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代唱片《義勇軍進行曲》早期版。
1.顧夢鶴，1904年生於廣州。1924年畢業於上海美專，後從事美術及話劇活動，曾參加田漢組織的南國社。 2.盛家倫，原籍廣東中山，1911年生於湖北武漢，1928年就讀於文華大學，1935年與呂驥、沙梅等學者在上海組織業餘合唱團，從事抗日救亡歌詠運動。圖為20世紀30年代，盛家倫(左)與冼星海在延安。 3.司徒慧敏，原名司徒柱，廣東開平赤坎鎮人，1910年生於一個愛國華僑家庭，1927年參加了廣州起義，曾留學日本。圖為1935年，司徒慧敏(右)和家人。 4.鄭君里，原名鄭千里，祖籍廣東香山(今中山)，1911年出生於上海，1928年進入南國藝術學院戲劇科學習，1932年進入聯華影片公司做演員。
1935年4月15日清晨，年輕的作曲家聶耳從上海坐郵船前往日本，好友鄭君里等人悄悄目送他遠行。大約在4月末5月初，聶耳把電影《風雲兒女》的歌譜完成稿《義勇軍進行曲》從日本寄給司徒慧敏。5月24日，該電影在上海金城大戲院首映。“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一首與時代民眾產生共鳴的歌曲由此傳唱開來。
《義勇軍進行曲》首版唱片灌制在上海百代公司完成，除了國人熟知的“田漢作詞、聶耳作曲”，其創作還隱藏着廣東人的身影:攝製上述電影的電通影片公司“靈魂人物”司徒慧敏是廣東開平人；電影主要演員之一的顧夢鶴生於廣州；與兩人參與該曲首版唱片灌制的鄭君里、盛家倫原籍為廣東中山。
今年是《義勇軍進行曲》發表90周年。南都、n視頻記者從史料文獻里爬梳剔抉，尋找這首誕生於上海的救亡歌的廣東緣分和聲聲迴響。
作詞
田漢將歌詞寫在或是香煙包裝紙背面或是劇本末頁
20世紀50年代末，田漢在《中國電影》雜誌上連載多篇文章，追懷影事。那是20多年前，位於上海的電通影片公司成立後拍攝了影片《桃李劫》，他以“陳瑜”為筆名給影片寫了一首主題歌《畢業歌》——同樣“田漢作詞、聶耳作曲”。
“由於這家公司跟黨有很深的關係，在一次會談上，我也承擔了一個劇本，那是以亭子間奇遇開始，以長城抗日結束的，寫知識分子由象牙之塔斷然走向民族民主戰場的《風雲兒女》。”田漢說，他交出故事不久就被捕了，電影台本由夏衍接手。
關於上述電影的歌詞《義勇軍進行曲》創作細節、寫於何處，多年以後田漢坦承“我的記憶跟字跡一樣模糊了”。
有學者分析，田漢在被捕前的時刻，手邊唯有一片香煙包裝紙，於是將歌詞記錄在包裝紙的背面。另有學者持不同意見，其以夏衍等人的回憶為依據，認為田漢將歌詞寫在劇本的末頁。
不論如何，歌詞交到了聶耳手上。這位年輕人當時雖然僅二十齣頭，卻早已憑《畢業歌》聲名遠播。“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樑；我們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譜曲
聶耳拿着初稿向不識字的人請教
南都記者查詢史料發現，在約請聶耳譜曲的過程中，司徒慧敏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是電影技術專家，被視為電通影片公司“靈魂人物”。
據《百年司徒慧敏》所載，他1910年生於一個愛國華僑家庭。受父輩熏陶，又見時代風雲激蕩，中學便立志參加革命。
1933年秋，他和堂兄司徒逸民、馬德建、龔毓珂在上海法租界成立“電通股份有限公司”，為電影公司提供錄音服務。1934年3月，由器材公司改組為“電通影片公司”，同年12月，公司第一部影片《桃李劫》上映。
電通影片公司是左翼電影企業，創作十分艱難。司徒慧敏後來形容“那樣天昏地暗的暴風雨之夜，也如同我們當時所處的社會和政治環境，反映到我們每個人的心境一樣，籠罩在緊張、恐怖之中”。
當司徒慧敏告訴聶耳，希望將《義勇軍進行曲》譜寫成曲時，聶耳很興奮。聶耳說，自己生活在暴風雨時代，耳聞目睹帝國主義的侵略，深感軍閥戰亂的痛苦；他還為祖國的壯麗河山，以及中國人民的勤勞勇敢所激動。他很有信心地表示，一定努力去完成。
在編曲階段，聶耳與友人討論後，將田漢歌詞的部分語句做了調整。其中，“冒着敵人的炮火”一句，田漢原文為“飛機大炮”，被改成“炮火”。
據司徒慧敏回憶，聶耳在不長的時間內譜寫出《義勇軍進行曲》的初稿，拿着初稿去向青年學生、工人、知識分子、中年人、老年人，甚至文化程度不高或者不識字的人請教。“在離開祖國的前夜，還親自到電通公司荊州路的攝影棚來和我們一同練唱，最後還仔細傾聽朋友們的意見，決心盡最後的努力去修改。”
1935年4月，由於形勢危險，聶耳攜初稿匆匆赴日。大約在4月末5月初，他把完成稿從日本寄給司徒慧敏。
灌制
最終用最初一次的錄音 夾雜着廣東口音
1935年5月9日，司徒慧敏、袁牧之、顧夢鶴、鄭君里、盛家倫、金山、施超等人，來到上海百代公司的錄音棚。
司徒慧敏是首版唱片灌制的親歷者。他介紹了這支只經過幾天練習“小小的臨時合唱隊”的組成人員:“有愛唱歌的青年盛家倫，有當年演過《大路》的鄭君里，有正在排演《娜拉》的金山，有《風雲兒女》的演員顧夢鶴，有新演員兼場記員施超，把不善於唱歌的我也濫竽充數地湊上去，共七個人。”
自19世紀末傳入中國，到20世紀30年代，唱片在上海已非常普及，形成百代、大中華、上海勝利三家巨頭。百代公司製作設備一應俱全、器材先進，在1932年已年產270萬張唱片，無疑佔據冠軍位置。
90年前的聲音被這種舶來品記錄下來，至今清晰可辨。
首先是男聲報幕:“百代公司特請電通公司歌唱隊唱《風雲兒女》《義勇軍進行曲》。”演唱開始前，有幾個小節特強的小鼓獨奏，緊接着奏出軍號前奏，引出的歌聲像是吶喊和怒吼。
司徒慧敏還透露，當時經過多次電影膠片上的錄音，眾人一致認為不如最初一次的錄音，於是決定把第一次唱片上的錄音轉錄到電影膠片上來。幾十年後憶及此事，他感到一絲抱歉:“今天，如果觀眾中有人聽得出歌聲中還夾雜着一些廣東語音的話，那就是鄭君里、顧夢鶴和我三個廣東人留下的破綻。這也說明當時我們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為了趕時間完成任務，擔當了力不勝任然而勉為其難的事。”
與其說留下“破綻”，不如講留下“抹不掉的光榮”。
上映
比起裡面的歌曲 電影“不免有些遜色”
1935年5月8日，上海《大美晚報》刊登了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歌譜。數日內，《申報》等報刊雜誌陸續刊登《風雲兒女》的上映廣告，並介紹影片歌曲。5月24日下午2點半，《風雲兒女》在上海金城大戲院首映。
多年之後，田漢認為，比起裡面的歌曲，電影《風雲兒女》“不免有些遜色”。後世不少電影史研究者也贊同，歌曲的光芒遠超影片本身。
華南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伍春明，曾著書研究20世紀上半葉中國流行歌曲。他介紹，聶耳把田漢的歌詞寫成節奏鏗鏘有力的進行曲，歌曲旋律除了沿用中國傳統的五聲音階調式外，還融合了《馬賽曲》《國際歌》等名曲的創作方法，大大加強了歌曲的緊張度和戰鬥性。
伍春明告訴南都記者，《義勇軍進行曲》從調式革新、旋律動機、節奏革命等方面皆有其音樂特點，在歌詞與音樂的搭配上，“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採用一字一音的朗誦性旋律，拒絕旋律對歌詞的美化，直接傳遞緊迫感，與時代曲“以曲潤詞”的方式形成鮮明對比。
他總結道，聶耳以時代曲的傳播技術(電影配樂)為載體，卻顛覆了其內容內核，將個人化的“小資情調”轉化為民族救亡的“集體吶喊”，實現藝術突破。《義勇軍進行曲》的創作、傳播與影響，是中國近現代史上藝術與民族命運深度交融的典範。
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教授、上海電影評論學會會長劉海波也提到，《義勇軍進行曲》因與時代合拍、把握了時代的主脈，所以才產生巨大影響。“1935年，日本侵華步伐緊逼、民族矛盾上升，國民政府卻壓制抗戰熱潮，這首歌唱出了國民心聲。”
傳唱
記者愛潑斯坦偶然間聽到被強烈吸引
在天津，國際著名記者愛潑斯坦偶然間聽到《義勇軍進行曲》，被強烈吸引，認為這是一種強有力的新型的中國風格的曲調。
南都記者了解到，當時，倡導民眾歌詠運動、發起民眾歌詠會的劉良模提出“不為唱歌而唱歌，要為民族解放而唱歌”。《義勇軍進行曲》被灌成唱片發行後，立即成為傳唱的重要曲目。
1936年6月，劉良模在上海南市公共體育場，站在高凳上指揮民眾歌詠會及數千群眾齊聲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聲名大振。
類似場景數不勝數。“千百個人，一條心，用高昂的聲音唱出了‘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雄壯歌聲。”劉良模這樣描述。
1940年，他到美國後在紐約組織華僑青年歌唱隊，傳播中國抗戰歌曲，著名黑人歌手保羅·羅伯遜由此學會《義勇軍進行曲》，並唱給美國人聽。後來，保羅·羅伯遜和華僑青年歌唱隊一起灌制一套包括《義勇軍進行曲》在內的中國歌曲唱片《起來!》。
另據歷史學者考證，盛家倫所在的業餘合唱團經常組織練唱抗戰歌曲和外國進步歌曲，“唱得最多的是聶耳的作品”。不少青年是參加合唱團後才集中接觸到蘇聯歌曲、聶耳及其他左翼音樂工作者創作的救亡歌曲:“唱啊，練啊，我們這些年輕人火熱的心跳蕩着，血也沸騰了。”
鼓舞
司徒慧敏拍攝抗戰粵語片“非常轟動”
1935年7月17日，聶耳在日本神奈川縣藤澤鵠沼海岸游泳時不幸溺亡，年僅23歲。
1937年7月7日，中國拉開全面抗戰的序幕。《義勇軍進行曲》不分民族不分階層、廣泛傳唱於神州各地時，司徒慧敏轉至香港，以電影鼓舞民眾抗戰，充分利用廣東人通曉粵語的長處，通過與粵語電影工作者接觸交往，了解到粵語片在當地和海外擁有大量觀眾，於是積極籌劃抗戰粵語片的拍攝。他導演的《血濺寶山城》，取材於中國抗日軍隊姚子青營長死守寶山城壯烈殉國的真實故事，1938年4月在香港上映。該片放映時“非常轟動”，有評論贊其為“粵語片中之太陽”。
在香港期間，司徒慧敏還時常潛回被日軍騷擾的故鄉，實地拍攝了紀錄片《保衛大四邑》等，展現當地抗擊侵略者的事迹，用紀錄片宣傳抗戰。
1939年，鄭君里從著名影星轉身為紀錄片導演。鄭君里不僅輾轉各個戰區，負責拍攝反映全面抗戰的紀錄片《抗戰特輯》；他還跨過黃河、長江，從西北走到西南，拍成一部反映少數民族萬眾一心支持抗戰的大型紀錄片《民族萬歲》。
1945年，抗戰最終取得勝利。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決議，決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寫入憲法。
1959年，新中國成立10周年，電影《聶耳》公映，導演是鄭君里。
迴響
在復旦大學上演的音樂情景劇重現創作始末
在篇幅很長的導演後記里，鄭君里對昔日好友的作品做了如下評價:“《義勇軍進行曲》是聶耳最後的，也是流傳最廣的一個不朽之作。它是應一部影片的需要寫的，可是卻概括了六億人民的戰鬥意志。它是在一個晚上寫成的，可是卻概括了一個時代的精神，也概括了聶耳短短一生的創作生活，並成為它的頂峰和結晶。”
去年7月，原創民族歌劇《義勇軍進行曲》公演，再現國歌創作歷程，塑造了以田漢、聶耳、夏衍、司徒慧敏等人為代表的左翼文藝工作者群像。
今年是《義勇軍進行曲》誕生90周年。劉海波向南都記者表示，站在民族立場，與時代同行、與人民心聲合拍，才能創作出超越時代的優秀作品，這也是歷史給予當下的啟迪。
5月8日，“大國之聲:永遠的國歌——紀念《義勇軍進行曲》誕生90周年主題特展”在上海開幕，展覽將持續至9月。1935年《申報》《時報》《大美晚報》發表的詞譜原件及複印件，電影《風雲兒女》分鏡頭劇本及1949年10月1日緊急灌制的第一版國歌唱片等珍貴藏品集中亮相。
5月24日，一部重現《義勇軍進行曲》創作始末的音樂情景劇《勵國之歌》在復旦大學相輝堂首演。這部劇除了展現廣為人知的詞曲作者田漢和聶耳的故事，也還原了90年前為了這首歌的誕生，許多文化人做出的努力。
回到1935年。有觀眾看了《風雲兒女》後，在報刊雜誌上發表文章加以讚揚。文末，他說自己更喜歡故事中的一支歌《義勇軍進行曲》，感覺歌唱比表演更體現“緊張和悲壯”。他特地把歌詞抄錄下:“……前進!前進!前進!進!”
采寫:南都記者 馬輝 本版均為資料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