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雄心壯志，今天的一切只是數次失敗後的運氣罷了。 ——山內溥
從“賭博”到“溥天之下”的野望
前文再續，書接上一回～
上次講到，1949年，年僅22歲的山內博接過了任天堂的權杖。此時的山內博年僅22歲。開啟了此後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山內溥」時代。
（小時候的山內溥）
對任天堂有點了解的朋友可能會奇怪，為什麼我一直叫他做「山內博」？沒錯，在1977年之前，他的名字確實是賭博的“博”。
那麼，在他50歲那年，是什麼促使他做出了改名的決定？
坊間流傳着兩個版本的故事。一個版本非常務實：山內先生某天翻電話簿，發現叫“博”的人太多了，為了“免俗”而改名。
另一個版本則充滿了時代的野心。眾所周知，任天堂靠花札起家，其“博弈”的基因根深蒂固。為了斬斷與“賭博”的聯想，也為了宣告一個新時代的到來，他選擇了“溥”字。 “溥”常讓人聯想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這恰恰彰顯了他要帶領任天堂征服全球市場的萬丈雄心。
歷史的發展充滿了奇妙的戲劇性。就在山內溥改名的同一年，“神級實習生”宮本茂加入了任天堂，改寫了任天堂的歷史。當然，這是後話了，在之後的文章中肯定會講到宮本茂。
言歸正傳，我們繼續聊回山內溥（之後的故事我都會用大家更為熟悉的「山內溥」）。
鐵腕清洗，只留一個山內
前面也提到，作為標準的紈絝子弟，山內溥最初是不想接班的，他的說法冠冕堂皇：“祖父一生為公司，我若不幹，大家都沒飯吃。沒辦法，命運如此。”
可萬萬沒想到，他上任後老工匠們沒過多久就要丟掉鐵飯碗了
這位“被迫”上任的太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祖父（山內積良）裁掉所有親戚。他的理由很充分：公司里只能有一個姓山內的。
祖父幫他裁掉一波親人，沒過多久山內積良因中風去世了，享年66歲，掌管任天堂20載，
祖父為他掃清了家族內的障礙，卻在不久後因中風離世，結束了自己在任天堂20年的掌權生涯，享年66歲。至此，偌大的任天堂只剩下一個山內。
（早期任天堂的員工）
此時任天堂已經有百來號員工了，但無論是內部的元老，還是京都商界的同行都覺得任天堂這次權力交接都有點“阿斗登基”的感覺。一時間，“任天堂要完了”、“紈絝子弟能做什麼”的輕蔑與質疑，像烏雲般籠罩在公司上空。
山內溥什麼性格？從小被祖母寵大的，什麼事都有求必應，一個我行我素的人，哪能忍得了這些屁話！“我最恨別人說我是花札店的闊少！”他在心中立誓，那些口臭的人你們完了！
一場恐怖的清洗風暴說到就到。那些口臭，炒掉！不聽話的炒掉！混吃等死的炒掉！左腳先踏入公司的炒掉！
雷霆手段之下，公司內反對的聲音一夜之間銷聲匿跡。世界清凈了。
然而對任天堂的老員工而言，戰爭才剛剛開始。
豪賭未來，向“工匠精神”宣戰
山內溥的行事風格，是對任天堂傳統的徹底顛覆。
如果說他的祖父山內積良，是“天道酬勤”的化身，一位勤勉正直、守護基業的“美國隊長”；
那麼山內溥，就是“離經叛道”的代名詞。他更像是“毒液”——強大、莫測、不按常理出牌，以一種近乎吞噬的姿態，將整個公司化為自己意志的延伸。
這位年輕的法律系學生，帶着對花札這門“不入流”生意的鄙夷，以及向全世界證明他們都錯看了自己的熊熊怒火，坐上了社長的寶座。他面對的，是一個由老師傅和老規矩構成的世界，一個他既不理解也無意尊重的世界。他來自抽象的法律條文和邏輯推理的領域，而公司的元老們則來自一個憑手感、經驗和代代相傳的默契來運作的世界。這種文化和知識上的鴻溝，使得後來的衝突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山內溥的改革，既迅速又徹底。他的目標非常明確：整合、集權、現代化。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分散的權力與業務牢牢攥在自己手中。1950年，他將銷售公司“丸福歌牌販賣株式會社“更名為“任天堂歌牌株式會社”，將歌牌製造業務一併納入。次年（1951年），再次整合，正式成立了正式成立了“任天堂骨牌株式會社”，將產銷兩端徹底統一。
權力集中之後，下一步便是生產的改革——現代化。1952年，山內溥頂着所有人的反對，在京都市東山區福稻上高松町購入新土地，着手建造一座在當時看來“毫無必要”的氣派工廠。
建廠可是要錢的呀，錢從哪裡來？融資！山內溥向京都銀行申請了貸款，用未來的錢，賭一個現在沒人看好的明天。建廠後還引進更先進的生產設備。這個決定在當時的人們看來，無異於天方夜譚。在那個信奉“工匠精神”的年代，主流觀點認為，沒有融入匠人心血的產品是沒有靈魂的，機器只能打打輔助。
一時間，質疑與嘲諷再次將他包圍：“我們做花札的，要什麼工廠？“、”這傢伙真是人傻錢多“、“敗家子又發神經了”、”這錢要丟進鹹水海咯“……
對於這些雜音，山內溥的回應一如既往地簡單粗暴：又多嘴了是吧？裁掉！
他真的是在蠻幹嗎？恰恰相反，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任天堂的癥結所在。他要用冰冷的機器，取代虛無縹緲的“傳統的工匠精神”。因為他看到，過度依賴工人經驗導致產能低下，外包給家庭小作坊又難以保證品控。這正是手工作坊的時代局限。我記得在我小時候，有些鄰居阿姨也會去接一些手工活回家做。
山內溥的目的，並非要讓機器超越最頂級的工匠，而是要用機器的標準化，來提高整個生產體系的下限。 往大的說，山內溥是在向“傳統”宣戰。
回顧歷史，工具的變革肯定會引發一些矛盾，汽車剛出現的時候還被馬兒嘲笑呢。
這與我們今天所面臨的AI浪潮又何其相似。比如在編程方面，AI肯定還打不贏資深程序員，但它能讓一個初級程序員，迅速具備更成熟的開發能力。它做的，正是拔高整個行業的“最低分”。
回歸正題，山內溥建廠2年後（也就是1953年），任天堂通過進口新的上釉機，製作出日本首副塑料撲克牌。這台上釉機是美國發明家「塞繆爾·J·穆雷（Samuel J. Murray）」發明的機器。根據維基百科的記載，雷哥發明的雙面上釉機將紙牌產能提高了4倍，節約了66%的人力成本，真是666。1886年雷哥創立了美國撲克牌公司，在撲克行業美國算是遙遙領先了。
後院起火，市場和工匠的冰與火之歌
回到任天堂這邊，製作出日本第一副塑料撲克後就一飛衝天了嗎？
從產品力上說，塑料撲克優勢明顯：它解決了傳統紙牌易磨損、易起毛、易被汗漬污染的痛點。然而，這項技術革新卻一頭撞上了市場的冰山。
當時，任天堂最大的客戶依然是賭場。對於那裡的賭徒而言，撲克是消耗品。前面的文章也提到，為了防止有人出千做記號，他們習慣於每局都換一副新牌。
在這種近乎“一次性”的使用場景下，塑料撲克無與倫比的耐用性，反而成了無人問津的優點。誰會為了一局就扔的東西，支付好幾倍的價錢呢？
一個更耐用的產品，卻敗給了“求新”的傳統習慣。面對這個看似無解的僵局，即便是強勢如山內溥，也只能選擇蟄伏，靜靜等待一個足以改變遊戲規則的機會。
然而，市場沒有給他喘息的時間，後院已然起火。
對於那些在裁員風暴中倖存下來的老工匠而言，山內溥引進機器的行為，無異於一種公開的羞辱。
“好你個山內溥，裁掉我們昔日的戰友也就算了，現在還要用這些冰冷的鐵疙瘩，來嘲諷我們賴以為生的手藝嗎？“
怨恨在發酵。他們覺得，這家自己奉獻了大半輩子的公司，血脈正在被替換。昔日引以為傲的匠人精神，被年輕的社長棄之如敝履。公司，已經不再是他們認識的那個任天堂了。
當不滿到達頂點，只需要一星火花，便能引燃整片森林。一些別有用心的老員工開始在暗中散播謠言，一句話就點燃了所有人的恐慌：傳出去，任天堂要完了，山內溥要清掉20歲以上的員工。
一瞬間，屈辱、憤怒、恐懼交織在一起，匯成了一股洪流。他們決定反擊。一場旨在推翻“暴君”的“弒神”大戰，即將拉開帷幕。
⚖️ “弒神”之戰，釜底抽薪，淬火成鋼
要真正理解任天堂工廠里的那場對峙，我們必須將鏡頭從京都拉遠，審視整個1950年代日本的社會圖景。山內溥與工人們的衝突，並非孤立的恩怨，而是一場席捲全國的宏大戲劇中，一個恰逢其時的縮影。
這是一個矛盾與陣痛並存的時代。二戰的廢墟之上，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親手催生了工會組織的爆炸性增長。被壓抑已久的勞動者們第一次嘗到了“團結就是力量”的滋味。罷工浪潮此起彼伏，其激烈程度甚至時常伴隨着暴力。工人們高舉着新憲法賦予的權利，要求分享戰後經濟復蘇的果實。
然而，隨着冷戰鐵幕的降下，風向驟變。1950年朝鮮戰爭的炮火，讓美國對日政策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即“逆向路線”。曾經被扶持的工會，轉眼間被貼上了“赤色溫床”的標籤，勞資糾紛也被染上了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
正是在這股暗流之上，“合理化”成為了時代的最強音符。
隨着經濟的逐步穩定，日本政府與企業界將目光投向了現代化與國際競爭力。1952年，《企業合理化促進法》出台，鼓勵企業通過技術革新與組織重組提高效率。而“合理化”這枚硬幣的背面，往往刻着最殘酷的字眼——大規模裁員。從北海道的煤礦到東京的工廠，因此引發的激烈勞資衝突，日復一日地在各地上演。
古都京都，也未能在這場風暴中倖免。當任天堂工會面對山內溥的改革時，他們並非孤軍奮戰。他們的身後，是整個日本風起雲湧的勞工運動；他們的抗爭，是為捍衛一個時代剛剛賦予他們的權利與尊嚴。
於是，兩股同樣堅硬的時代意志，在任天堂這家小小的紙牌廠里，迎頭相撞。
- 一邊，是任天堂的工人們。 他們在新憲法與《勞動組合法》的庇護下，相信集體力量能捍衛自己的飯碗與生存尊嚴，抵擋資方“合理化”大棒的揮舞。
- 另一邊，是年輕的社長山內溥。 他在公司內部顯得專制而冷酷，其推行的工廠化、自動化和人員精簡，卻與當時整個日本“追求經濟騰飛”的宏大敘事驚人地合拍。
他不是一個孤立的暴君。他是一個無意中體現了時代精神的縮影——那種為了追趕世界，不惜碾碎一切舊模式與人情世故的，冷酷而堅定的前行意志。這場衝突，註定在所難免。
最終，積怨已久的員工們組成了工會，用那個時代最有力、也最常見的武器——罷工，向年輕的社長正式宣戰。當時日本很多企業都被這招拖垮。所有人都認為，任天堂這家百年老鋪，也將在劫難逃。
然而，山內溥的應對方式，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他沒有正面硬剛，而是選擇了一種近乎“無賴”的消極對抗。他直接關閉了工廠，斷了所有人的念想。自己則在名古屋另設公司，甚至將指揮部搬進了酒店，乃至寺廟之中。
1955年的冬天，寒意籠罩京都。對於任天堂而言，這股寒流不僅來自季節，更來自市場——作為季節性商品，撲克和花札的銷售進入了一年中最慘淡的時期。
面對積壓的庫存和閑置的工廠，山內溥終於等到了他想要的借口。一月份，他正式向員工宣布了“縮短工時與削減人員”的計劃。
這無異於向火藥桶里丟進了一根火柴。工會徹底被激怒，衝突驟然升級。他們用最原始的方式反抗——組成人牆，封鎖工廠，阻止所有非工會成員、甚至包括山內溥本人進入。
然而，他們不知道，這個看似強硬的舉動，正中山內溥下懷。
工會的非法封鎖，給了山內溥最致命的武器——法律。他迅速向法院提起上訴，證據確鑿，法庭的裁決毫無懸念。最終，在法警的強制清場下，那些曾經以為能靠資歷和人情對抗到底的老員工們，被徹底驅離了他們奉獻一生的工廠，並被明令禁止再次踏入。
山內溥這邊也不好受，連軸轉的和工會對抗，他自己也病倒了。
工人們這邊沒有完全放棄。1955年5月24日，工會領袖今田生一帶領四名工友，在京都街頭打出橫幅，以絕食這一最悲壯的方式，進行着最後的抗議。
面對這場可能演變為死亡悲劇的抗議，在耗盡了對手所有籌碼之後，山內溥終於“鬆口”了。6月11日，在抗議者餓死之前，他接受了地方委員會的調解，同意向被辭退的員工支付一筆經濟賠償金。
這並非仁慈，而是一個勝利者清理戰場的最後一道程序。
至此，任天堂裁掉半數員工，所有老臣和舊勢力被連根拔起。公司內部，再也聽不到任何反對山內溥的聲音。
這場苦澀的勝利，成為了年輕的山內溥作為經營者上的第一堂課，也像一次殘酷的淬火。它鍛造了他此後數十年間，那種不容置疑的決斷力，與近乎偏執的堅定信念。
從賭場到客廳的華麗轉身
1953年，當任天堂製作出日本第一副塑料撲克時，市場的春天並沒有立刻到來。市場的大門暫時關上了，但山內溥敏銳地意識到，另一扇窗戶正在打開。
他將目光從煙霧繚繞的賭場，轉向了燈火通明的家庭客廳。
一場漂亮的品牌策略轉型就此展開。任天堂不再僅僅是“博弈工具”的代名詞，而是開始主打“高品質兒童玩具”的旗號。這一定位，精準地擊中了塑料撲克的獨特優勢。
它耐用、防水、手感順滑且難以留下作弊的痕跡。雖然價格是傳統紙牌的兩倍，但對於一個家庭而言，一副可以長久使用、甚至被孩子不小心弄髒後還能水洗的撲克牌，其性價比遠超“一次性”的傳統紙牌。
市場的堅冰開始融化。單憑“可水洗”這一點就讓任天堂成為日本撲克市場最靚的仔。任天堂的塑料撲克逐漸成為日本家庭娛樂的新寵，銷量穩步攀升。市場的天平，終於向山內溥傾斜。
甚至一度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上釉機都開始冒火花了
也正是從此刻起，外界對他的稱呼，悄然從“敗家子”，變成了“重振山內家的年輕企業家”。
雨過天晴，山內溥的商業直覺，或者說他那與生俱來的“商業聖體”，開始真正覺醒。
在日本市場的成功，並未讓他感到滿足。他很清楚，小小的島國金牌遠非他的終點，他要的是世界級的牌桌。
1956年，山內溥訂了一張前往美國的機票。他的目的地是當時全球撲克牌的霸主——美國撲克牌公司。這不僅是一次商務考察，更像是一次年輕的王者，對舊日帝王的朝聖。他要去親眼看看，真正的“世界第一”究竟是何模樣。
然而，正是這次遠渡重洋的“朝聖之旅”給了山內溥一次意想不到的巨大衝擊。他究竟看到了什麼？這次旅行又是如何徹底改變他對“世界第一”的認知，並為任天堂未來的道路埋下最關鍵的伏筆？
讓我們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