不能讓它被惡人利用，並過度透支。我想，這是值得每個人去思考的問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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