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期間，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出席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經濟主題記者會，回應市場關切。
“潘功勝在對2025年以來貨幣政策主要工作進行回顧和總結的基礎上，明確將繼續堅持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並表示將從貨幣政策的目標、工具、傳導等方面統籌推進，構建科學穩健的貨幣政策體系。”招聯首席經濟學家董希淼對《金融時報》記者表示，這回應了市場關心的重要問題，有助於增加貨幣政策透明度，更好地引導市場預期。
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定調不變
為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創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對於2026年央行貨幣政策取向，潘功勝明確，2026年，人民銀行將認真落實好中央部署，繼續實施好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把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物價合理回升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考量，靈活高效地運用降准降息等多種貨幣政策工具，發揮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集成、協同效應，為實現“十五五”良好開局營造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他從數量、利率、結構、匯率等方面加以詳細解釋。
實際上，近年來我國貨幣政策一直延續支持性立場。梳理可以發現，2018年下半年以來，我國已18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向市場提供的中長期流動性持續在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發揮作用。與2018年下半年本輪降息周期以來的高點相比，政策利率共下調了10次，累計下調了1.15個百分點，引導企業貸款利率和個人房貸利率分別下降2.5個和2.7個百分點。粗略匡算，當前人民幣貸款餘額約270萬億元，按照貸款利率下降2.5個百分點計算，相當於每年為貸款主體節約利息支出超過6萬億元。
而且相較於發達經濟體央行的貨幣政策，我國貨幣政策長期立足跨周期視角，沒有大收大放，支持實體經濟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更強。中國個人房貸利率水平已經接近美國、英國、日本“零利率”時期房貸利率的平均水平。
“此次再度明確貨幣政策的適度寬鬆立場，也是給市場吃了個‘定心丸’。”有業內專家表示，支持性的貨幣政策立場不變，為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創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潘功勝提出‘靈活高效地運用降准降息等多種貨幣政策工具’，表明降准、降息仍是貨幣政策操作的可選項，但預計將在多重目標平衡下，做好‘相機抉擇’。後續將根據經濟金融形勢的變化和宏觀經濟的運行情況，引導和調控好利率水平，重視政策實施的質量和長遠效果。”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溫彬解釋，同時，央行將更多運用質押式和買斷式逆回購、MLF、公開市場買賣國債等多種流動性投放工具，短中長期相結合，實現“削峰填谷”，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和資金利率平穩運行，穩市場、穩預期。
在結構層面，今年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重點將聚焦於支持擴大內需、科技創新和中小微企業。“今年1月，為更好促進政策效果，央行已先行出台結構性降息等八項政策，將支農支小再貸款與再貼現打通使用，對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提額擴面。”溫彬表示，這些都旨在提高結構性工具吸引力、強化精準滴灌，並避免政策資源冗餘，提升政策工具的支持精準度和使用效率。
處理好“三重平衡”
構建科學穩健的貨幣政策體系
除了回應當前的政策立場，潘功勝還明確，在中長期，也就是未來五年的“十五五”時期，人民銀行將落實好“十五五”規劃綱要部署，構建科學穩健的貨幣政策體系，處理好短期與長期、穩增長與防風險、內部與外部的關係，從貨幣政策的目標、工具、傳導等方面統籌推進。
這也與此前央行多次表態一脈相承。早在2024年6月的陸家嘴論壇上，潘功勝就曾提出“我國貨幣政策要注重把握和處理好短期與長期、穩增長與防風險、內部與外部三方面的關係”。
對於上述三方面關係的平衡，受訪專家表示，央行權衡長短期目標的最主要體現是堅持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此外，人民銀行日常操作也會合理權衡長短期因素。
圍繞平衡穩增長與防風險，業內人士表示，以往的貨幣政策操作充分展現了央行這種平衡的藝術。“央行一直綜合考慮穩增長與防風險。”受訪專家談到，可以看到央行一直在總量上努力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處於充裕水平，保持貨幣信貸與實際需求匹配，同時又堅持不搞“大水漫灌”；價格上引導商業銀行向實體經濟讓利，同時也要實現銀行自身穩健經營，支持銀行補充資本金、引導銀行負債端成本下行，增強銀行服務實體經濟的可持續性。
對於內部與外部均衡，則體現在我國貨幣政策主要考慮國內經濟金融形勢需要進行調控，兼顧其他經濟體經濟和貨幣政策周期的外溢影響。“貨幣政策首先立足國內發展。”董希淼談到，在政策周期錯位下，我國貨幣政策頂住了外部壓力，支持擴大了國內有效需求。政策調整穩妥審慎。
對於如何推進科學穩健的貨幣政策體系建設，潘功勝明確將從貨幣政策的目標、工具、傳導等方面統籌推進科學穩健的貨幣政策體系建設。
“貨幣政策框架從數量型為主向價格型為主轉型，是現代貨幣政策框架的重要標誌。”有專家對《金融時報》記者解釋，隨着金融市場的發展和經濟現代化程度的提高，國際上，美、歐、日央行在20世紀80-90年代都曾出現過金融脫媒加速，數量目標可控性、可測性及與實體經濟相關性下降的過程，並逐步淡化數量中介目標，轉向價格型調控。這也正是我國貨幣政策框架轉型的方向。
而在傳導層面，溫彬表示，預計將在近兩年貨幣政策框架轉型的基礎上進一步鞏固優化，暢通由政策利率向市場基準利率、再到各種金融市場利率的傳導。“考慮到當前信貸利率已處於歷史低位水平，呵護銀行息差仍為重要目標，對社會綜合融資成本的表述，也從去年的‘推動下降’調整為‘促進低位運行’。後續降低融資成本，將更多通過‘規範信貸市場經營行為，降低融資中間費用’實現，包括有序擴大明示企業貸款綜合融資成本工作覆蓋面等。”
來源：金融時報客戶端
記者：馬梅若
編輯：雲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