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 王愷雯 編輯/馮雪】
經中美雙方商定，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於4月4日至4月9日訪華。
這是耶倫時隔9個月再度來訪，期間，中美雙方舉行了多層級、多領域的會談交流。耶倫再次強調反對中美“脫鉤斷鏈”，認為中美“脫鉤”對於雙方都是災難性的。
值得關注的是，耶倫訪華期間多次提及所謂“中國產能過剩”問題，並就其可能對美國勞動者和公司產生的影響表達關切。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經濟學院教授沈國兵於4月9日對觀察者網表示，耶倫所謂的“中國產能過剩”從理論上來說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偽命題。目前，全球對新能源產品的需求遠大於中國的供給。中國在新能源領域的價格優勢，不是因為產能過剩，也並非完全來自政府推動，而是中國行業外部規模經濟導致的行業平均成本相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同行企業明顯較低，形成很強的行業同質品競爭優勢所致。其結果，恰恰體現出全球範圍內行業同質品發揮出市場自由競爭的特點。
沈國兵指出，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挑戰的大背景下，中國制定了碳達峰、碳中和的中長期目標，從而出台了相應的產業政策來推動綠色低碳轉型，這是完全符合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大趨勢的。類似地，美國也出台了相關的產業政策，“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政策引導方面，中美都是一致的”。
2024年1月24日，蘇州，新能源汽車港口運輸繁忙 圖源：視覺中國
觀察者網注意到，耶倫訪華前夕就曾提到中國“產能過剩”。3月27日，耶倫在佐治亞州一座光伏電池工廠訪問時宣稱，“中國政府的支持導致大量過度投資和產能過剩……中國的產能過剩擾亂了全球價格和生產模式，損害了美國企業和工人的利益”。她還點名電動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即中國外貿“新三樣”。
4月8日，耶倫在北京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再次提出對所謂“中國產能過剩”的“擔憂”，同時又強調這“並非出於反對中國的情緒或希望與中國‘脫鉤’”。
“理論上，所謂的‘中國產能過剩’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偽命題。”沈國兵表示，如何界定過剩產能，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商榷的問題。“按照一般理解，當供給遠大於需求時就是產能過剩，但是‘產能過剩’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對於一個國家而言，供給一個區域可能會出現供大於求的情況，但是如果處在一個更大的全球市場，可能又會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
沈國兵表示，判斷中國產能是否過剩，不是取決於中美兩國的需求，而要看整個世界的需求。“從全球範圍來看，各個國家都在應對氣候變化，對‘新三樣’產品的需求很旺盛，遠大於中國的供給。而中國新能源產業具有很強的行業外部規模經濟，該行業產品價格比其他國家的同類產品低，必然具有競爭優勢。同時，行業外部規模經濟下的平均成本優勢和由此形成的上下游產業鏈供應鏈匹配優勢和知識溢出效應，也使得其他國家的企業囿於行業規模經濟下的超低行業平均成本，就難以越過初始的固定成本門檻再進入了，除非對方政府實行超大額的市場補貼。”
2024年4月8日，浙江湖州，工人在趕製一批出口太陽能光伏組件 圖源：視覺中國
“所謂外部規模經濟，即單位成本取決於行業規模，但不必取決於企業規模。中國新能源產品的定價取決於行業的平均成本，這一成本肯定是低於日本、韓國、美國、歐盟的。”沈國兵說。
為什麼中國存在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行業外部規模經濟的優勢？沈國兵指出，行業外部規模經濟通常具有三個特徵：
第一，專業化的供應商。一個行業有上下游供應鏈，毗鄰生產、合作協同才具有行業成本優勢，單一鏈條很難維持下去，因為成本太高。可以說，凡是具有行業外部規模經濟的產業，即使中國不做，美國也做不了。
第二，勞動力池子。具有技能的工人可以分為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中國擁有龐大的勞動力池子，同時具備這兩類工人，可以匹配各類供應商的需求。相較之下，美國的勞動力規模低於中國，成本也高於中國。
第三，知識外溢。專業化的供應商（企業）加上勞動力池子，他們聚集在一起形成上中下游的產業鏈供應鏈網絡，就會產生互相學習的學習效應，這也是單個企業所不具備的。
沈國兵表示：“這三個特徵形成了行業外部規模經濟，行業外部規模經濟又決定了行業平均成本。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在電動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領域內具有價格競爭優勢，不是因為產能過剩，也不是中國非要把價格做低，這不是政府推動的，而是行業外部規模經濟所導致的結果。這恰恰體現出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特點，誰都能進去，但也會因為後來者企業難以越過初始的行業固定成本門檻問題而被擋在該行業之外。”
對於美方所謂中國政府的支持導致“產能過剩”問題，沈國兵指出，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挑戰的大背景下，中國主動承擔國際責任，制定了中長期內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從而出台了相應的產業政策引導、推動綠色低碳轉型，“這是水到渠成，非常自然的事，也是符合全球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大趨勢的。美國拜登政府也推出了《通脹削減法案》支持美國清潔能源產業發展。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政策引導方面，中美都是一致的。”
2024年4月8日，北京，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美國駐華大使館出席記者會 圖源：視覺中國
至於耶倫所謂中國“產能過剩”對美國企業和工人造成損害，沈國兵提到了近年來中美貿易情況，“2021年中國對美出口約佔我國出口總額的17.1%，2022年佔比約為16.2%，2023年佔比降至14.8%。”
沈國兵指出，中國對美出口份額持續降低，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拜登政府延續了特朗普政府的對華輸美商品加征高額關稅，同時加大了重塑美國產業鏈、供應鏈所致。與此同時，中國也在進行調整，在貿易地理多元化和產品多元化方面做出持續的努力。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些年中國產品並沒有“扎堆湧入美國”。
沈國兵強調，面對來自美國的貿易摩擦和貿易壁壘的增加，中國企業正在進行跨越貿易的對外直接投資，近年來中國科技企業出海總體趨勢呈波動中上升態勢。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國這種行業規模經濟優勢也並非是一勞永逸的，一旦該行業出現了顛覆性創新技術，原有的行業規模經濟優勢就會很快、徹底淪為行業規模劣勢。”沈國兵表示，“為此，中國企業需要儘快從行業外部規模經濟增長模式轉向企業內部規模經濟增長模式，才能獲得市場壟斷競爭下的更多利潤，企業才能有更多的利潤空間用於可持續的、更大的研發投入，從而進入企業發展良性正循環，實現中國外貿和對外投資高質量發展。”（註：企業內部規模經濟，即單位產出的生產成本取決於單個企業規模，但不必取決於行業規模，所以企業加大研發投入進行創新就變得尤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