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鼠六害被禁言銷聲匿跡後，為地主招魂的言論又冒了出來，稱地主不僅更勤勞並且地主分給長工的糧食足夠其養家糊口並繁衍後代。
本質而言，是強調在必然產生剝削和壓迫的制度下，這些剝削者成長過程中的“正義性”，如同詮釋毒蛇和老虎的幼年也很可愛一樣。在這樣的邏輯之下，只看到了地主的“勤勞”而沒有看到成長到最後的必然的剝削和掠奪的本質。
它們最終是要吃人的。這才是問題的核心。這個“我們本是一家人”的言論因此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激烈批駁。
同樣，一位貌似創業者的博主充滿委屈和抱怨地討論到，為什麼許多大學生甚至普通打工者找不到工作，是因為眾多小老闆面臨的困難太多，創業和發展機會不多，自然無法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似乎認為老闆和打工者是一繩上的螞蚱，是彼此共存的關係。
這種“感同身受”引起不少人的共鳴。
而日前被曝出比恆大多出1.1億的中植系3.6萬億暴雷的新聞卻沒有受到普通人的廣泛關注。
為什麼呢？
“這場金融地震的震級之大、波及範圍之廣，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企業史上實屬罕見。據不完全統計，至少有15萬高凈值投資者的財富在這場災難中化為烏有，其中不乏商界名流、行業精英。”新聞這樣描述。
根本原因就在於這是“15萬高凈值投資者”所關注的事情，而與十幾億普通人民群眾毫無瓜葛。用張宏良的話來說，便是那是狼吃狼的遊戲，與普通羊無干。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上述三個信息的內在邏輯。
一、遊戲規則
1、資本遊戲是大魚吃小魚，準確來說是資本市場上是大魚吃小魚的遊戲，或者準確來說，市場本質上就是大魚吃小魚的遊戲，充滿競爭的市場鏈條與生物鏈非常相似，其底層邏輯便是弱肉強食，而任何參與者同時是大魚和小魚，是小魚眼中的大魚，大魚眼中的小魚。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就算我們普通人眼中的“大魚”——15萬高凈值投資者在更大的掠食者眼裡，便成為“小魚”，瞬間被鯨吞。
2、那麼，這些“小魚”是如何成長為“大魚”的呢？
那麼當然必須“勤勞”或者歷“常人所不能者”，才能夠躋身比我們普通蝦米大的“魚”行業，如同地主必須比一般人“勤勞”才能佔有更多的土地和資源一樣，進而才有可能“依靠佔有土地而收取地租達到剝削佃農的目的”。
同樣，試圖鹹魚翻身的普通人，在市場經濟首先就需要“創業”，需要克服艱難險阻經過激烈的市場競爭百般努力後，才能躋身“15萬高凈值投資者”的身份，而依照市場規律，達到此種標準的成功者也不過十之一二，甚至百之一二。
3、這些所有“魚”的背後，都脫離不了一個宗旨：那就是避免被吃掉，同時準備吃掉其他的魚。因此，不得不在“勤勞”上競爭，在成本上競爭，在冒險上競爭，在創新上競爭，在決策上競爭，在一切可以競爭的領域進行殊死搏鬥。
一般的地主首先要讓自己的後代接受教育考取功名，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相結合，以此給自己打造不敗金身。
而“15萬高凈值投資者”則選擇了“依附型投資”，試圖傍上金融大鱷保本，並“借鱷生蛋”以賺取高額利潤。然而脫離實體經濟的金融創新，終究是空中樓閣，隨着大鱷的宣告死亡，這些依附於大魚的小魚的命運可想而知。
那麼，我為什麼會用“清算”這個貌似幸災樂禍的詞呢？
因為市場邏輯與生物鏈的邏輯一模一樣。就算成長為最大的鯨魚，最終也逃脫不了“一鯨落而萬物生”的宿命。就算頂級掠食者也會接受大自然的審判——沒有被競爭對手打敗，也會敗於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最終被微生物細菌所吞噬。因而無論市場里多大的“大而不能倒”者，也必然會接受市場規律的審判，稍有不慎則萬劫不復——體量越大則面臨的不可控的風險也越大。
因此，在這個語境下所謂的“精英”、“富豪”、“成功”，都只是一個時段內的標籤，而放到更長遠的視角來看，用佛家語言來講，皆是鏡花水月，如露如電。
二、誰來主宰？
我們從以上論述中可以看到，以市場為核心而產生的這些“精英富豪”們，被市場的經濟規律主宰着他們的最終命運；金錢是顯性，深一些是資本，更深一些是慾望。
同樣，通過剝削壓迫而興起的地主階級，最終掌握着最核心的政治權力，誰來主宰着他們的命運呢？
按照自然規律，生於茲必定死於茲，權力令其成功，最終也終會被權力所反噬——權力的來源在於土地佔有，而土地佔有越來越集中，而依附於土地上的不勞而獲的剝削階級越來越壯大，而廣大只能依靠租種這些土地的農民就算拚死也無法養活這些寄生蟲和自己，結果便是王朝興衰的命運。
土地是顯性，深一些是地租，更深一些是慾望。
因此，市場為核心的精英富豪們天然有着向政治權力侵蝕的本能，試圖通過和政治聯手甚至聯姻來延緩自己最終被審判的命運，因此我們看到，中國的腐敗有多少是商政勾結，美國的旋轉門是如何的飛速旋轉，隨時玩起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政治遊戲。
那麼，總結這些歷史和現實經驗和教訓，我們能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呢？
或者說，土地和金錢甚至權力是主宰嗎？
土地只是生產糧食的工具；
金錢只是經濟社會的產物；
權力只是政治社會的產物。
假設滿足人類生存的吃——不需要利用土地來種植糧食，那麼土地便不是“命根子”，僅僅只是一種自然資源而已；
金錢只是一種交易媒介，只是一種經濟工具而已，如果脫離了媒介屬性，它也僅僅只是一種自然資源而已。
當權力被區分為“公權力”和“私權力”時，公權力必然受到制約，當普遍的私權力被重視後，自然公權力會受到嚴格的制約。
因此，這些“成功”的標籤被人為的定義，並在一定的歷史時期表現為一定的工具性（例如土地、金錢、權力等）。
而這一切，都基於人類文明的“過程性”。
或者說，是人類的慾望和自身能力（生產力）相結合而產生的這些工具。
而歷經大魚吃小魚成功的“精英富豪”們，是成長於廣大勞動人民土壤上的利用這些因素而綻放的花朵，鮮艷有時，衰敗亦有時。
張宏良認為這是“階級的覺醒”，而我倒是認為這還不算，只是生物學意義上的覺醒，是比階級覺醒更原始的覺醒。
這樣講，就避免了被戴上“極左”、“階級鬥爭積極分子”的幌子。
這就叫做政治智慧，生存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