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電影,就達到了極高水平

作者:dave kellaway

譯者:覃天

校對:易二三

來源:anti capitalist resistance

(2024年4月30日)


迪莉婭的臉龐主導了整部電影。我們不斷看到她的臉被那個殘暴的丈夫毆打。一張充滿了恐懼、緊張、痛苦和淚水的臉,但同時也帶着希望、自豪、堅韌和難得的微笑。
保拉·柯特萊西將這些情感展現得淋漓盡致,從一個瞬間到下一個瞬間,變化無常。幾乎每個場景中,鏡頭都緊隨她的面部表情和動作。作為一位知名歌手,並在電視和電影中取得巨大成功的演員,這部電影是她的心血之作,也是她的導演首作。
《還有明天》(2023)
在電影的前十五分鐘,你或許會覺得一台時光機器把你帶回到了1940年代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黃金時代。柯特萊西選擇了黑白畫面,並拒絕使用寬銀幕格式來呈現這部影片——讓我們沉浸在1946年的意大利——即在是否廢除君主制的公投之前。這是女性首次可以投票的選舉。
當我們在片中跟隨迪莉婭準備簡陋的早餐,送孩子上學,然後為微薄的工資做着各種零工時,我們看到的是與德·西卡在《偷自行車的人》中展示的相同的羅馬街道。羅西里尼的《羅馬,不設防的城市》中安娜·馬尼亞尼的形象也浮現腦海。
《羅馬,不設防的城市》(1945)
這些導演選擇在街頭拍攝,因為他們追求真實性,同時又負擔不起昂貴的影棚或設備使用費。長鏡頭、非職業演員和「真實時間」場景的拍攝不僅節省了成本,還增加了現實感。肯·洛奇也承認自己的作品受到了新現實主義電影的影響。
如今,得益於布景和實景設計師的精湛技藝,影片成功再現了戰後羅馬的真實氛圍。影片以一段長鏡頭開場,迅速將觀眾帶入迪莉婭的生活困境,並鋪陳出故事主線。她深陷困境,卻悄悄攢錢,最擔心的是女兒馬切拉會重蹈自己的覆轍。
父親伊萬諾以學費太貴為由,拒絕了馬切拉繼續接受教育的請求,卻毫不反對她想嫁給當地咖啡館老闆的兒子——並非出於對女兒的關心,而是因為這樁婚事能為他帶來一些保障。影片巧妙地將女性主義主題融入當時社會的極端不平等的狀況,呈現出戰爭帶來的社會分裂情形,以及人們對那些與法西斯合作或靠黑市牟利者(如咖啡館老闆一家)的不滿與怨恨。
影片的前半部分就交代了一個重要情節:當地的修理工——迪莉婭的青梅竹馬,至今仍深愛着她,而她對他也依舊心存情愫。和許多工人一樣,他渴望前往北方,尋找更好的生活。影片的故事與張力圍繞着兩個核心問題展開:迪莉婭是否會下定決心與他一起去北方,以及她與女兒的困境將如何解決。
從迪莉婭醒來的那一刻起,影片便奠定了緊張壓抑的基調。她的丈夫伊萬諾(瓦萊里奧·馬斯坦德雷亞飾)幾乎每一句台詞都充滿貶低、侮辱、命令或冷嘲熱諷。只有在他對迪莉婭施暴後道歉的短暫時刻,他才會流露一絲溫情和悔恨。
迪莉婭的另一項日常任務是照顧伊萬諾的父親奧托里諾。按照習俗,妻子照顧公公是「理所當然的」。通過這一情節,影片展示了在代際之間傳承的父權制暴力。有一幕,奧托里諾擔心自己的兒子把迪莉婭打的太狠;令人驚訝的是,他說這樣會打擾到他的休息。他的建議是,不要經常打她,而是像他曾經對待自己的妻子那樣——偶爾狠狠地打一頓,這樣就能保證迪莉婭始終在伊萬諾的控制中。
柯特萊西不僅是在向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經典之作致敬,還賦予了《還有明天》超越致敬之意的深度。藉助靈活的攝影,她從伊萬諾和迪莉婭的視角出發,創造了數個充滿想象力的短暫瞬間。與傳統新現實主義電影的冷峻風格不同,影片採用了流行歌曲作為配樂。
這種處理方式打破了觀眾對這些社會議題的懷舊濾鏡,尤其是片中共使用了16首歌曲(完整曲目或片段)。這些歌曲既包括影片前半部分與劇情時代背景相符的作品,也涵蓋了更現代的曲目,如盧奇奧·達拉的《奇蹟之夜》(la sera dei miracoli)和達尼埃萊·西爾維斯特里的《閉嘴》(a bocca chiusa),其中《閉嘴》更是與影片高潮結局有着直接的呼應。導演似乎想通過這些元素傳達一個明確的信息:這不僅是一部關於1946年的電影,更是關於當今女性以不同形式經歷的現實。
影片的敘事張力貫穿始終,極為巧妙地維持着。迪莉婭會和她青梅竹馬的愛人一起逃走嗎?馬切拉的訂婚是否會如願,並且能幫助這個家庭?有一幕至關重要——也將長時間留在你記憶中的場景——迪莉婭透過開着的門看到女兒和未婚夫之間的互動。
這個場景讓她睜開了眼睛,最終決定了接下來的行動。結局巧妙設計,完全出乎你的預料。你本以為會是另一種結局,結果它含有更深層的政治含義。影片並不矯情,卻充滿希望。
劇情中唯一顯得笨拙的部分是黑人美國軍警在馬切拉訂婚問題上的角色。這一情節缺乏可信度,儘管它確實推動了劇情的發展。
我們常常忽視了二戰後初期,無論是英國還是意大利,人們所處的極端生活條件。英國的配給制一直持續到1954年,住房狀況直到1950年代才開始改善。在意大利,大多數人口仍然生活在農村,且大部分人從事農業工作。影片通過咖啡館老闆一家與迪莉婭一家在訂婚日餐桌數量上的對比,展現了極端的階級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在戰後經濟繁榮和工會鬥爭的推動下,逐漸發生了變化。
然而,儘管意大利女性的環境取得了許多進步,她們在就業勞動力中的參與率仍然是最低的之一。今天有很多證據表明——特別是在貧困的南部,女性依然在非傳統經濟中做着類似的零散工作以維持生計。就像電影中老闆向迪莉婭解釋,她正在培訓的新員工比她掙得更多——僅僅因為對方是男性,今天的意大利女性的薪酬仍然普遍比男性的工資要低得多。
對女性的虐待和暴力並不像電影中所展現的那樣普遍。女性曾組織起來爭取離婚(1974年)和墮胎(1978年)等權利上的改革,但她們依然在為反對性暴力和女性殺害而奮鬥。這部電影幫助保持了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它在意大利的觀眾群體龐大,遠超任何女性主義者或左翼能夠達到的影響力。
雖然後法西斯派總理焦爾吉婭·梅洛尼曾公開譴責男性暴力,甚至採取了一些立法措施,但她最近同意允許反墮胎的「諮詢師」在女性前往墮胎診所時提供服務。她還在推動「家庭友好」政策,以提高意大利的生育率,她的黨派認為這是對意大利民族及其身份的威脅,認為意大利正面臨著移民的「威脅」。在接受bbc採訪時,柯特萊西透露了她拍這部電影動機:
「拍這部電影的想法來源於我在讀一本關於女性權利書籍的經歷,我女兒無法相信曾經有一個時期,我們的權利並沒有被寫入法律。這讓我意識到,我們必須與年輕一代對話,讓她們明白,自己的權利並不是理所當然的。僅僅因為我們取得了一些成就,並不意味着它將永遠保持下去。我希望以某種方式,開始將接力棒交給下一代。」
這部電影是柯特萊西令人驚艷的第一部作品。它精準地喚起了戰後特定時期的困境與希望,同時也隱含地與今天的現實產生了聯繫。我們無比期待她能夠繼續創作更多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