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gotten bastards of the eastern front- an untold story of world war ii, serhii plokhy, allen lane, october 2019, 352pp
在二戰時期的歐洲戰場，東西兩線戰場的盟軍士兵互相在對方戰線中作戰的情況並不鮮見。1945年1月，美軍士兵約瑟夫·拜耳勒（joseph beyrle）曾加入蘇軍作戰數周，在此之前的1943年6月，蘇聯紅軍士兵奧列格·奧澤洛夫（oleg ozerov）也曾加入法國抵抗組織的戰鬥。但這種情況的大多數都是戰俘越獄後就近加入當地的戰鬥。而與前述的方式不同，曾有一支美國空軍被派駐在烏克蘭境內的波爾塔瓦等地與蘇聯紅軍並肩戰鬥。這支美國空軍在戰時烏克蘭的經歷，不但是二戰時期美蘇合作的縮影，也對冷戰初期的美蘇關係產生影響。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的《被遺忘在東線的私生子：一段二戰中不為人知的歷史》（forgotten bastards of the eastern front: an untold story of world war ii）一書便講述了這個鮮為人知的故事。
沙希利·浦洛基為烏克蘭裔美國人，小學至大學初期在烏克蘭接受教育，1996年前往加拿大艾伯塔大學烏克蘭研究中心進行相關研究，2007年轉入哈佛大學歷史系，並於2013年起擔任哈佛大學烏克蘭研究中心主任。他的研究領域涵蓋烏克蘭、東歐與冷戰，其著作也被翻譯成多種文字，並多次獲獎。浦洛基於2018年出版的《切爾諾貝利：一部悲劇史》（chernobyl: the history of a nuclear catastrophe）曾獲貝利·吉福德獎與2019年普希金之家俄羅斯圖書獎，並被美國hbo頻道改編為網劇《切爾諾貝利》熱播。此外，浦洛基的另一部著作《愚蠢的核彈：古巴導彈危機新史》（nuclear folly: a history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也廣受好評。浦洛基本人也分別於2015年和2018年獲得烏克蘭研究貢獻肯定“安東諾夫獎”與藝術最高榮譽“舍甫琴科國家獎”。
“瘋狂行動”
1943年10月18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中央機場等待着來訪的美國國務卿赫爾與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此時的蘇聯紅軍面對東線戰場與德軍作戰的巨大壓力，迫切地希望英美盟軍在法國開闢第二戰場，並獲得更多的“租借法案”物資。英美方面也希望與蘇聯加強在戰爭時期的合作，並為未來的戰後秩序進行鋪墊，因此美國任命羅斯福總統的親信威廉·哈里曼（william harriman）為駐蘇聯大使，並派遣約翰·迪恩（john deane）少將為美軍駐莫斯科軍事代表團團長，兩人也跟隨這次赫爾的訪問團前往莫斯科。
約翰·迪恩少將
迪恩少將被派往莫斯科，最主要的任務是與蘇聯方面商討在蘇聯領土上開設美國空軍基地的問題。為開闢第二戰場，英美空軍需要深入德國本土轟炸以打擊德國空軍，卻因缺乏可為轟炸機護航的戰鬥機，導致損失慘重。因此美國空軍司令阿諾德將軍提出 “穿梭轟炸”的方式：轟炸機群從英國和意大利的空軍基地起飛，在轟炸德國佔領區後並不返航，而是降落在蘇聯防線後方的基地。之後在返回的過程中，還可以對德國佔領區進行二次轟炸。這樣除了可以轟炸原先無法到達的目標，還可以分散德軍戰機的注意力，使其顧此失彼，也可以幫助蘇聯攻擊其希望打擊的德國境內目標。
因為內戰時期英美干涉的經歷，蘇聯起初並不願意在其領土範圍內設立美國空軍基地。然而，隨着開闢第二戰場的需求日益迫切，最終在德黑蘭會議上，斯大林向羅斯福表示自己並不反對設立美國空軍基地的計劃，並於1944年2月2日將這一決定告知哈里曼大使。蘇聯方面由空軍主帥亞歷山大·諾維科夫（aleksandr novikov）與阿列克謝·尼基丁（aleksei nikitin）大將負責與迪恩將軍對接，而美方則由約翰·格里菲斯（john griffith）上校負責指揮代號“瘋狂”（operation frantic）的穿梭轟炸行動，同時將基地選在烏克蘭中部草原上的波爾塔瓦、米爾戈羅德、皮里亞丁三地。在隨後的幾個月中，美方人員陸續到達，重建了三地的機場，並為這三個機場建設了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
“瘋狂行動”示意圖
這場合作看似順利，卻在一開始就充滿了波折。蘇聯方面的拖沓讓美方不滿，導致格里菲斯上校被調回，由他的副手阿爾弗雷德·凱斯勒（alfred kessler）上校接替。美軍在進入蘇聯領土後便被蘇聯情報機構監視，三個基地的人員規模也被嚴格限制。此外，美國飛機的交通也被蘇方嚴格控制，例如在蘇聯境內飛行的美軍飛機上需要配有蘇聯領航員與無線電操作員，飛行計劃也要由蘇方批准。但美軍進入蘇聯也使美蘇雙方的低階官兵第一次對彼此有了較為直觀的印象：蘇軍羨慕美軍充盈的物資配給，美軍則感受到了蘇軍在意識形態上的不同。總之，美蘇這次合作表面上還算“友好”，在此之下卻充滿了“暗流”。
“草原上的珍珠港”
1944年6月2日清晨，兩百架盟軍飛機從意大利的機場起飛，由地中海盟軍空軍司令艾拉·埃克將軍親自指揮，轟炸位於匈牙利的目標。這是第一次“瘋狂”行動，代號“瘋狂喬”。“瘋狂喬”執行得非常順利，機隊並未遭受嚴重損失便降落在了位於烏克蘭的空軍基地，這也提振了美蘇雙方對未來合作的信心。九天後的6月11日，盟軍飛機從烏克蘭起飛，轟炸羅馬尼亞的德軍機場後返回了意大利。這標誌着“瘋狂喬”行動獲得了驚人的成功。
美軍戰機在波爾塔瓦機場降落
1944年6月21日，從英國起飛的美軍飛機執行代號“瘋狂二號”的穿梭轟炸任務後，降落在了烏克蘭機場。但這批美軍飛機在烏克蘭機場降落時被德軍偵察機發現，因此駐白俄羅斯的德軍飛機在夜裡偷襲了這些烏克蘭機場。在德軍的偷襲中，僅波爾塔瓦一地便有五十四架美軍飛機無法修復，二十五架需要大修，同時一人陣亡，十三人受傷；蘇軍則損失八架飛機，陣亡三十人，九十人受傷。這次德軍的偷襲也被稱為“草原上的珍珠港”。在應對偷襲的過程中，蘇軍並沒有夜間戰鬥機之類有效的防空措施，蘇軍的地面防空炮火也沒有擊落德軍飛機，而美軍在接獲預警後也沒有對飛機進行有效疏散。由於偷襲發生的時間在德軍入侵蘇聯三周年紀念日的前夜，讓蘇軍遭受了奇恥大辱。面對蘇軍保護美軍基地的不力，美軍希望引進自己的夜間戰鬥機與防空措施，但被蘇軍拒絕。這樣的矛盾，也意味着美蘇雙方在穿梭轟炸上的合作正在迅速崩解。
隨着蘇軍戰線的不斷推進，美軍需要依靠烏克蘭基地才能轟炸的目標也在急劇減少，而英美與蘇軍也對穿梭轟炸的興趣越來越低。此時烏克蘭基地已經遠離前線，因此英美方面希望可以獲得更靠近前線的基地使用權，但被蘇聯拒絕。美蘇雙方在對烏克蘭基地的使用問題上的分歧越來越大，並在對華沙起義的支援與盟軍戰俘遣返的問題上達到頂峰。
1944年8月1日，由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支持的波蘭“家鄉軍”發動華沙起義，希望獲得盟軍援助以光復華沙。英美方面希望到達華沙附近的蘇軍可以就近對華沙起義提供援助，同時也希望蘇聯可以允許英美空軍使用烏克蘭基地對華沙進行空投。然而蘇聯在此時支持親蘇的“盧布林委員會”，反對支援華沙起義，並以關閉烏克蘭基地威脅英美方面不要支持起義軍。但隨着起義規模擴大，蘇軍認為華沙起義軍牽制了前線德軍，不但自己開始為起義軍空投物資，也允許英美空軍使用烏克蘭基地進行空投。空投效果卻並不理想，起義最終在9月底失敗，原因之一即在於華沙起義初期盟軍沒有支援起義軍，這也使得哈里曼大使對美蘇合作的構想徹底失望。
華沙起義
到了1945年2月，蘇軍已經解放了大量位於東部的集中營，集中營中關押的盟軍戰俘也面臨被轉運回國與醫療救助的問題。美國希望蘇聯可以允許盟軍使用烏克蘭基地作為戰俘回國的轉運站。然而，與對華沙支援一樣，蘇聯並不允許美軍將烏克蘭基地用於類似用途，甚至不允許美軍聯絡官前往前線。因為在蘇軍眼中戰俘即叛徒，允許戰俘獲得自由已是一種禮遇，而美軍則認為戰俘是英雄，應該盡一切可能來拯救並遣返他們。此外，蘇聯也不想讓美軍獲知東歐新佔領區的真實情況。由於羅斯福不斷過問被解放的戰俘的待遇，以及蘇聯希望美軍可以儘快撤出烏克蘭，後來蘇聯還是同意美軍人員加入戰俘的遣返與救援。而在這一過程中，美軍也從戰俘口中得知了其糟糕的待遇，這使得美軍與蘇聯合作最後的善意逐漸消失。美德雙方在瑞士秘密談判的“日出計劃”，以及羅斯福的去世，也標誌着有關烏克蘭基地的美蘇合作的破裂。1945年6月23日，最後的駐烏克蘭美軍撤離波爾塔瓦機場，二戰時這段鮮為人知的往事也隨之終結。
被遺忘在烏克蘭的私生子
在烏克蘭的長期駐紮，使當地美軍不得不與蘇軍接觸。一開始雙方對彼此均充滿好奇，隨着接觸漸深，合作也更加緊密。而緊密合作之外，暗流也在涌動。蘇聯紅軍的反情報機構“施密爾舒”（smert shpionam）始終密切監視美軍的一舉一動，在美軍基地周圍建立了龐大的線人網絡，視對蘇聯最友善的美軍軍官為重要威脅，並阻撓美軍人員與蘇軍人員或當地居民有任何未經批准的接觸。在波爾塔瓦，試圖與美軍約會的當地女性，幾乎無一例外地被“施密爾舒”盤問過。此外，在美軍軍官中，懂俄語、有俄羅斯血統，以及有俄羅斯或者蘇聯生活經歷的美軍軍官，都被“施密爾舒”重點監控。喬治·菲舍爾（george fischer）便是這樣的美軍軍官。
喬治·菲舍爾出生在柏林，但童年與青春期大部分時間在莫斯科度過，並以自己的俄語名字“尤里”在莫斯科的精英中學讀書。因此，喬治·菲舍爾的俄語比英語還好，對蘇聯也較為親近。此時二十一歲的喬治·菲舍爾以中尉軍銜，作為波爾塔瓦基地指揮官湯姆斯·漢普頓上校的副官被派駐波爾塔瓦。為此，“施密爾舒”為喬治·菲舍爾製作了一份檔案，並將他在莫斯科的一個女同學吸收為特務，以便收集更多他的信息。但也正因為喬治·菲舍爾對蘇聯比較親近，蘇軍沒有把他趕走，這讓喬治·菲舍爾成為最後幾個離開波爾塔瓦的美軍官兵之一。而這段烏克蘭經歷，改變了喬治·菲舍爾的人生。
在烏克蘭服役時的喬治·菲舍爾
此外，駐烏克蘭基地的美軍是整個東歐唯一的美國駐軍，因此在雅爾塔會議前後，駐烏克蘭美軍也擔負起保障雅爾塔會議空中運輸的任務。這種特殊的境遇，卻讓他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獨：在他們看來，無論美國政府、美國駐歐空軍，還是大眾媒體和普通民眾，統統拋棄了自己，哪怕與基地外的普通蘇聯人交往也難以做到。因此，他們稱呼自己為“被遺忘在烏克蘭的私生子”。
也正是因為這些“私生子”的存在，讓美軍駐烏克蘭基地成為美國觀察蘇聯統治下的東歐的一扇窗口，以及一座美國在東歐軍事與外交利益的瞭望塔。以營救受損美軍飛機與飛行員為由，駐紮在這裡的美軍可以前往東歐其他地區：他們不但了解到了納粹在東歐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也發現蘇軍在戰後將長期佔領利沃夫，並不會將之移交給未來的波蘭。至於東歐普通民眾並不喜歡蘇軍的態度，駐烏克蘭的美軍也很清楚。通過駐莫斯科的美軍代表團，這些情報被源源不斷地送回國內。
然而，駐烏克蘭美軍對東歐的觀察依舊無法逃脫“施密爾舒”的監控。在漢普頓上校第一次造訪利沃夫後，波爾塔瓦的“施密爾舒”負責人安納托利·佐林（abtilii zorin）少校便認為美軍有情報搜集行為，並在後續美軍的行程中以“翻譯”的名義安插線人以監視美軍活動。而在未來，佐林少校與喬治·菲舍爾在離開烏克蘭後，依舊有着千絲萬縷的關聯。
“波爾塔瓦的幽靈”
1945年5月9日，納粹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二戰歐洲戰場的戰爭正式結束，到了6月23日，最後的美軍也離開了波爾塔瓦。不過和駐烏克蘭美軍有關的故事卻仍未結束。
蘇軍佔領德國東部後，曾經的波爾塔瓦基地蘇軍指揮官斯捷潘·科瓦列夫（stepan kovalev）少將被任命為蘇聯駐德佔領軍空軍副司令，專門負責處理與西方盟國的關係。科瓦列夫將軍在建立德國西部通往西柏林的空中走廊方面扮演了關鍵角色，而這條空中走廊在1948年的“柏林危機”中保障了西柏林的物資供應。此外，包括波爾塔瓦基地首任蘇軍指揮官亞歷山大·佩爾米諾（aleksandr perminov）將軍在內的前駐波爾塔瓦蘇軍官兵，也大量被派往德國佔領區。因為在蘇聯紅軍中，很少有人會比當年的駐波爾塔瓦蘇軍官兵更有與美國人進行日常合作的經驗。然而，也因為當年在波爾塔瓦與美軍合作的經歷，科瓦列夫等人也在冷戰伊始便被克格勃調查。在美軍撤離後，倒賣美軍剩餘物資的行為也讓科瓦列夫面臨貪腐相關的指控。不過，科瓦列夫後來轉入莫斯科的空軍學院任教，並成為蘇聯的導彈武器專家，最終於1964年去世。
柏林空運
在1948年的“柏林危機”中，負責指揮美軍運輸機向西柏林運送物資的指揮官，則是波爾塔瓦基地的美軍指揮官羅伯特·沃爾什（robert walsh）少將。喬治·菲舍爾也來到柏林，擔任駐德美軍司令部的參謀。喬治·菲舍爾在波爾塔瓦的經歷改變了他的世界觀，使他從一個蘇聯的認同者，最終成為美國著名的蘇聯問題專家。此時克格勃也根據當年“施密爾舒”在波爾塔瓦的監控報告，對喬治·菲舍爾等被派駐德國的前駐波爾塔瓦美軍官兵進行調查——喬治·菲舍爾終其一生都在克格勃調查名單上名列前茅。此外，蘇聯也根據當年的監控報告，對美軍駐紮波爾塔瓦期間與美軍接觸過的當地人，尤其是與美軍有過親密關係的當地女性進行調查與監視，試圖通過他們找到當年的波爾塔瓦美軍來開展情報工作。
1946年4月喬治·菲舍爾以上尉軍銜退役，回到母校威斯康星大學完成學業，後又以對安德烈·弗拉索夫的研究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並在布蘭德斯大學從事蘇聯研究。19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在美國盛行，由於曾經強烈的左翼傾向與蘇聯的生活經歷，喬治·菲舍爾一度成為聯邦調查局（fbi）的重點調查對象。不過，並沒有明確證據坐實他的親蘇傾向，對他的調查在1952年4月即告結束。
然而，到了1955年，聯邦調查局在對蘇聯駐美大使館的監控中，發現蘇聯大使館的電話記錄與日曆活頁中出現了喬治·菲舍爾的名字，同時還發現他與蘇聯大使館三等秘書安納托利·佐林取得了聯繫。佐林之所以被派駐華盛頓，目的也在於通過當年在波爾塔瓦的熟人搜集美國對蘇相關情報。喬治·菲舍爾是這張熟人名單上的頭號人物。為了在未來去蘇聯進行學術研究更為便利，喬治·菲舍爾想要放棄自己原來擁有的蘇聯國籍，希望在這一點上獲得佐林的幫助。喬治·菲舍爾與佐林的接觸，使得聯邦調查局重啟對他的調查。而他則向聯邦調查局的探員們表明自己並未向佐林透露有關情報，並解釋了自己接觸佐林的原因。在佐林提出與喬治·菲舍爾進行情報合作後，喬治·菲舍爾甚至向聯邦調查局報告了談話內容。因此，聯邦調查局在1955年底取消了對他的調查，他的蘇聯國籍也被蘇聯政府同意放棄。
在冷戰陰雲逐漸籠罩東西方的時候，或許只有“波爾塔瓦的幽靈”可以跨越鐵幕，聯通華盛頓、莫斯科、柏林。烏克蘭大草原上的記憶看似遠去，卻從未消散。
“貌合神離”的“同盟”
二戰史中有關“瘋狂行動”的研究並不鮮見，早在1947年約翰·迪恩便在他的回憶錄《異乎尋常的聯盟》（the strange alliance-the story of our efforts at wartime cooperation with russia）中用較大篇幅撰寫了“瘋狂行動”，以及與駐烏克蘭美軍相關的戰俘遣返等內容。然而，此前有關駐烏克蘭美軍的研究還是以美國的視角為主。浦洛基在書中大量使用已經解密的蘇聯情報機構的檔案，從而以蘇聯的角度看待這場與美國的合作：蘇聯情報部門持續不斷地監控駐烏克蘭美軍、控制美軍與烏克蘭當地人的接觸，並希望從美國獲得相關的情報。而這些檔案也揭示了大量不為人知的細節，例如美軍在烏克蘭的生活狀況，美軍對蘇聯從敬佩友好到失望的態度轉變，以及美軍與烏克蘭當地女性接觸的情況等。換言之，對蘇聯情報機構解密檔案的使用，使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更加生動，也豐富了研究的內容。
浦洛基在書中對二戰以來美蘇關係的看法也和他的其他研究一脈相承，即一開始雙方對合作憧憬的基礎在於彼此的不了解。在蘇聯的文化中，他們對外國，尤其是西方始終是不信任的，與美國結成聯盟也僅僅是二戰時期共同對抗納粹德國的需要。美國對與蘇聯合作抱以熱忱，也是因為美國對戰爭時期與蘇聯合作，乃至戰後與蘇聯共同建立新的國際秩序過於樂觀。這樣在世界大戰中“貌合神離”的關係最終導致了戰後同盟關係的破裂，以及冷戰時代的開啟。有趣的是，戰爭時期美蘇處理彼此事務的經驗，也在冷戰初期被雙方繼承了下來。這看似是另一個故事，卻是上一個故事的延續。
如今的波爾塔瓦機場
當年的波爾塔瓦機場，如今仍是烏克蘭空軍重要的直升機飛行員訓練基地。蘇聯已不復存在，它的兩個繼承人——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戰爭已經進行了兩年有餘。美軍也回到了烏克蘭，在烏克蘭西部訓練士兵，並將其送往東部服役——也就是說，美軍在和一個曾經的夥伴結盟，對抗另一個曾經的夥伴。或許，只有波爾塔瓦機場旁的博物館，以及德軍空襲波爾塔瓦陣亡將士的紀念碑，還在堅持講述這個二戰中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