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好比肥料,如不撒入田中,本身並無用處”
這是培根對金錢的見解,深刻地揭露了金錢的本質,而日本的“皇朝十二錢”也生動地詮釋了這一句話。因此,“皇朝十二錢”作為日本強化其律令國家體制手段的載體,最終也必將走向滅亡。
日本向中國學習的歷史悠久,尤其是在奈良時期達到了頂峰,而彼時中國正處於隋唐時期。隋唐時期,日本政治、經濟等方面也就深深烙上了中國的印記,其中,“皇朝十二錢”最為突出。
“皇朝十二錢”的特點
公元708年起,日本皇室先後發行“和同開珎”“萬年通寶”“神功開寶”等12種貨幣,後世統稱其為“皇朝十二錢”。
“皇朝十二錢”作為仿唐的產物,自然與唐朝貨幣樣式有着極高的相似度。外形上為片狀,且多以與唐朝貨幣一樣的外圓內方形狀為主,材質上除了首次鑄造的“和同開珎”曾採用銀制,其後十一種錢幣主要採用銅鑄造。
除此之外,每一塊錢幣上都刻有文字,文字內容多與國家祝願和年號有關。比如“承和昌寶”便是因承和二年鑄成而命名,而“昌”字便是希望國家昌盛。
錢幣上的文字主要採用隸書或楷書書寫,以嵯峨天皇弘仁九年製造的“富壽神寶”為分界線,在這之後的錢文都為楷書。由此,我們不難發現“皇朝十二錢”不僅形制外觀上仿照唐朝,就連錢文都是採用唐朝文字,這也進一步體現了日本“仿唐”風氣之盛,影響之深遠。
“皇朝十二錢”發展進程
日本貨幣的發展與日本的政治有着緊密的聯繫,最初的日本貨幣很大程度上是依據唐朝貨幣進行鑄造的。公元708年,也就是奈良時期,元明天皇仿照唐朝“開元通寶”錢幣鑄造了日本史上第一種貨幣——“和同開珎”。
《續日本紀》記載:
“和銅元年五月壬寅,始行銀錢。”
作為日本貨幣之首的“和同開珎”最初是由銀鑄造而成的,由於日本土地面積狹小,礦物資源稀缺,銀對他們來說是非常珍貴的存在,大量鑄造銀質錢幣並不現實,因此,銀質錢幣很快就被銅製錢幣所取締。
“和同開珎”一直沿用了大約52年之久,直至公元760年也就是淳仁天皇天平寶字四年,日本皇朝又發行了新的貨幣——“萬年通寶”。不僅如此,還另外鑄造了“開基勝寶”和“大平元寶”,只是這兩種金銀錢產量不大,因此,並不作為市場流通的主體。
“萬年通寶”是日本初次用“通寶”二字給貨幣進行命名,從此往後,日本皇朝新貨幣命名都離不開“寶”字,這也更深層次的表現了日本在貨幣上對唐朝的模仿。
皇朝規定新舊貨幣都可在市場流通,即1枚“萬年通寶”可以抵10枚“和同開珎”,如此一來就可加快新幣在市場上的流通。在這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日本都採用了這種1:10 的新舊貨幣流通制來幫助新幣快速進入市場,可是由於制度不夠完善,導致了後來貨幣市場亂象。
公元765年,稱德天皇也發行了一種新銅幣——“神功開寶”,並繼續採用新舊貨幣以1:10的比率的流通辦法,以此加快新幣的流通,促進國家經濟的增長。
到了公元794年,桓武天皇將都城遷至平安京,並開始大興土木建造城市。為了解決所需資金問題,皇朝不得不提高了鑄行新銅幣的速度與數量。然而,日本天皇一心只顧着鑄造新的銅幣,卻忽視了市場流通和老百姓的需要,因此,日本市場經濟更加混亂了。
即便如此,日本皇朝仍舊“死性不改”,公元796年,日本皇朝為了填補建城帶來的資金漏洞,開始不停歇的鑄造新銅幣,且銅幣更新速度之快令人擔憂,有的甚至間隔不到10年,最長也不過是22年。
直至公元890年,日本宇多天皇先後共鑄造發行了“隆平永寶”“富壽神寶”“承和昌寶”等七種銅幣。這七種銅幣的產生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日本皇朝解決了一些資金危機,而新都城平安京的建設也逐漸落下帷幕。
公元907年,醍醐天皇再次發布新銅幣,緊接着,公元958年“皇朝十二錢”之尾壓軸登場。然而,無論是“延喜通寶”還是“乾元大寶”都已經是非常劣質的錢幣,甚至不能稱為銅幣而應稱為鉛幣。
這是因為“皇朝十二錢”發展到了後期已經逐步走向降低銅的含量和減重的不歸路,百姓們已不再輕易信任皇朝所發布的新幣,更加不願意用銅幣進行流通。
因此,“乾元大寶”發行後,銅錢信譽已失。銅資源接近枯竭,再者武士階層勢力崛起,天皇權利被削弱,皇朝不得不停止鑄造新幣,至此“皇朝十二錢”在日本貨幣史上落下帷幕。
“皇朝十二錢”發行的意義
“皇朝十二錢”主要歷經奈良和平安兩個時期,縱觀這兩個時期我們不難發現,日本皇朝貨幣發行與流通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貨幣政策的制定與頒布。貨幣發行並非市場經濟流通而產生的自然需要,那日本天皇們又為何紛紛前赴後繼地鑄造錢幣?這麼做的意義何在?
奈良時期是日本全面效仿唐朝的時期,在制度上,日本效仿中國建立了律令制國家,而使外圓內方的貨幣在市場進行流通則成為了律令制國家的標誌之一。此時,這種形制的錢幣便被賦予了權利的色彩。
彼時,日本的商品經濟發展並不成熟,人們仍舊不適應以錢幣作為物品交換的媒介形式,但是日本天皇為了使律令制完美實行,只能強行鑄造並發行以唐朝貨幣“開元通寶”為模型的“和同開珎”,因此,“和同開珎”的發行其實帶有濃厚的政治意味。
之後,日本在桓武天皇遷都平安京後開始進入平安時代,雖然在此時期也共鑄9種各有特色的錢幣,但還是離不開唐朝“開元通寶”的基本形制。
仔細觀察“皇朝十二錢”,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從錢幣形制、大小,還是錢文文字內容、字體等方面無一不充斥着唐朝“開元通寶”的身影,有的精美程度甚至能媲美“開元通寶”。那麼日本皇朝這樣做是為了什麼呢?
首先,日本通過仿照唐朝貨幣形制,對內彰顯皇朝權威,有助於統治階級對國家的治理,對外可以宣揚國威,對新產生的律令制國家進行包裝。
貨幣本身具有的是經濟功能,發行貨幣也是為了促使貨幣進入市場,改善經濟現狀,如《續日本後紀》中記載,承和二年時,雖然貨幣價值驟降,但是為了挽救經濟損失,仍舊需要發行新貨幣。然而,相較於政治而言,貨幣的經濟意義還是稍顯遜色了。
粗製濫造的“皇朝十二錢”最終走向衰亡
“皇朝十二錢”中的“皇朝”二字是對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制、律令制國家政治制度的生動體現。皇朝賦予這些錢幣的政治意義遠大於它的經濟意義,因此,這也就註定了“皇朝十二錢”最終會在不久之後走向滅亡。
公元835年,日本天皇發行了“長年大寶”錢幣,但由於做工粗劣,質量、大小驟降,很大程度上導致了“長年大寶”難於流通。而到了貞觀年間發行的“貞觀永寶”更是粗劣不堪,含銅量極低。這也給了不法之徒有機可乘,引起了一陣“撰錢”熱潮。
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公元890年,據史料記載,宇多天皇時期,一年的納稅錢幣總量只有約五六百貫,就連預期的一半都沒有。使得貨幣總量不能滿足國家需要。
“皇朝十二錢”到了後期開始走下坡路,到最後,銅礦資源短缺,錢幣製造便日益粗劣,貨幣市場又十分混亂,百姓便越來越不願使用銅幣,“皇朝十二錢”也就以“乾元大寶”結尾退出了日本貨幣的歷史舞台。
總結
“皇朝十二錢”作為日本奈良時期全面仿唐而出現的產物,存在的主要意義不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而是一種維護日本天皇統治的腳手架。它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國家財政方面的保障,但它在市場流通渠道的不堪表現,註定了其會以悲劇收場。
“皇朝十二錢”為日本的貨幣歷史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這是一個國家渴望發展渴望壯大的重要決策,更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種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