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20年，歷任美國總統們有什麼一以貫之的戰略？推動製造業迴流，無疑是重中之重。
然而，從奧巴馬的“再工業化”、到特朗普的貿易戰、再到拜登的《芯片與科學法案》……在這些美國總統的長期不懈努力下，美國製造業對GDP的貢獻，終於從2008年金融危機時的12%，一路下滑到了2024年第四季度的：
9.9%
但特朗普沒有放棄。就在4月29日，他簽署行政命令，宣布對進口汽車零部件和在美組裝汽車的生產商給予一定補償，繼續為製造業迴流加碼。
尷尬的現實，與美國總統們全力以赴的震天口號，形成無比鮮明的落差。不管怎麼砸錢，製造業就是回不來。
為什麼當世第一強國在全世界巨頭企業的配合下，調動全部資源力量，依然無法讓製造業迴流？
讓製造業迴流美國，是不是一個壓根就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這個問題的背後，藏着“美國模式”的終極命門。
“大項目”頻頻爛尾
威斯康辛州，芒特普萊森特（Mount Pleasant）。一座孤零零的玻璃穹頂建築映入眼帘，四周荒草叢生。這次曾是威斯康星州以破天荒的30億美元稅收為籌碼，力邀富士康打造的“美國製造”標杆項目——全球頂級液晶面板生產基地，2017年簽約時，號稱4年內投資100億美元，創造1.3萬個就業崗位。
特朗普親自揮舞金鏟子破土動工，誇它將成為“世界第八大奇蹟”，郭台銘表態要“打造最先進的製造工廠”。
如今，荒涼的背景下，是投資額不足承諾的1/10，就業崗位僅兌現11.5%的現實。
2024年，拜登踩在這片曾被吹得天花亂墜的土地上，勃然大怒。“富士康工廠，就是一個騙局！”
然而，拜登自己推動的“大項目”，成果又如何？也沒好到哪裡去。
俄亥俄州，芒特維農（Mount Vernon）。一塊空曠的農田，土地平整如初。工地上偶有卡車駛過，更多時間只是風吹黃土，一塊“未來工廠”的標牌在寒風中吱呀作響。
這裡，就是2022年Intel宣布將投資200億美元的“美國最先進的晶圓製造基地”。拜登親自站台動工，稱讚其為“美國製造業重建的起點”、“歷史性投資”。
開工幾個月後，工地圍起了藍白相間的臨時圍擋，寫上了“Silicon Heartland”——硅芯心臟地帶。地方政府傾盡所能，全力配合：20億美元稅收減免、土地優先審批、基建全程託管，甚至為此啟動了半導體人才專項培訓。
然而，一年半過去了，工廠依然靜悄悄。項目總預算卻從預估的100多億美元，膨脹到接近300億。審批流程遲遲未過，一些關鍵設備卡在撥款流程里，連建設隊伍都無法全面進場。
Intel CEO帕特·基辛格公開吐槽：“審批太慢，投資節奏完全被打亂。”
《紐約時報》2024年3月調查顯示，《芯片與科學法案》通過兩年後，美國宣布的53個半導體項目中，真正進入實質施工的不到一半，多數還卡在選址、環評甚至承包商未定階段。
對於見慣了大項目“綠色通道”，“簽約即動工”，“當年簽約、當年動工、當年投產”的中國地方官員來說，這樣的進度可以說是難以想象，聞所未聞。
但在美國，這就是一種常態。政府、企業、政策、資金統統都不缺，但項目就是始終無法推進。
為什麼會這樣？答案，要從美國發展的大趨勢裡面去找。
很多人尤其是美國人，總想當然地以為，製造業是被中國“搶”走的。其實完全不是這樣。
美國製造業的流失，是一條從上世紀80年代就已開啟，持續了40多年的“下坡路”。
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的歷史峰值是1979年，約為1950萬人。到2000年，只剩下1750萬人，整整減少了200萬人（BLS）。
那個歷史階段，中國還沒進WTO呢，離“世界工廠”很遠。讓美國製造業開始“出走”的，是日本、德國，以及那一波全球化加自動化的早期浪潮。
所以，上世紀80年代初美國製造業就遭遇了“日式衝擊”。以汽車、家電、半導體為代表的日本企業，用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把美國製造一步步逼出了市場。
進入90年代，美國製造業的產值雖有增長，但背後的邏輯早已變了。自動化開始普及，信息技術滲透進車間工廠，原本需要100個人乾的活，變成10個人也能搞定。
此後，製造業的就業也一路下行。1990年佔比為16%，2000年降至13%，2010年乾脆跌破10%（BLS）。
從製造業佔GDP的比重來看，趨勢更為明顯。
1980年代美國製造業在GDP中的佔比接近18%，到1990年代的14%–16%，再到2008年金融危機時的12.0%。此後又過去15年，在反覆提起的“製造業迴流”口號中，2023年跌到10.2%，2024年更跌破10%大關，降至9.9%（BEA）。
其間，有奧巴馬時期提出的“製造業創新網絡計劃”，以高科技製造帶動產業升級；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時減稅、貿易戰雙管齊下，試圖“逼迫製造業回國”；拜登政府則主打“重建美國”，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通脹削減法案》等法案提供數千億美元補貼，打造“美國產業鏈自主”。
種種嘗試，統統慘淡收場。可見，美國製造業的“出走”早已註定。
真正讓製造業“拒絕”迴流的，是美國自身的資本偏好、人才、配套與全球產業布局。
美國資本的真實偏好，早就不在工廠，而在“輕資產”。
比如《芯片法案》等刺激政策，確實拉動了短期投資，但製造業在私人固定資產投資中的佔比依然只有17%，遠低於知識產權類投資的31.3%（BEA）。
即使是迴流的項目，大多也集中在半導體、電動車和清潔能源這類高技術、高投入、低就業密度、鏈條極度依賴外部配套的“戰投產業”。
Reshoring Initiative 數據顯示，這三類項目占所有迴流投資的比例已超六成。
比如，特斯拉在內華達州建設電池包工廠，但關鍵礦產依舊依賴中國。LG化學在2024年宣布縮減在美投資，理由是：上下游供應鏈根本接不上。台積電亞利桑那工廠，也因工程師短缺，原定2024年的投產計劃被推遲至2025年底。
無論是資本、人才還是配套，缺口未解，美國製造業的“歸途”依舊遙遙無期。
像Intel的滑鐵盧，就暴露了美國本土的現實條件，真的撐不起一條完整的產業鏈。
本土具備晶圓廠運營經驗的工程師屈指可數，Intel只得從海外多地臨時調人支援，卻依然遠遠不夠。而芯片製造所需的高純度化學品、精密設備，則依舊要依賴從日本、台灣等地進口，每一次延誤都可能讓整條線停工。
美國製造業工人，平均小時工資是新興市場的6-8倍。2010年，富士康落戶鄭州招工，迅速聚集了30萬產業工人。而在威斯康星州，下了血本還是招不滿，最後被逼的考慮從中國派員工過去。招聘公司對媒體大倒苦水：“在我們的市場上很難找到熟練的勞動力。”
在配套上，無數的關鍵零部件都需要從外部供應，碎片化的產業鏈想要縫縫補補，絕對是困難重重。
更深層次的問題是：美國製造業迴流的阻力，不僅來自市場，而是來自製度本身。
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地位，天然對製造業形成了系統性擠壓。
作為全球結算貨幣，美元承擔著為全世界提供流動性的功能。各國要開展國際貿易，就必須先拿到美元儲備。這就要求美國長期保持對外開放的市場，並持續向全球“輸送美元”。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維持大規模貿易逆差，讓全世界賣貨給美國。
而這套機制，帶來一個著名的“特里芬悖論”：
美國若想讓本幣成為世界貨幣，就必須對外持續輸出流動性，也就是長期維持貿易赤字。
而製造業一旦真正在美國復興、出口增長，貿易逆差就會收窄，全球美元的供給就會變緊，美元的貨幣地位反而會不穩。
製造業靠的是出口、靠的是盈餘。金融霸權靠的則是逆差、靠的是消費。兩者目標相反，路徑衝突。
結果就是：
為了維持美元的全球地位，美國必須始終“消費大於生產”。
這讓製造業在經濟系統中的戰略地位不斷下滑。不管怎麼補貼、怎麼建廠，最終都要面對一個基本面現實——美國的經濟角色已經被美元鎖定在“金融中心”，不是“製造中心”。
與此相關的是，製造業迴流美國，面臨一個根本難題——投資回報率太低。
目前美元的無風險存款利率維持在 4.5%~5% 區間。這意味着，在當前環境下，資本只要選擇最簡單的高收益儲蓄工具，沒有折舊損耗、沒有用工風險，更沒有地緣與政策的外部變量，輕輕鬆鬆就能穩穩實現年化 5% 左右的回報。
而製造業呢？典型代表企業的財報表現早已說明了一切：
英特爾，2024年全年營收 531 億美元，凈虧損高達 187.6 億美元，凈利率直接降至 -35.3%（新浪財經）；
特斯拉，2024年第一季度凈利率僅為 5.3%，剛好打平當前的美元存款利率（新浪財經）；
波音公司，2023年全年虧損 22 億美元，這家被稱為“美國製造門面”的企業，過去三年幾乎沒有哪一個季度盈利。
這些企業已經代表了美國製造業中“最強的一批”，擁有政策扶持、人才資源和技術積累的全面優勢。但即便如此，也難以穿越這個回報與風險嚴重錯配的周期。
當連行業塔尖企業都難以為繼，資本自然不願進入更重、回報更慢的中下游製造環節。
資本不來，人才不進，製造業的“迴流”，最終只能停留在圖紙與口號上。
這一次特朗普重返白宮，馬斯克接手“政府效率部”（DOGE）後乾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裁員。
他把多個流程臃腫、協作效率極低的政府部門直接砍掉或重組——比如能源部和商務部下屬的審批協調組，他推進試點取消“二級審批機制”，推動製造項目可以直連決策人，不再層層蓋章、環環等批。
馬斯克的做法，其實反映的是製造派對官僚體制的系統性憤怒。
被清理的8500多個聯邦合同與超過1萬個撥款項目，很多正是“中間承包型”行政機構：本身不產出決策，只靠“處理流程”維生，反倒把本該直達製造企業的資源掐在流程上。這類“流程黑洞”，被馬斯克稱為“製造業效率的沉沒成本”。
但老馬的憤怒，很難真正改變美國的整套系統。
製造業為什麼“拒絕”迴流？
不是美國地不夠大、錢不夠多，政策不夠響，而是“美國模式”的整套系統從底層邏輯上就寫了個“拒絕製造”。
這不是哪一屆總統的問題，而是美國把自己硬生生活成了一個不適合做製造業的國家。
所謂國運，大抵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