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平定州兄弟倆因瑣事打架，為甚把嘉慶帝和滿朝文武都驚動了？

清仁宗嘉慶年間，山西平定州發生了一起親兄弟倆因瑣事互毆事件，這件事鬧得還挺大，最後把嘉慶皇帝都驚動了，他連續兩天在朝會上跟滿朝文武討論這件事，並御筆硃批，親裁改判。

這起鄉野糾紛的前因後果，詳載於《大清仁宗受天興運敷化綏猷崇文經武孝恭勤儉端敏英哲睿皇帝實錄》一百十五卷中，共二處，洋洋四百餘言，成為清代“服制入律、情法權衡”的司法活標本，至今仍是法史學者考究“情法之爭”的經典切片。

一

嘉慶年間，山西平定州有倆兄弟，哥哥叫王曰俞，弟弟叫王曰增。單看這“曰”字輩分，想來他們的父親許是念過幾天書的，期盼耕讀傳家，期盼用子曰詩云的“曰”為自己的後代沾些文氣。

雖然這哥倆名字起得雅緻，乾的事情卻是沒有半點文化水水。哥哥王曰俞是個老賴，欠錢不還。債主宋裕昆屢次前來討要，王曰俞死活不接這個茬。

《大清仁宗皇帝實錄》書影（一）

《大清仁宗皇帝實錄》中是這樣記載的：“王曰俞借欠宋裕昆錢文，屢索未還。迨至上年十月十九日，宋裕昆又來索欠，王曰俞並不好言懇緩，轉向爭吵。”

清仁宗皇帝在朝會上跟群臣討論這起案件，是在嘉慶八年癸亥六月己卯（即六月初四），那麼“上年”，當是指嘉慶七年（1802）。

話說十月十九日這一天，宋裕昆又來討要欠款，王曰俞不但不懇切地請求緩一緩，反而出言不遜，與其爭吵。這種無賴行徑，不但他的親兄弟看不下去，就連嘉慶皇帝也說“本非理直”。

弟弟王曰增好言好語勸走債主宋裕昆後，對哥哥王曰俞說，欠債還錢，天經地義，咱不能不講理啊。

哥哥王曰俞一聽就火冒三丈，“輒行村罵”，罵得很粗野，很難聽，估計把他自己的祖宗八輩都問候到了。這還不解氣，又把弟弟王曰增“揪倒”，緊接着“用磚毆傷額門”。

《大清仁宗皇帝實錄》書影（二）

弟弟王曰增“自幼雙瞽”，即天生雙目失明，身有殘疾，不能辨視，又被哥哥死死揪倒在地，“一時掙不脫身，遂摸拾磚塊回毆，原系冀其松放”，弟弟王曰增順手摸起磚頭進行回擊，目的只是讓對方鬆手，以便脫身。

但“王曰俞揪扭益緊”，不得已，王曰增便連續多次用磚塊擊打哥哥王曰俞，使其受傷疼痛鬆手。王曰俞鬆手後，王曰增也就沒再糾纏。

倆兄弟打完架，拍拍身上的土，各回各家。誰想到二十天後，哥哥王曰俞突然死了，於是弟弟王曰增便攤上了這場倒霉的人命官司。

話到這裡，如果你是法官，你會怎麼判斷這場官司呢？

二

我想，至少會同情弟弟王曰增吧。你看，他是個殘疾人，又是出於避險防衛才不得不還手，“且王曰俞並無骨損重傷，其身死已在二十日之後”，到底和他有沒有直接關聯，實在難以說得清。

《大清仁宗皇帝實錄》書影（三）

事實上，嘉慶皇帝接手這個案子的時候，他當時就是這麼想的。

《大清仁宗皇帝實錄》如實記錄了嘉慶皇帝對此案的看法：“王曰增用言勸走，因向伊兄理說，並無干犯情事。”王曰增勸走討債的宋裕昆後，不過是跟兄長講講道理，壓根沒冒犯舉動。

嘉慶皇帝又說：“今王曰俞先行毆傷雙瞽之弟，該犯情急圖脫，摸磚回毆，致傷身死，究與尋常毆死期親尊長者稍有不同。”

這件事是因王曰俞而起的，他不但欠錢不還，而且髒話罵人，還率先動手毆打雙目失明的弟弟，手段狠戾，完全不顧同胞情誼。危急時刻，王曰增為脫身，順手摸到磚塊回擊，才致兄長傷重身亡。嘉慶皇帝認為，這和普通毆殺期親尊長的案子，性質不一樣。

《大清仁宗皇帝實錄》書影（四）

於是，嘉慶皇帝下詔改判：“王曰增著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照例入於服制情實。”

第二天，嘉慶皇帝在朝會上與群臣討論“刑部議駁四川總督勒保奏審富順縣民何秉成毆傷余廷璠身死一案”時，再一次提及王曰增案，他這樣說：“朕慎理庶獄，一秉至公。即如昨日刑部具題山西省瞽目民人王曰增毆傷胞兄一案，以其情節稍有可原，特降旨將該犯改為斬候。”

此案當初交由刑部複核時，鑒於王曰增“毆死期親服兄，倫紀攸關”，於是裁定：“毋庸援例，聲請將該犯擬斬立決。”

嘉慶皇帝畫像

王曰增案雖然情節稍有可原，但這種“以卑犯尊”的服制命案，在有清一朝敏感至極，別說刑部不敢“援例”減刑，就連九五之尊、權力無邊的皇帝也只能改判為斬監候，讓王曰增多活幾天，“照例入於服制情實”，待到秋後還得開刀問斬。

那麼，什麼是“服制”呢？“情實”又是指什麼呢？

三

所謂的“服制”，簡單來說就是親屬。中國古代親屬的範圍一般是就“五服”而言，五服之內，無論是有血緣關係，或是有身份關係，都屬於親屬。

“五服”稱謂，來源於喪服制度。人死後，其親屬要在一定時間內改變通常的服飾，即換下常服、穿上素服。不着顏色、不帶花邊，謂之“素”，這是我國喪服的基本形制。

九族五服圖

在喪禮中，每個家族成員根據自己與死者血緣關係的親疏遠近，和當時社會所公認的禮法禮制，為亡者穿孝、戴孝，是為“遵禮成服”。

血緣關係越遠，情感自然會遞減，所穿的喪服也就會不一樣：親等近的，穿重喪服；親等遠的，穿輕喪服。古人根據家族親情“減殺”的原則，制定了相對應的五等喪服，是為“五服”。

這五種喪服，由重至輕，分別是：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這就是《三字經》裡面提到的“斬齊衰，大小功。至緦麻，五服終”。

喪服

所謂的“服制命案”，又稱親屬相犯案件，即親屬間存在侵犯行為的、能夠引發刑事法律責任的案件。

在清代司法體系中，“服制”是判斷刑事案件的關鍵標尺。同樣是犯罪，因親屬間服制關係不同，處罰能天差地別

比如《大清律例▪人命》“鬥毆及故殺人條”規定：“凡鬥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

這裡的“凡人”，指沒有親屬關係和尊卑關係的普通人。清代法律對“凡人”間的鬥毆殺人行為，採取“結果導向”的量刑原則，不管使用何種工具或手段實施鬥毆，用拳腳也罷，用棍棒磚石也罷，用刀斧等金屬利器也罷，只要是導致他人死亡的，一律處以絞監候。

影視劇中穿着喪服的人

“絞監候”是清代死刑的一種執行方式。絞，指絞刑，是法定死刑之一；監候，指暫時監禁，等候秋審或朝審複核。

複核後，若定為“情實”，即罪行屬實、罪情嚴重，下一步進行復奏、勾決等程序，最後執行死刑。

若定為“緩決”“可矜”“留養承祀”等，則可能減刑或免死。

四

“緩決”，即暫緩執行，明年再做處理；“可矜”，即情有可原，可以減等發落；“留養承祀”，即雖罪常赦所不原（所犯罪行非謀反、謀大逆等十惡不赦的重罪，且情節非極端惡劣），但罪犯家中有年老祖父母、父母需要贍養，且罪犯無兄弟，那麼罪犯可免死。

這意味着，只要構成“鬥毆殺人”，無論手段如何，均先判處絞刑，再經複核程序決定最終是否執行。

但是，親屬之間的鬥毆殺，情況完全不同了。

古代喪服形制

《大清律例・鬥毆》“毆期親尊長條”規定：“弟妹毆兄姊者……至死者，斬，若侄毆伯叔父母、姑……加一等，（至）死者，皆斬；故殺者，皆凌遲處死。”這是以卑犯尊的情況。

但是反過來，同條規定，若以尊犯卑，比如“期親兄姊毆殺弟、妹，及伯叔、姑毆殺侄並侄孫，為杖一百，徒三年；故殺杖一百，流二千里。過失殺者，勿論。”

前引《大清律例・鬥毆》“毆祖父母父母”條規定：“若是子孫毆祖父母、父母，不論有傷無傷，皆斬；殺者，皆凌遲處死。”而祖父母、父母以“子孫違反教令”為理由，依法決罰，任意責打，以致傷重“邂逅致死”和“過失殺”者，各勿論；即使“非理毆殺”，也不過杖一百，故殺也僅僅是杖六十，徒一年。

古代喪服形制

由此可見，親屬相犯，以卑犯尊處罰重於凡人；以尊犯卑，處罰輕於凡人，並且親等越近處罰越輕，以至於無罪。家長對卑幼的責罰行為，大多是被認為有道理的，雖然有些過激的行為，也不會受到法律的懲罰。

在一戶之中，除了家長之處還有其他的成員，他們之間也存在着尊卑等級，一般是男尊女卑、長尊幼卑。

對兄弟而言，兄既是父親的兒子，又是弟弟的兄長，他服從父親的命令的同時，又可以在同父親不衝突的情況下支配弟弟。

故宮

王曰增案中，“期親服兄”屬齊衰親（服喪一年），王曰增以卑犯尊，打死自己的親哥哥，故初判“斬立決”符合“卑幼毆死期親尊長，斬立決”的律文。

但嘉慶帝在處理案件時秉持着謹慎的態度，他以“兄先毆弟”“弟系瞽目”為理由，認為此案與“尋常毆死”有別，故破例改判為斬監候。

當秋審的硃筆最終落下，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個盲人罪犯的生死裁決，更是一個國家對法律與倫理關係的終極思考。

這種思考穿越時空，至今仍在叩問着現代法治社會：在規則與情理的天平上，人類智慧該如何放置那枚永恆的砝碼？（張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