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吳國邊城卑梁（今安徽天長）與楚國邊城鍾離（今安徽鳳陽）毗鄰，兩國經常為了邊境上的一點小事，摩拳擦掌。
一日，因為採摘桑葉，一個吳國小女孩和一個楚國小女孩起了爭執。原因是，在卑梁、鍾離兩城界碑之間，不偏不倚生長了一棵桑樹，兩人都認為這棵桑樹是自己國家的財物。
楚國小女孩先出手打了吳國小女孩，並從其手上奪走了所有的桑葉。吳國小女孩氣鼓鼓地跑回家向父母告狀，其父母遂抄傢伙領着村裡眾人越過邊境去找楚國小女孩算賬。
兩家人由此爆發衝突，結果，數名卑梁人客死鍾離，矛盾瞬間升級為區域衝突。卑梁大夫愛民如子，哪裡忍得了楚國人杖殺自己轄下百姓，遂組織地方部隊進攻鍾離。這下，區域衝突上升成了國家矛盾。
聽聞鍾離被攻打，楚平王勃然大怒，直接率兵平了卑梁。吳王僚也不甘示弱，待楚兵班師，他就率軍西征，先奪回卑梁，再拿下鐘離、占巢（今安徽巢湖），以泄其心頭之憤。
為了一棵桑樹，兩國不惜兵戎相見，由此誕生了一個成語：卑梁之釁。但，這場類似於“蝴蝶效應”的戰爭，又從側面反映了桑蠶文化對中國農業的影響有多深遠。
01
相傳，首創種桑養蠶、抽絲編絹之術的人叫嫘祖。她是黃帝的正妃。當時，人們普遍衣不蔽體，一到冬天來臨，就冷得瑟瑟發抖。為此，嫘祖常常苦思解決之道。
一日，她正好在桑樹下休息，一顆蠶繭不偏不倚掉進了她的杯子里。蠶繭遇水膨脹，嫘祖順手一捏，一根纖細的長絲線就出來了。嫘祖從中悟出了養蠶織布的道理。她帶人在山間搜索優良的野生蠶種，親自栽桑飼蠶，利用蠶的特殊動物蛋白纖維繅絲，使這種只懂得啃咬桑樹的害蟲，成為百姓耕織必備的“寵物”。後來，人們便將嫘祖神化，尊為先蠶娘娘。而她所首創的養蠶取絲之術，則被認為是中國桑蠶業的萌芽。
當然，這裡面有一個神化的過程。正如徐中舒先生所言：“在原始狀況的人腦中，萬物有靈是認識上的主流之一，各種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均受到一種超自然的神靈主宰，由於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產生了，自然現象和人均常常蒙上神化的外衣，把人、物加以神化和把神靈擬人化錯綜交織，糾結一起。”
不過，天蟲作繭，初成衣裳，大概也不會晚於新石器時代。因為，早在1958年，考古學家就在浙江吳興錢山漾良渚文化遺址上發掘出一筐已碳化的家蠶絲線團以及一片絹布。根據C-14測算，這筐絲線距今5288±100年，從絹布上能夠明顯看出，此乃蠶絲繅後而織。從絹布絲纖維的橫斷面上看，表層絲膠已經脫落，這很可能是在熱水中繅取的。這不僅說明了當時已流行紡紗，更說明了最早的紡紗技術應與熱水繅絲有關。十分巧合的是，傳說中黃帝、嫘祖大約生活在公元前2550年至公元前2450年間，同考古發現的蠶絲產生時代大體吻合。
史前時期桑蠶繅絲還促進了桑樹的人工培植與發展。古籍記載，“屍子曰，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有虞氏即帝舜，人類養蠶繅絲之初，不過是將野生蠶帶回家中培育，使蠶蟲吃野生桑葉吐絲，以達到可以織布的效果。而到了更晚一點的帝舜時代，為了養蠶絲織的方便，舜帝的妻子帶頭將野生桑樹移栽家中，使蠶吃桑吐絲，成為了一項不會因物料短缺而中斷的百姓之業。
到了商朝，商人敬天地畏鬼神，事事都得求神占卜。據學者研究，商王武丁即位以後，數度省察蠶事。每次省察前，他都會召集貞卜史官占卜蠶事凶吉，有時占卜準備竟達9次之多，可見商朝統治者對桑蠶生產事業的高度重視。
然而，對於商朝統治者來說，以占卜興桑蠶，仍恐力有不逮。他們認為，要想使桑蠶業或農業豐收吉祥，最好的方式就是虔誠的禱告。所以，在武丁之後的商王盤庚、祖庚時代（公元前12世紀末），商王每逢重大慶典，就會以祭祀祖先的禮儀，用三對雌雄羊或三頭牛祭祀蠶神，並祀祖先。可這樣隆重的敬意，在商王庚丁（公元前12世紀中葉）看來仍嫌不足，這位商王不僅動用了奴隸祭祀蠶神，更在商王宮廷內設置專門的典蠶之官，名曰“女蠶”，專管商朝桑蠶事業的生產與發展。
由於武丁以來的商王主張對外擴張，商朝在獲得更多領土的同時，也埋下了不小的禍根。待到商朝國力日漸衰落時，周邊四鄰卻進入崛起階段，特別是西邊古公亶父建立的姬周，日後成為滅商的執行者。姬周首領姬昌將國都遷至豐（今陝西西安西南灃河以西），以縮短滅商的距離。之後，姬昌之子姬發又將國都遷至鎬（今陝西西安長安區），並發起牧野之戰，成為新的天下共主。
在中國古代史上，周是以擅長農業生產而著稱的王朝。早在周朝建立以前，他們的祖先后稷就被視作農耕始祖、五穀之神。周朝建立後，重視農業生產的家族傳統依舊被統治者們無聲延續。
作為男耕女織的重要組成部分，桑蠶業自然也得到了周朝的高度重視。
周朝建立之初，周人就響亮地提出了“農桑並舉”“耕織並重”的口號。在《詩經》中，人們會細心地把養蠶的過程記錄下來，如“春日遲遲，采蘩祁祁”，說的就是養蠶者會提前採集白蒿，將其煮成漿後，用汁水浸沃蠶卵，以起到促進蠶卵孵化的作用。在蠶卵孵化成蠶寶寶的時候，《詩經》又曰：“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意思是，人們在三月取來鋒利的斧頭，先砍掉粗壯的桑樹枝，才能攀着細枝摘嫩桑。之後，隨着蠶寶寶一天天長大，到了八月份時，人們就得提前收割蘆葦，製成蠶箔，以供蠶寶寶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吐絲包裹自己。爾後，待“七月鳴鵙”時，人們就要準備好所有生產蠶絲的工具，只待蠶繭一個個生成，就抽絲剝繭，理順絲線，一邊織布一邊暈染，為達官貴人製作漂亮的衣裳。
作為反映周朝百姓生活的詩篇，《詩經》中桑、蠶出現的場景更多是與青年男女私下談情說愛相關。如《鄭風·將仲子》曰：“將仲子兮，無逾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說的就是一對年輕情侶瞞着父兄搞“地下情”，姑娘天天思念情郎，想他翻牆來家中與自己相會，但又怕未經父兄同意會遭來責罵，更怕因此而遭致左鄰右舍的非議。
而身為上層階級，周朝統治者在民間推廣種桑養蠶，則更關注桑蠶業的發展本身。
據《周禮》記載：“中春，詔後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意思是說，每逢仲春二月，周王需要率領後宮嬪御們到北郊行蠶事，以示躬親。當然，二月也還不到孵化蠶寶寶的時候，所以這些嬪御們所行的蠶事，不過就是去洗浴蠶種，做做樣子。但，周禮規定的這套規程，卻成了後來歷朝君主每年春天必須執行的一件大事。
《周禮》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意思是說，周朝“行蠶事”，首先要在近水的地方修建蠶室，用於孵化蠶寶寶。之後，待三月初一清晨，周王再戴着皮弁小帽，穿着樸素的綢緞，通過占卜在三宮夫人及女僕間挑出吉利之人，由她們在蠶室里主持蠶事。凡用於親蠶的蠶種，全部需要在河裡浴洗一遍，桑葉則在公家的桑田裡採摘，風乾後再餵給蠶吃。
或許正是由於西周以來天下人重桑興蠶，周室東遷以後，桑蠶業在中原各地、北方乃至江南地區都得到了廣泛的發展。“春秋五霸”之一的齊國，雄踞山東半島，以最宜種桑麻聞名。靠着自主種桑興蠶，齊國短時間內稱霸諸侯，其都城臨淄生產的羅、紈、綺、縞，工藝精美，色澤絢麗，產量頗多，供應各國，號稱“冠帶衣履天下”。而實力弱於齊國許多的宋國，則因據有盛產絲織錦緞的襄邑而獲得較大的經濟增長，其國君宋襄公更是在諸侯並起之際，憑藉自身實力，躋身“春秋五霸”之列。
由於農蠶事業在中原各地蓬勃發展，孔、孟等向來“鄙農”的儒家先賢也不得不將吃飯、穿衣這兩樣人類最基礎的需求列入國家“王道”思想中。孟子認為，“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載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儒家提出的“王道”以天下百姓衣食溫飽為基礎，所以興“王道”之國，必須要勸課農桑，才有可能呈現天下大同的繁華局面。
02
公元前221年，曾經與西戎混居的秦人結束了亂世，“六王畢，四海一”。考慮到春秋戰國以來各大諸侯相繼割據稱雄，秦朝甫一建立，就頒布了一系列極其嚴苛的政令及經濟政策，這其中就包括了勸課農桑的內容。但，秦始皇為了推行法治，也做了許多民不堪命之事，導致秦朝雖有好的農桑政策，卻沒能得到正向的經濟發展。在此情況下，六國遺屬及出身底層的陳勝、吳廣、劉邦等相繼揭竿而起，致使秦朝二世而亡。
劉邦建立漢朝統一天下後，雖然承繼了秦朝的規章制度，但也着重總結了秦朝滅亡的經驗教訓。農桑耕織並舉，很快成為兩漢堅守400年不變的根本政策。
劉邦即位之初，特地提出將桑蠶業排於農業之後、畜牧業之前，使桑蠶耕織手工業能以一種經濟作業的形式富國強民。為了鼓勵桑蠶業發展，漢朝特別規定“蠶月之務，不閉四門”，意思是在養蠶生產的那個月內，地方城池四門晝夜不閉，以便讓採桑的人們出入，促進桑蠶養殖業的發展。到漢武帝時，漢代的桑蠶絲織業也因盛世的到來，而變得異常繁榮。
此時，為了加強與西域各國的交流，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開闢了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從此，大批西方商隊東來，眾多中國商人西去，絲綢成為代表中華文明的符號，享譽世界。
絲綢遠銷海外，反過來促進了漢代絲織業的跨越式發展。官方除了用絲綢貿易外，也以絲織品代替貨幣，將薄如蟬翼的綢緞賞賜給匈奴及各大諸侯王，以此來穩固大漢江山。
在這個過程中，漢代官方工場生產的絲織品質量把控成了重要環節。漢朝從養蠶抓起，設立專門的養蠶機構——蠶室。通過專人有意識地調整溫度，控制菌落環境，讓蠶寶寶在相對舒適的生存環境中，吐出質量上乘的生絲。
由於蠶室的部分功能有點類似於今天的無菌實驗室，故在漢代，犯人一旦遭遇了僅次於死刑的宮刑、腐刑後，執法人員便會將他們安置在蠶室中，防止傷口感染。西漢大史學家司馬遷就曾遭遇過腐刑。那是漢武帝在位中後期，騎都尉李陵主動請纓，向漢武帝要了五千兵馬出擊匈奴。那時，漢朝出兵匈奴通常會讓皇帝的親信挂帥，而此次出征，挂帥的正是漢武帝的大舅哥、貳師將軍李廣利。然而，李陵在前方與匈奴廝殺時，李廣利的援兵卻遲遲未至，致使李陵最後寡不敵眾，投降匈奴。消息傳回長安，漢武帝勃然大怒，可他並沒有追究李廣利的責任，而是將一切過錯推向李陵。司馬遷為李陵仗義執言，結果遭到漢武帝的打擊報復。西漢流行以金贖罪，司馬遷“家貧難以自贖”，只能任由漢武帝給他定了個“誣罔天子”的大不敬罪名，被下了蠶室。
養蠶既有專門的機構管理，絲織生產自然也少不了官方監督。《漢書》記載，“少府屬官有東織室令示、西織室令示”。後來名稱雖有所變動，但這個機構卻是一直存在的。或許也正因如此，歷經兩千多年歲月後，人們依舊能在長沙馬王堆漢墓中一睹漢代絲織業的高超工藝。
東漢末年，漢獻帝劉協無法自理朝政，權臣曹操遂“挾天子以令諸侯”，自稱魏王。同一時間，劉氏宗親劉備與雄踞江東的孫權並起，三國鼎立之勢由此形成。儘管天下再一次進入亂世，但桑蠶業的發展卻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此前只在中原、河北、山東等地繁榮的絲織業，此時經由墾殖屯田，已擴展到了西北地區。除了要求上交谷糧作為固定稅收外，掌理這些區域的曹操也要求下轄百姓、屯民按時繳納綿絹等絲織產品，用于軍費開支。
為了保障蠶絲生產，曹操曾在軍中明令禁止砍伐五果、桑柘、棘棗，並鼓勵軍中將士圍繞採桑、絲織多作詩篇，歌頌民間勞動的樂趣。
而劉備以成都為中心建立的蜀國，則更看重絲織業的貿易作用。那時，蜀地生產的蜀錦聞名天下。丞相諸葛亮曾上表建議朝廷擴大對蜀錦的生產，以彌補蜀國的先天性貧困。在諸葛亮的大力倡議下，蠶業繅絲與桑梓種植也樹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
公元225年，諸葛亮南征雲南，平定後獎勵蠶業，“諸夷慕武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之後，據諸葛亮臨終前所書《自表後主》交待，他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可見，這一時期以諸葛亮為代表的蜀漢之臣對勸課農桑的執着與努力。
成都自此成為聞名四海的絲織中心之一，長期穩定的營商環境使其在三國紛爭的背景下依舊保持繁榮昌盛的景象，“闤闠之里，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抒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籯金所過。”由於蜀錦的生產基地臨近流江河，織錦經過洗滌後品質比原先更好，流江河後因蜀錦的傳播而得名錦江。
絲織業在中土的蓬勃發展，亦引起了鄰邦的注意。最遲於三國時期，日本便派人前往中原引進桑蠶。在山東，日本使者還拐帶了4名養蠶婦女回國。之後，日本又從朝鮮半島或山東地區引進外來務工人員，促進本土桑蠶種植養殖業發展。
與此相映照的是，中國曆朝均嚴禁蠶種出境。為了突破絲綢背後的物種壟斷，拜占庭的查士丁尼大帝居然花重金雇來了兩名印度僧侶，以佛教傳播為掩護，偷偷潛入中土，接觸中原的繅絲技術，並將大量蠶蟲卵藏入手杖與經書中，帶回君士坦丁堡。自此，蠶絲業才在西方興起。
03
時間來到唐代，蠶桑絲織業分布廣泛，遍及黃河上下，長江南北，北至幽燕，南及嶺南。
由於唐初沿襲北朝、隋朝傳統實行“均田制”，桑梓種植田也就成為唐朝授予官民人等的“永業田”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基礎上，唐朝農桑種植進一步發展，絲織品獲得了民間流通的機會，社會上逐漸出現規模不一的私人織錦坊、染坊和毯坊。當時，定州（今河北定縣）富豪何名遠家中有綾機500張，靠着晝夜不停的絲織，他在州中驛站旁開設了客棧、絲織店等一系列產業，專做胡人生意。
均田制的本質是為了捆綁農民與土地，以利於國家徵收賦稅，在唐初不觸動地主利益的情況下，這一制度對恢復熟地或荒地開墾以及經濟復蘇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隨着時間推移，帝國境內出現了官僚、地主、豪強三位一體的土地兼并，農民既要面臨不斷上漲的賦稅，還要面臨失去土地、淪為豪強奴隸的窘境。如此，長期依賴農桑、養蠶的絲織業必然大受影響。
安史之亂後，北方絲織業受到了沉重的打擊。朝廷服御無所給，曾經興旺於河北、山東等地的絲織業只能陸續遷至江南。而江南安穩的環境，給了帝國絲織業一次脫胎換骨的革新機會。
起初，江南的絲織業仍舊無法與北方過去的絲織業同日而語。薛兼訓於大曆年間（766-779）出任江東節度使時，大力倡導江東種桑養蠶。他發現，江東一帶機織生產技術落後，即便織工們能夠按時從養蠶戶手中獲取原料，依舊無法提高生產技術，實現絲織量產。於是，他突發奇想，特地在軍中挑選一批適婚的北方男青年，給他們發放路費、彩禮，令他們回鄉與擅於繅絲的婦女成親，爾後再舉家遷往江南定居。通過這個辦法，實現了絲織業的“技術移民”。從此，江南逐步超越北方，成為此後歷代王朝最重要的絲織品生產、貿易集散地。
《新唐書》記載，北方絲織業南遷以後，唐代出現了緯線顯花的織錦技術，可以利用針法將各種動植物的形象綉於織錦上，由此誕生了一個成語：錦上添花。其中，越州（今浙江紹興）生產的繚綾被視為絲織珍品，大詩人白居易曾寫詩說：
繚綾繚綾何所似？不似羅綃與紈綺。應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絕，地鋪白煙花簇雪。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寒女漢宮姬。
及至宋代，由於朝廷重文輕武，北方少數民族的南侵遂成了王朝發展的最大外患。為了安撫、征服外部勢力，宋朝皇帝只能依靠大量財物收買、討好敵國貴族以換取和平。如此一來，與賦稅掛鈎的絲綢，就成為大宋朝堂籠絡外邦的利器。
在宋朝的支持下，東南地區的絲織業得到了長足發展。彼時，“陝西上戶多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產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蠶織皆廢，山東頻遭大水而耕種失時”，而江東一帶保持了相對穩定，在兩宋間成為公認的絲織業之鄉。民間傳言，江東“繭簿山立，繅車之聲，連甍相聞”，所產的絲織品，光彩奪目。
此外，為應對越來越嚴重的“三冗”問題，宋代官方還首次將絲綢的發放與官員的俸祿掛鈎：“仁宗天聖（1023-1032）以後，三歲一齎軍士，需紬絹百萬匹，作官俸佐三司的錦綺、鹿胎、透背、綾羅、紗縠合五十萬匹。”官方對絲綢量的需求增大，進一步促進了兩湖、江東一帶絲織業的革新與產業優化。
當時，兩湖、江東一帶雖家家以機織為生，但各地養蠶、植桑、織布的技藝卻有高低之分。在官方引導下，江東開始以地區優勢為主導，發展各自的絲織業特色工藝。如婺州（今浙江金華）生產的暗花羅、含春羅、紅邊貢羅聞名天下，質量“皆不減東北”，婺州的百姓便以生產絲羅為主業。而慈溪縣素以“桑田之美，有以自給”著稱，那裡便成為重要的桑樹種植基地。至於杭州近郊的蕭山，則利用當地百姓的巧工，靠織就質地輕薄纖細透亮、表面起縐紋的“縠”，在全國絲織業中佔得一席之地。這幾乎就是後世各種“專業鎮”的濫觴。
04
元代，在絲織勞力基本與前代持平的情況下，養蠶植桑者開始重點關注原材料的質量把控。元朝人首次將蠶病防治升格為官營絲織養蠶的必要工作，並掌握了蠶病發生的一般規律。比如，“蠶食濕葉，多生瀉病；食熱葉，則腹結、頭大、尾尖”；蠶“熱氣熏蒸，後多白僵”,“倉卒開門，暗值賊風，後多紅僵”。因此，飼養期間，溫度的把控、給桑的適量及蠶座的乾燥等方面都必須細緻把握。
儘管蠶病防治在元代僅屬系統化萌芽，但通過技術提升，元代的桑蠶絲織業仍舊爆發出矚目的潛能。馬可·波羅在遊記中寫道：“蘇州產絲甚為豐饒，居民中有巨量生絲……蘇州製成之綢緞，除供自己消費外，並遠銷其他市場。”
進入明代，絲織產業鏈迎來了史無前例的進化契機。
除了江浙、兩湖之外，福建、廣東、山西等地也相繼成為大明帝國轄下重要的優質絲綢產地。在廣東，為了響應朝廷“農桑並舉”的政策號召，農民們開始實踐“桑基魚塘”種植試驗。按照“三基七塘”的習俗，直至明末，廣東地區的桑塘種植業已經成為當地收益最大的農業項目。珠三角地區的農民看着地里長勢漸好的桑樹，也曾一度萌生“棄田築壩，廢稻種桑”的想法，打算以種桑養蠶為主業，不過囿於重農、勸農的現實，這一想法最終並未付諸行動。
這一時期，人們終於在絲織工藝上完成了中國古代最後一次技術革新。通過參考宋元時代的手工提花機，明朝的能工巧匠發明了一種名為“花機”的新式絲織器。該機有花樓，上坐挽花工協助織工工作，能織出複雜的花紋圖案。由此，地處蘇州盛澤、黃溪的居民，“盡逐綾綢之利，有力者僱人織挽，貧者皆自織，而令其童稚挽花”。這表明，花機的出現，不僅有效解決了從前繁瑣的織布工藝，也讓江南的絲織品產量有了質的飛躍。
而同一時間，桑蠶養殖技術也迎來了更大的突破。經過反覆鑽研，明朝最早的一批蠶農發現，“若將白雄配黃雌則其嗣變成褐繭”，這是世界桑蠶養殖史上最早關於桑蠶雜交技術的記載。這種無意間產生的生物大變種，給當時的絲織業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據《明史》記載，“正德元年（1506），尚衣監言，內庫所貯諸色紵絲、紗羅、織金、閃色，蟒龍、鬥牛、飛仙、天鹿，俱天順間（1457-1464）所織，欽賞已盡。乞令應天、蘇、杭諸府依式織造。帝可之，乃造萬七千餘匹”。這些“諸色紵絲、紗羅、織金、閃色”的誕生，從側面說明桑蠶養殖技術的進步對絲織業革新所產生的重要影響。
隨着大量精美的絲織產品問世，明朝開展了規模宏大的外交活動。鄭和奉命七下西洋，聞名帝國的絲綢亦跟着寶船的漂泊，名揚海外。
今天，中國的絲織業依舊在快速發展中。絲綢這種興於上古時代的產物，從未因時間的流逝而有所消沉。相反，在漫長的歲月中，它已然成為中國的代名詞，靠着源遠流長的歷史沉澱，成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符號，刻入我們民族的共同記憶之中。
如果說這一切的美好，需要感謝誰，那麼，最應該感謝的是那一條小小的昆蟲：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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