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可文（福州外語外貿學院鄭振鐸研究中心教授）
文物博物館學家、古代科技史學家王振鐸（字天木）後人所編的兩大冊《王振鐸往來信札》，近來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書中一共收錄了538封信件。其中私人信函425封，涉及親友193位；機構信函113封，涵蓋74家單位。全書編排科學、體例嚴謹，不僅是一份珍貴的個人文獻彙編，亦是研究中國博物館事業發展、科技史以及學術交往的一手史料。
《王振鐸往來信札》
王木南 李強 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該書的第一篇文獻，是鄭振鐸致王振鐸的一封信。鄭振鐸寫這封信時，人在北京，而王振鐸在南京。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鄭振鐸剛被委任為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局長。他的信，是代表剛成立的文物局，熱情邀請王振鐸北上，參與全國文物博物館工作。根據文獻史料，這樣的信不止一封，就在同一天，鄭振鐸給在杭州的夏鼐（字作銘）也寫了類似的信。
王振鐸欣然接受了鄭振鐸的邀請，從此開啟了他人生的新旅程。
因此，王振鐸後人將這封信排在這部書第一的位置，是有深意的。
這封珍貴的信，已記錄於陳福康編著的《鄭振鐸年譜》（2008年三晉出版社出版，2017年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再版）之中。1949年10月30日，在致王天木的信中，鄭振鐸寫道：“關於（舊）中央博物院事，我們的意見，都以為應該維持現狀，即使暫時不能大加擴充，也絕對地不會縮小也。陶孟和先生今天南下，已將此意托他向曾（昭燏）小姐傳達……我現在暫時負責文物局，局分三處，一圖書館處，二博物館處，三古物處。不僅辦理行政的事務，也盼望能有學術研究的工作。也曾和孟和先生說過，托他代為邀請兄北上，在局裡任事。不知兄意如何？兄對古物事業素有經驗和熱忱，深盼能來此合作也。我國從前的博物館，除‘中博’有新的氣象外，余皆死氣沉沉之古董陳列室耳。深望兄能來此，大家振作一番也。兄意以為如何？我不想把許多行政工作加在兄的身上，但望能作些領導的計劃和專門的技術上的主持者。也請夏作銘兄來，由他主持古物處。兄能代為勸駕否？”
當時，鄭振鐸擬動員向達負責圖書館處的工作，裴文中負責博物館處的工作，參加籌建自然博物館，王振鐸參加輔導各博物館的工作，夏鼐負責古物處的工作。
鄭振鐸致王振鐸信中提到的“中央博物院”，不久後改名為南京博物院。陶孟和新中國成立前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分管社會科學、歷史、考古等工作。曾昭燏在新中國成立前為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代理主任，新中國成立後任南京博物院院長。鄭振鐸信中提到的“古物處”，後來在周恩來總理指示下正式取名為“文物處”。
鄭振鐸寫給王振鐸、夏鼐等的信，是新中國最初規劃文物博物館事業的重要文獻。鄭振鐸從新中國文化建設大局出發，號召這些學有專長的老朋友北上，“大家振作一番”，體現了他高度的責任心和真誠、熱情。
王振鐸新中國成立前是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研究部的設計委員，負責該院陳列總體設計。他應鄭振鐸熱情召喚到北京後，任文物局博物館處副處長，不久任處長，對全國各地博物館的籌建、規範陳列等發揮了重要作用。遵照鄭先生的指示和安排，他“不僅辦理行政的事務”，同時也從事“學術研究的工作”。他後來還擔任了故宮博物院科技史組研究員兼主任，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革命博物館建館小組成員，文物博物館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顧問等。在中國古代科技史研究方面，他成功復原了候風地動儀、指南車、記里鼓車、水運儀象台、司南等百餘件古代科技模型，奠定了中國古代科技史實物研究的基礎，其成果陳列於國內外博物館。到了晚年，他仍擔任中國博物館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等職。
夏鼐北上後在新中國文物考古事業中作出的重大貢獻，亦是眾所周知的，在這裡就不記敘了。
可以說，當年鄭振鐸廣發“英雄帖”，確實“此非一人之私願，實國家文物百年大計之所系也”。而王振鐸等人也沒有辜負他的殷切期望，為祖國的文化事業鞠躬盡瘁，創造了輝煌。今天，當我們捧讀這封“振鐸寫給振鐸的信”，真是感慨系之！
《光明日報》（2026年04月18日 12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