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一說古代書生與百姓

古代書生不是一般老百姓，一般老百姓都是農民，要耕地謀生，而書生要讀書求取功名，無論是目的還是追求目的的手段都不同，卻有着天然的聯繫。

書生脫胎於老百姓，或者說是老百姓中的一員。在古代很多朝代，官本位思想盛行。老百姓人數居多，大多以種地為生。商業不發達，商人也不多。最為成功的典型就是官員，而做官的主要途徑就是參加科舉考試。在隋唐以前，士族階層世代做官，民間知識精英並不能順利進入官場。以至於士族階層腐朽奢靡，最終被推翻。到了唐代，實行科舉制度的同時，實行推薦制，算是給士族階層的遺民們留下了一些好處，也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階級矛盾。書生寫詩、寫文章之後，可以投遞給王公大臣，以期獲得推薦。當然，大部分書生還是要參加科舉考試做官的。到了宋代，推薦做官的制度就沒有了，只有通過科舉考試做官的途徑，當然有開國皇帝要賜給有功勛的大臣後代以官職的情況，卻不耽誤科舉考試的正式實行。

考試製度確立起來以後，就會按照這種制度實行。老百姓看到官員們的特權以及福利待遇，知道做官的好處，就要讓兒子做書生。一般來說，農民要經過三代以上的積累才能供養一個書生，而書生要考中就會難上加難。全天下的書生多如牛毛，考中的鳳毛麟角。做書生不是太難，難的是考中。只有考中了才會獲得權力系統的認可，才能獲得老百姓的認可。於是，官本位思想流行，以至於人們認為只有考中了，做官了才算是人生最大的成功，不然一切都是庸庸碌碌。

書生也有這種看法，讀書的目的就是要考中，要做官。雖然帶有赤裸裸的功利屬性，但他們還是孜孜以求，要“汲汲於富貴”————有了功名也就有富貴了。做了官之後，書生們迅速丟掉以前修齊治平的政治理想，學會站隊，站在政治勢力比較強大的一方，同時要按照慣例行事，在過年過節的時候，給上級官員送禮物和銀子，同是要拚命搜刮，私自加稅、賣官鬻爵，吃了原告吃被告，不然沒辦法獲得銀子，也就沒辦法打點上級了。給上級送銀子有好處，就是在出事的時候，上級可以提供有效庇護，而不至於甩手不管。官員們的心思大多用在這些方面，也就和當初做書生時不一樣了，尤其是理想和信念不一樣，產生了不同的人生軌跡，也產生了不同的生活以及奮鬥目標。

即便有為國事操勞的官員也大多沒有太大的建樹，而是被淹沒在官場的迎來送往之中，被淹沒在文山會海之中，甚至只是做做樣子，例行公事，卻不具備凈化封建體制的能力，也不具備挽大廈將傾的能力。他們寫詩作文都要避諱一些權力因素，不能被皇帝和同僚抓住把柄，也就只能寫春花秋月、離情別緒了，不敢隨便議論朝政，也不敢為老百姓說句話了。他們嘴裡的老百姓只是一個群體概念，並不是指個體，也不是真的老百姓。往往老百姓成了他們藉以說事的工具，而不是服務對象。

官員們自動脫離老百姓，民間的書生們也好不到哪裡去。他們只是追求功名富貴，卻也脫離了老百姓。畢竟，他們屬於有知識有文化的一群人，滿嘴之乎者也，和老百姓說不到一塊去。老百姓沒什麼文化，不讀書，也不識字，要是和書生們說話，就不知道說什麼好。書生們讀聖賢書，還要背誦，寫作，已經完全進入聖賢書的語境之內，還要整天說話帶有“子曰詩云”、“之乎者也”，算是學習日常化，甚至走火入魔了，哪裡還能和老百姓用同樣的語言交流？他們只會和老師和同學用同樣的語言交流，甚至和官員也能對上話，說一套官話，算是交流過了，而老百姓根本聽不懂官話，也就只能敬而遠之了。

即便有書生要為民請命，也不會獲得老百姓的理解和同情。“哭廟案”中金聖嘆等人要狀告知縣任維初的貪酷，卻被誣陷，斬首一百二十一人。明明是為民請命，卻不一定獲得理解。老百姓已經習慣了強權的壓榨，認為為民請命的書生們是拿雞蛋碰石頭，自尋死路，是不是有些讀書讀傻了的意思？自古以來就有“民不與官斗”的傳統，要是經常干這些事，是不是與官斗落不得好結果？

即便有維新六君子，有辛亥革命，也大多是知識分子發起的社會運動，但並沒有發動人民群眾，也不會獲得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一般來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精英，卻自視甚高，往往跑得過快，和群眾產生了一種脫離，或者說不會貼近人民群眾，只把群眾看成一個整體，就像官員嘴裡的老百姓一樣，是一個群體概念，或者說只是為了自己的事業尋找一個支點，尋找一個服務的對象，卻不會發動人民群眾，以至於和群眾脫節。

只有廣泛發動人民群眾，帶領他們革命才會取得成功。只是憑藉書生改革或者革命，卻往往勢單力孤，難以成功。其實，書生是從百姓中脫胎而來，沒必要被聖賢書洗腦，也沒必要自視甚高，應該有“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理念，為民做事很好，但前提是貼近老百姓，真的和他們一起勞動，一起生活，才知道他們真正的疾苦和訴求，也知道能為他們做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