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國防部長張愛萍將軍親筆為一位老人題寫輓詩：
“君視名利如糞土，許身國威壯河山”
老人的最後囑託，是“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出身簪纓世家，在烽火年代裡錘鍊出一身本領
26歲捨棄豐厚待遇毅然回國
34歲臨危受命隱姓埋名
臨終前朋友不解他如此拚命，得到了什麼報酬
他笑着伸出手指，緩緩地說“20元”
這位丈夫許國的國士，就是“兩彈元勛”——鄧稼先
一、
1924年的中國熱鬧非凡，在廣州，37歲的蔣介石目光複雜的目送着身為國民黨中執委委員的，剛剛31歲的毛澤東步入了國民黨一大的會場。兩個未來中國的領頭人物在這裡第一次相遇。
這一年初夏的北京，32歲的清華大學教師鄧以蟄一臉興奮地揚着手中的電報沖入辦公室，激動地跟同事分享自己兒子降生的喜悅。作為安徽懷寧的簪纓世家，鄧以蟄對兒子頗多期待，一番思索後，鄭重地給兒子取名為“稼先”
《說文》之中記載，“稼，禾之秀實為稼”。鄧以蟄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根植於中華大地並且成為造福民眾的滄海一粟。此時的鄧以蟄不會想到，自己的孩子將會在未來給這個國家帶來多麼巨大的貢獻。
1925年，剛剛8個月大的鄧稼先隨着母親和姐姐，從安徽老家來到北京與父親團聚。在四九城中，鄧稼先度過了無憂無慮的童年。
除了自己那簪纓世家出身的底氣，父親鄧以蟄本身在當時就是一個傳奇。
曾擔任過安徽教育長的父親是中國當代美學的奠基人，家風文化的熏陶讓鄧稼先很早便展現了“神童”的天賦。
在5歲的鄧稼先即將要上小學時，父親鄭重地把他叫到正堂前，告訴他那塊寫着“松風水月”的牌匾乃是崇禎皇帝的御筆，要求鄧稼先要做到這四個字。父親的教導深刻地印到了小鄧稼先的腦海中。
1935年，11歲的鄧稼先以極其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崇德中學念書，在這裡與自己的鄰居，13歲的楊振寧結為好友。兩位未來科學界的領頭羊，就這樣將自己的人生軌道匯聚到了一起。
可惜，美好的日子總是很短暫，當鄧稼先還在書桌前奮筆疾書時，華北的上空早已陰雲密布。
1937年7月7日，日軍悍然發動了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戰爆發。北平城內的各大高校緊急向南轉移，可父親鄧以蟄卻因身患肺病，身體虛弱，無奈只能留在北平城中養病。
日軍佔領北平後的暴行讓鄧稼先十分憤怒，他將一面日本膏藥旗奮力撕爛，扔在地上狠狠踩了幾腳。
一日，父親的一位舊友來訪，本來十分高興的父親在書房中招待友人。在院中踱步的鄧稼先突然聽到了父親憤怒的咆哮“你給我滾出去”。
原來，這位友人投靠了偽政權，想要請鄧以蟄出來做事，惱怒不已的鄧以蟄當即與友人斷交。父親的拳拳愛國之心深深影響了鄧稼先。但由於之前鄧稼先踩日本國旗的事情，他在北平待不住了。
二、
1938年，擔心兒子安全的鄧以蟄安排14歲的鄧稼先隨姐姐南下。
臨行前，深感文人無用的父親說出了影響鄧稼先一生的話，“稼兒，以後你一定要學科學。不要像我這樣，不要學文。學科學對國家有用。”
一路之上幾經輾轉到達昆明後，姐姐把他安排進四川江津讀高三。
在江津的日子裡，鄧稼先親眼目睹了自己的校舍被俯衝而下的日機炸毀，可地面上除了衝天的烈火，沒有一槍一炮的抵抗。
這次的轟炸給了他極大的震撼，1941年，懷揣着救國心的鄧稼先考入西南聯大物理系。在這裡，他和摯友楊振寧重逢了。
聯大艱苦的條件沒有打垮這個堅毅的少年，鄧稼先刻苦學習知識，盼望着自己有報效國家的機會。
在昆明的日子裡，鄧稼先目睹了國民黨政府的無能與腐敗。
1945年抗戰勝利之時，鄧稼先從學校畢業，加入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青”，投身反獨裁鬥爭。
翌年，鄧稼先返回北平，受聘為北京大學物理系助教。在北平任教的日子裡，他遇到了自己的一生摯愛。
在一次課堂上，鄧稼先注意到了一位文靜漂亮的姑娘總是看着自己。總感覺姑娘有些眼熟的鄧稼先疑惑不已，直到有一天，在北大當教授的姐夫鄭華熾解開了他的疑惑。
原來，這個巧笑嫣然的姑娘名叫許鹿希，是鄭華熾的同僚許德珩的女兒。
許德珩與父親鄧以蟄是多年好友，小時候鄧稼先還曾去許家玩耍。可以說，許鹿希和鄧稼先就是青梅竹馬。在姐夫的介紹下，鄧稼先與許鹿希逐漸開始交流，相互逐漸有了愛意。
1947年，鄧稼先打聽到了美國普渡大學核物理學院招收研究生的消息。鄧稼先把自己想要報考的打算告訴了許鹿希，許鹿希十分支持，並且還貼心地表示會照顧好鄧稼先的家人。
順利通過考試的鄧稼先遠渡重洋來到美國，開始攻讀學位。由於成績突出，不足兩年他便獲得了博士學位。
面對着美國優渥的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條件，這位年僅26歲的“娃娃博士”毅然而然謝絕了導師和同學的挽留，登上了回國的輪船。
當時很多人不理解，返回一窮二白的祖國對鄧稼先的研究有什麼幫助。可很快，鄧稼先就會用實際，證明自己的選擇。
三、
1950年，26歲的鄧稼先返回了剛剛誕生不久的新中國，成為了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員。
在北京外事部門的招待會上，有同事笑着問他從美國帶了什麼回來。
他說：“帶了幾雙眼下中國還不能生產的尼龍襪子送給父親，還帶了一腦袋關於原子核的知識。”
回到祖國的鄧稼先很快就投入了核物理的研究工作，對於自己的個人問題則早就拋到了九霄雲外。對自己這個小舅子十分滿意 的姐夫鄭華熾便不斷安排鄧稼先和許鹿希相見，兩個本就知根知底又相互愛慕的年輕人很快便有了結婚的打算。
1953年，在姐姐鄧仲先和許鹿希的母親勞君展的撮合下，鄧稼先與許鹿希結婚了。
婚後兩人很快就有了兩個孩子，夫妻和睦又有可愛的孩子，鄧稼先在事業上也更加努力。
就在生活平淡而幸福地向前時，一則緊急命令打破了生活的寧靜。
1958年，當好友楊振寧在台灣成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時，45歲的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將鄧稼先叫到辦公室里，一臉嚴肅地詢問他是否願意參加一項絕密工作。
鄧稼先趕忙詢問是什麼工作，錢三強一臉神秘地說“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
於是，明白過來的鄧稼先當即表示同意，可那晚回到家後，他思前想後，不知如何跟妻子開口。
鄧稼先睡在床上不斷地翻身，許鹿希奇怪地問：“你今天是怎麼了？”鄧稼先坐了起來，輕輕地把一隻手放在她的手上：“我要調動工作。”
許鹿希連忙問到：“調去哪裡？”鄧稼先說：“按保密條例，這不能說。”許鹿希又問“那做什麼工作總不用保密吧？”鄧稼先苦笑着說：“不行，這也不能說。”許鹿希只能退而求其次：“你給我一個信箱的號碼，我跟你通信。”鄧稼先仍然堅定地說：“沒有號碼，這工作是絕密，沒辦法通信。”
相濡以沫的許鹿希瞬間“秒懂”，丈夫肯定是從事保密工作，當即表示堅決支持。
不久後，鄧稼先就任二機部第九研究所理論部主任。為了更好地開展工作，鄧稼先首先挑選了一批大學生，準備有關俄文資料和原子彈模型。
很快，許鹿希便體會到了丈夫工作的“肝”
四、
研製原子彈之初，鄧稼先主持理論研究，由於離家較近，尚且能夠時常回家。
但是在當時沒有電子計算機，完全憑人工計算的條件下，這批先驅者必須夜以繼日地和時間賽跑，回家常常已經是後半夜了。
據鄧稼先的學生胡思得院士回憶，那時候工作往往要到凌晨，而鄧稼先回到夫妻倆在北京醫學院的宿舍時，大門往往早都關了。
鄧稼先只好先翻過鐵絲網，再由胡思得等幾個年輕學生把自行車從鐵絲網上舉過去。當鄧稼先躡手躡腳地回到宿舍，開門迎來的往往是許鹿希擔心的目光。
1959年6月，中蘇交惡後，蘇聯政府終止了原有的援助協議。本就進展緩慢的工作進一步雪上加霜，最終中央下決心自己動手。
這一個日期，被中國人永遠記在心裡，成為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代號“596”。
在遇到一個蘇聯專家留下的核爆大氣壓的數字時，鄧稼先在周光召的幫助下以嚴謹的計算推翻了原有結論，從而解決了關係中國原子彈試驗成敗的關鍵性難題。
1962年，鄧稼先帶領團隊排除萬難，成功完成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解決了中國原子彈的關鍵性難題。
1963年初春，原子彈的冷試驗成功之後。鄧稼先所在的九院要遠遷到青海的金銀灘。鄧稼先接到通知後，急忙奔向北京大學的朗潤園，向父母辭別。
38歲的鄧稼先明白，這一去，很可能經年累月的就不再有機會回來了。鄧稼先回到家，沒有像往常一般帶着妻子兒女，也沒有像往日一般為父親按摩，為母親捶背。他強忍着淚水，用低沉的聲音告訴父母，他要出一趟遠門。
得知消息，母親心疼地說“你就不能換個課題嗎？”鄧稼先只能安慰母親“我早就改換研究題目了。只是因為工作太忙，不能常來陪媽媽和爸爸呀！”
在高原隔壁，鄧稼先帶領着一群年輕的學生，克服着物資匱乏的艱難，不斷地把進度向前推進。
李覺將軍稱他是“娃娃頭”，說他把歡樂帶給了青年人，而青年人在他的帶領下，把優異的科研成果奉獻給了祖國。就是他們，在青海的金銀灘上造出了原子彈試驗模型。
當時，每逢有同事返回北京，許鹿希總會想辦法讓人給鄧稼先帶去一些東西。有時帶過濾嘴的“大中華”，有時帶酸三色糖塊和油炒麵。
艱苦條件下，鄧稼常常把這些東西拿去分享。
五、
東西捎來，他跟基地的同事們搶着吃。開會時，人們喜歡在他的宿舍，這裡有香煙有糖塊。鄧稼先到廠區，有人會直接到他兜里掏香煙。
鄧稼先在基地里常有兩身衣服，當時女兒在內蒙插隊鍛煉，新一點的衣服留着去看女兒時穿。平時穿的那身衣服破了，就讓同事孟昭利找來醫用的白膠布貼上。
有一次，介紹有關氫彈研製的情況，結束後，程開甲的妻子看到鄧稼先衣服上貼着白條，就問孟昭利：“小孟，老鄧身上貼的什麼？”孟昭利好像找到了救星“大姐，你快幫幫忙！我不會縫衣服，只能用膠布貼上。”
有一天，鄧稼先神秘地對高潮說：“老高，我剛發現了一個問題。”高潮看着這個“孩子王”笑呵呵地問“什麼問題？”鄧稼先像是發現寶貝的孩子一般“煮麵條是水開了才放麵條啊！”高潮奇怪的說“對呀。”鄧稼先嘿嘿笑着“以前，我是把麵條和水一起煮，都煮成糊了。”
鄧稼先的工作伴隨着危險。一次，在特種車間加工原子彈的核心部件，就是把極純的放射性極強的部件毛坯切削成要求的形狀。
既不能切多也不能切少，不能有半星火花，也不能出絲毫差錯。李覺和鄧稼先同時站在工人的身後。工人心裡踏實了，全神貫注。
李覺將軍年長體弱，半夜時分，心臟病發作，不能相伴到底。鄧稼先卻一直堅持站在工人師傅身後，工人換班他不走，直到第二天早上拿到合格產品。
時間來到1964年，鄧稼先最後簽字確定了原子彈的設計方案。隨後，生產出來的樣彈被送往了羅布泊。
當時，一張“母病危”的電報當時沒有交給鄧稼先，因為核試驗馬上就要開始。10月，中國成功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鄧稼先率領研究人員在試驗後迅速進入爆炸現場採樣，以證實效果。
等鄧稼先從現場返回後，電報送到了他手上。一輛北京212已經停在門口，帶着心急如焚的鄧稼先風馳電掣的衝到機場，直飛北京。當走進母親的病房，看到床旁放着一張《人民日報》的號外。
原子彈爆炸後的某一天，時任中科院副院長的嚴濟慈來到好友許德珩家中做客，許德珩拿着一份“原子彈爆炸成功”的號外對嚴濟慈說：“誰有本事把中國的原子彈搞出來啊？”
嚴濟慈回答：“你去問問你的女婿！”在兩人的哈哈大笑聲中，許鹿希才隱隱證明了自己的猜測：丈夫應該是去搞原子彈了。原子彈成功後不久，鄧稼先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對氫彈的研究。
這時，許鹿希既驕傲，又擔心。
六、
1967年6月，我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成為世界上第四個掌握氫彈技術的國家，創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中國兩彈成功的消息猶如一聲驚雷，震撼了整個世界。隨即，質疑聲也出現了。鄧稼先的好友楊振寧就曾經問過他，在周總理的安排下，1971年，兩位老友在北京重逢了。
望着疾病纏身的鄧稼先，楊振寧心酸不已，他問鄧稼先“你造原子彈和氫彈，國家給了你多少錢？”
聽到這個問題，鄧稼先笑了，他樂呵呵地對着楊振寧說“原子彈一次獎勵10元，氫彈一次獎勵10元”
1979年的一次航投實驗中，從高空中投擲的原子彈意外沒有爆炸，而是墜地被摔裂。清楚核泄漏危險的鄧稼先命令所有人退後，自己不顧學生們的勸阻，跳上一輛軍用吉普車，隻身沖入了茫茫戈壁中的墜毀現場。
核彈的碎片散落在地面，足有半個足球場那麼大。為了找到原因，鄧稼先不顧危險地俯身撿起了一塊彈片。瞬間，反應過來的他急忙把彈片扔到地上。作為核物理學家，鄧稼先清楚地知道鈈和鈾的放射毒性。
鄧稼先拖着疲憊的雙腿返回基地，見到領導後的第一句話是“平安無事”。說完，鄧稼先一頭栽倒了下去。許鹿希後來在當時的二機部副部長趙敬璞家裡發現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鄧稼先一直沒帶回過家裡。照片里，鄧稼先和趙敬璞穿着防護服，一起合影。
這張照片，就是鄧稼先檢查完破裂的航投彈後拍攝的。許鹿希知道，鄧稼先從來不拍工作照，但他破例主動要求拍一張照，很可能是知道這次經歷將會對他之後的健康帶來一定的影響。
幾天後，鄧稼先被基地強制休假回到北京住院檢查。結果表明，他的尿液具有很強的放射性，幾乎所有的化驗指標都不正常。
妻子帶着他拜訪一些知名醫學專家，他們驚訝地問，如何使得鄧稼先的身體狀況壞到極點？妻子無言以對。檢查完畢，鄧稼先便準備收拾東西返回基地。
許鹿希一把拉住他的胳膊，“老鄧，你想幹什麼，哪都不許去，你就在家養病。”鄧稼先勉強擠出一抹微笑，拍了拍妻子的肩膀“沒事，我的身體我自己清楚。我還得趕緊趕回去，還有一大堆工作要做，同志們也都在等着我呢”
許鹿希氣得跺着腳沖他嚷：“你一定不能去了，一定得回來。”“回來我做什麼？”鄧稼先側着頭笑着說。“你就做你的學部委員。”“要是不發給我工資呢？”“沒有關係，一分錢不掙我養你，我的工資高。”
此時的鄧稼先明白，自己可能活不了幾年了。
常年堅持在一線，鄧稼先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1985年，示人九院院長的鄧稼先回到北京向張愛萍將軍彙報工作。看着臉色蒼白的鄧稼先，張愛萍將軍當即便命令他停下工作休養一陣子。
可鄧稼先只是表示工作離不開自己，準備彙報完便返回羅布泊基地。張愛萍將軍一把攔住他，親自撥通了北京301醫院的電話。在將軍的命令下，警衛員幾乎是架着鄧稼先到醫院進行檢查。
醫生詳細檢查完，生氣地問鄧稼先：“你早幹什麼了？家屬來了沒有？”鄧稼先笑着說“我請兩個小時假來看病，只有警衛員來了。”。說罷還讓醫生給他保密，自己還有工作要做。醫生斷然拒絕，“你今天不能走了。”
隨後，醫生撥通了張愛萍將軍的電話。
在得知自己確診罹患直腸癌後，鄧稼先無力地倒在病床上，平靜地說：“我知道這一天會來的，但沒想到它來得這樣快。”
鄧稼先知道，留給自己的時間，就快用完了。
七、
不久後，鄧稼先進行了直腸癌手術。張愛萍將軍在手術室門口足足等了5個小時，直到手術結束。手術室大門打開，醫生神情複雜地把從鄧稼先身上切除的一段腸子端了出來。
身為醫學教授的許鹿希用手按了按，明白已經到了晚期。
儘管已經病痛纏身，鄧稼先依舊沒有放下工作。
1986年快過春節的時候，他約一位來京開會的同志到家中談工作，這位同志下了公交車，竟發現老鄧從另一個車門也下來了。他是剛從北京圖書館查資料回來，腰間還別著一個引流袋。
1986年3月，鄧稼先的癌細胞轉移加快，身上越發疼痛劇烈，他身體越來越差，虛弱得幾乎無法挪步。
當時國際上對核武器的限制愈發緊張，鄧稼先心急如焚，和核物理學家于敏準備一道起草《中國核武器發展規劃建議書》，建議國家趕在全面禁止核試驗之前，使中國的核武器發展達到了實驗室模擬水平。
為了這份建議書，鄧稼先不斷地約同事們到醫院討論，一度病房變成了會議室。
由於身體虛弱，他只能坐在救生圈式的橡皮墊上，伏案修改，最終完成了這本建議書。鄧稼先讓妻子許鹿希把這份自己和于敏共同簽名的建議書親自送到九院領導手中。
妻子臨出門前，鄧稼先叫住她：“希希，這個建議書比你的命還重要。”不久之後，鄧稼先又做了第二次大手術。
老友盧登貴來看他，他流着淚說：“老盧，我回不去了！”盧登貴大驚失色，連忙安慰道：“不會的。出了院咱們不幹活了，好好玩！”
鄧稼先苦笑了一聲，努力地翻過身子，“你看，我打止疼針都打成蜂窩了。”他握着盧登貴的手，放聲哭着：“我死了以後，你要圍着我轉一圈。”
在鄧稼先去世前不久，組織上為他個人配備了一輛專車。他只是在家人攙扶下，坐進去並轉了一小圈，表示已經享受了國家所給的待遇。
最後的日子裡，鄧稼先對妻子滿懷愧疚地說：“苦了你了！”許久，他又平靜地說：“我死而無憾！”
1986年7月29日，許鹿希悲痛地握着鄧稼先的雙手，喃喃地哭道：“他的血流盡了。”
這一天，一位為中國核事業奉獻終身的老人，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從1958年至1986年，28年間，我國共進行了32次核試驗，其中有15次是鄧稼先指揮的，全部成功。在飛沙走石的戈壁試驗場，鄧稼先總是身先士卒。
他的摯友楊振寧在《鄧稼先傳》中說道：“如果稼先再次選擇他的人生的話，他仍會走他已走過的道路。這是他的性格與品質。”
“一不為名，二不為利”，歷史的天空會永遠鐫刻下這個名字！請記住，他叫鄧稼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