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爾德·多敏：愛那些，即使愛也無法挽救的事物

希爾德加德·呂文施泰因出生於科隆的猶太人家庭，屬於大市民階級。1931年，她與同為猶太人的埃爾文·瓦爾特·帕爾姆（e rw in w a lte r pa lm，又譯歐文·瓦爾特·帕姆）相識于海德堡。彼時的她是個心繫天下的女大學生，先後師從卡爾·曼海姆和雅斯貝爾斯，而他是個熱衷古代文化和藝術的才子。惺惺相惜的兩個年輕人愛得熾烈。次年，他說想去心馳神往的意大利留學，她義無反顧地跟隨。沒想到僅一年後，希特勒在德國掌握政權，留學成了流亡。儘管如此，這對戀人還是在意大利居住了六年，她不僅在那裡完成了博士論文，也成為了他的妻子。然而那檸檬花綻放的地方最終並未倖免於時代的瘋狂：墨索里尼頒布種族法後，這兩位在當地已頗受人尊敬的“國家敵人”被驅逐出境，踏上了真正的流亡路途。

棲風宿雨地輾轉多國之後，兩人終於在加勒比海上的多米尼加共和國停下腳步。這並非他們的選擇，只是北邊的美國、墨西哥，南邊的阿根廷、巴西，都沒準予他們簽證，唯有這個由獨裁者特魯希略（ra fae l tru jillo）統治的島國，接納了這對潦倒的猶太夫婦。

1940年開始，她的時間以另一種速度流逝。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5月23日專題《希爾德·多敏：在墜落的邊緣，走向奇蹟與家園》的b02-03版。

      她是只輕盈的小鳥。

　　她是只遷徙的候鳥，飛越苦難，依舊遷往“信任”。

　　對戰後的德國來說，她是一隻和平鴿。

女性好像總是不知不覺就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受虐者，起初不過是自願的犧牲和奉獻。多敏和丈夫一樣擁有博士頭銜，一樣才華橫溢，卻或是為了生計奔走於各個德語培訓班，或是伏案將丈夫的論文翻譯成西班牙文和英文。丈夫很快就在異鄉找到了自己的學術和創作領地，她則如同勤勤懇懇的秘書，拍照記錄他的田野調查、埋頭整理他的每一份研究。

她越來越活成了海島上的孤島。她曾以為只要有丈夫的愛，流亡中的一切苦痛都可以承受。這種信念很快就坍塌了。兩人的婚姻越來越岌岌可危，丈夫沉醉於自己的學術研究，在拉丁美洲各地開展幾乎沒有經濟回報的巡迴講座，享受着他“清貧的自由”。

1951年，她收到母親突然去世的噩耗。他不但沒有停下遠行的腳步，甚至沒有在信中給予她半句安慰。事實上，他早已戀上了一個富裕的古巴寡婦，正在計劃離開妻子。

多敏和其丈夫的合影。

她崩潰了。準備自殺前，她拿起筆開始寫詩。她一直渴望有自己的孩子，但自私的丈夫堅決反對。無法孕育孩子，不代表無法孕育生命：詞與詞連接，句與句疊加，好似骨與骨，肉與肉。假如擁有孩子，或許多少能撫平她的傷痕，然而創造詩句，卻既庇護了自己，也安慰了別人。詩行構成了呼吸的空間，她在白紙上寫下一詞一句，也重新一呼一吸。

從此，寫作就成了不被生活擊倒的新生命。失去故鄉，失去母親，失去孩子，失去愛情，但她贏得了詩言。1959年，年過半百的她出版了第一本詩集《只有一朵玫瑰支撐》，出版社甚至不得不讓她篡改年齡，不然誰又有興趣讀一個五十歲女人的處女作呢？

      我在空中布置一個房間，

      在雜技師和群鳥中間：

      我的床鋪安在感覺的鞦韆

      像風中鳥巢

　　在最遠的梢尖。

      我買下一條羊毛毯

　　它擁有最柔順的羊毛

      月光下的羊群

　　像閃亮的雲朵，飄移在

      堅實的大地上。

      我閉上眼，把自己裹入，

      可親動物的毛皮

　　我想感受羊蹄下的細沙

      傾聽夜裡的馬廄

      門閂插上的聲響。

      但我卻躺在羽毛中，

      顫悠在高高的虛空。

      我頭暈目眩，難以入眠。

　　我的手想要抓住什麼，卻只找到

　　一朵玫瑰作為支撐。

      ——《只有一朵玫瑰支撐》

土地是堅實的，她卻只能如雲般飄動，如鳥般遷徙。誰不曾希望找到可以永遠紮根的家？然而土地似乎與猶太人的命運背道而馳，她只能在空中建造房子，把床鋪安在鞦韆上。誰不想聽到門閂扣上的聲音，裹着溫暖的毛被沉入夢鄉？但懸在虛空中的她頭暈目眩，難以入眠。誰不曾在痛苦中疾呼渴求強大的依靠？她卻只找到一朵玫瑰作為支撐。

這朵玫瑰當然已不是他的愛情。她的玫瑰是她自己栽種的。生活中的一切都難以忍受，但手裡還握着筆，筆里還淌着墨，描述難以忍受之事本身就是希望，筆桿與暈染在紙上的墨構成了一朵玫瑰，雖難稱救贖，卻足以支撐。

“樹”：

從她的身體長出

      鳥兒自然喜歡樹。

      她鳥兒般的雙眼總在搜尋着樹。

　　最終，從她的身體里長出大樹。

童年時家中花園裡種着的杏樹，在她的詩中成了永立不倒的臂彎。她的父親是律師，母親熱愛藝術，經常在家中舉辦歌唱沙龍。父母的極端寵愛（甚至近乎溺愛），讓小希爾德像個“杏仁核”般躺在安全舒適的“杏仁”里。這或許也塑造了她陰晴不定的性格，與她交往甚密的朋友都承認，她絕對談不上是個容易相處的人。

帕爾姆是她離開童年杏樹後尋找到的大樹。她曾天真地設想，遷徙的小鳥也可在此築巢。流亡的確將兩人的命運徹底捆綁在了一起，但這究竟是祝福，還是詛咒？

多敏在書房。

丈夫是個“學術狂人”，上天也眷顧了他的學術生涯：來到多米尼加共和國後，他就在首都舊城區的古建築中發現了安達盧西亞式庭院古迹，並通過相關研究迅速確立了自己在學術界的地位，成為聖多明各大學的首位德國教授。後來這片舊殖民城申請到世界文化遺產，他的研究功不可沒，直到今天，多米尼加共和國還有以“帕爾姆”命名的街道和基金會。戰爭結束後，令人矚目的學術成果讓他成為最早一批申請到獎學金的猶太學者，先是通過古根海姆獎學金前往紐約，後又通過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的獎學金回到德國，最終以罕見的“海外成功猶太學者”身份重返海德堡大學。

奧德修斯的漫長歸途終於迎來句點，繞地球大半圈之後，兩人終於重回相識相戀的小城。她曾經堅信，只要有他，無休止的航行終有盡頭。航行的確結束了，只是物是人非。雖然他們在別人眼中是一對夢幻學術伴侶，但對兩人來說，這景象不過是往日的殘痕。

曾經，她全力支持丈夫的學術，可當她需要支持時，卻發現這棵樹其實只在乎自己枝繁葉茂，甚至想抖落這隻早早築巢的小鳥。曾經，“寫詩”的領地一直被丈夫獨佔：他不僅是歷史學家，還自詡為天生的詩人。他喜歡和妻子一起讀詩、譯詩、討論詩，卻很難接受家裡出現一個與自己競爭的女詩人。

但這次她不能再壓抑自己，不能永遠做他的“學術女僕”和“詩歌伴侶”。即使女性的言說在很大程度上依舊籠罩在男性的陰影下，但如今她的身體迫切需要長出自己的樹。在出版社編輯的建議下，她以新的名字重生。她曾是希爾德加德·呂文施泰因，婚後成了希爾德·帕爾姆（hilde palm），現在她是希爾德·多敏（hilde dom in）：“多敏”（dom in）來自曾經的流亡地“多米尼加”（dom inicana）。她隨丈夫在這個陌生的島嶼流亡了十四年，經歷了多重意義的死亡。如今她才發現，從自己弱小的身體上也能長出可以紮根的樹：

      一棵名字怪異的樹，

　　一棵像所有樹的樹，

　　從我身上長出，

　　像長自所有逝者的身體，

　　無關乎何處。

　　——《殘酷的競逐》

詩集出版後，作為“回歸詩人”的多敏在德國受到追捧，這讓丈夫很不自在。成為詩人的妻子與他一樣精力充沛，熱衷各種公共活動，朋友們打趣她為“小希爾德饕餮”（hildchen n immersatt）：她不僅醉心於舉辦詩歌朗誦會，也喜歡接受採訪，並且不錯過海德堡豐富的文化活動，音樂會、劇院、大學和中學課堂，處處有她的身影。她享受自己的名聲，以及自己在文化界受到的寵愛。

聖多明各的帕爾姆、多敏紀念牌匾。

或許因為此前的壓抑和失語，讓走入公共視野後的多敏更渴望發出自己的聲音。與拒絕闡釋自己詩歌的策蘭幾乎完全相反，多敏非常願意、甚至熱衷於談論自己的詩歌。二十世紀60年代後期，她甚至還寫了不少詩學散文來論述自己的創作意圖。不僅如此，她在政治問題上更是特別頑固。在海德堡，她不僅作為一個詩人，也作為一個政治人物而聞名。

然而最打動我的，依舊是她1959年和1962年的最初兩部詩集。在那裡，她最真實地展現着無解的痛：

      一隻無腳的鳥是一曲哀歌

　　沒有樹枝，沒有手掌，沒有鳥巢。

　　一隻在逼仄中受傷的鳥，

　　一隻在廣闊中迷失的鳥，

　　一隻在海洋中淹溺的鳥。

　　一隻鳥

　　是一隻鳥，

　　是一塊石頭，

     它在尖叫。

　　一隻啞巴鳥，

　　無人聽見它的尖叫。

　　——《鳥怨》

事實上，細心的讀者能清晰聽見這隻“啞巴鳥”的尖叫。詩歌成了她的抵抗，她不再需要虛偽大樹上的鳥巢，她成了經歷過海上風暴後的孤鳥，從血紅色的肋骨下找回了堅守者的哀歌。

      如果沒有樹上的巢，

　　那就通過雲的托舉，

　　成為永恆飛翔的鳥。

通過研究大量書信和手稿，多敏晚年摯友、她的傳記作家瑪里昂·陶施韋茨（marion taus⁃chw itz）向我們揭示，多敏顯然通過修改詩歌、篡改日期、出版自傳，營造出與她“一生摯愛”的丈夫和諧生活的假象，彷彿陰雲未曾籠罩愛的天空。事實上，在讀到陶施韋茨的傳記前，我就在她的中後期詩歌中讀到些許虛偽與空洞，尤其是七八十年代獻給丈夫的一些情詩。雖然我時刻提醒自己不能將“抒情的我”與詩人等同起來，但她的詩言與她的生活之間那不可割裂的共生關係，又實在呼之欲出。

這恐怕是詩人對愛的一種執念”。多敏試圖通過文字構建一種更理想的人生，甚至創造一種“愛的神話”。儘管如此，歡快與哀傷依舊像萬變的雲朵，在她的詩中來回打轉。她的文字兼具南方的熱情與北方的冷峻，“抒情的我”無時無刻不在“孤獨”與“安全”之間搖擺。

第一次讀到多敏的詩是在2009年去海德堡念書時。彼時女詩人剛去世三年。在德國的第一個年末，我去主街上的塔利亞（thalia）書店，參加為期一天的年終盤點，賺點兒可憐的生活補貼。中午有一個多小時的休息，我就在“暢銷區”翻看多敏詩集。這位海德堡名人對於當時的我還十分陌生，就像對今天大部分的中國讀者那樣。

絕非一見鍾情的閱讀。當時的我十分崇拜在宿命的“重負”中找到“神恩”的法國女思想家西蒙娜·薇依，這個在“輕盈”中持守“信任”的女詩人多敏自然讓我覺得難以承受。詩人自己最珍愛的那首詩《亞伯，站起來》讓我倍感疏離（據說她的每場個人朗誦會都以該詩結尾）。與其他經歷流亡的猶太詩人相比，多敏的作品極少涉及猶太教主題，但她在這首詩中卻回溯到人類的第一場兄弟殘殺”。她向被殺害的亞伯呼喚，呼喚他站起身，由此重啟歷史：

      亞伯，若你不起身，

　　這個唯一的答案

　　又怎能

　　有所改變

　　——《亞伯，站起來》

根據《創世記》，該隱因嫉妒兄弟亞伯受神寵愛，設陷殺害了他。神找不到亞伯，就問該隱他兄弟去了哪兒。該隱用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偽問題”迴避了神的質疑：“我不知道，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嗎？”多敏在詩中宣稱，假如人類能回到這個“偽問題”之前，就可以重返“兄弟情義”。

可是這個“偽問題”之前的謀殺呢？那個“罪與罰”的開端呢？那個人類關係整體悲劇的原點呢？“亞伯，站起來，讓我們所有人之間的事，有一個不同的開端”。在我看來，這一召喚如同從虛空中喊出，甚至接近一種“自我神化”，在神學上根本站不住腳。

這樣輕薄無力的升華在她的中晚期作品裡處處可見。這讓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沒有再細讀多敏，甚至是後來開始系統研究20世紀德語猶太女詩人時，也只偶爾涉獵她的詩歌。

2023年夏天，我去海德堡探望一位忘年交。她喜歡多敏，我就隨她一起探訪了多敏的墓。2006年，96歲高齡的女詩人去世時，依舊選擇了與18年前去世的丈夫合葬在海德堡的“山丘公墓”（bergfriedhof）。樸素至極的墓碑上刻着她早就選定的詩句：

      “我將腳放入空中，

　　它會托舉”

在兩人的墓前，我又一次想到了那首《亞伯，站起來》。這對夫妻何嘗不像該隱和亞伯？這段奇特的愛彷彿一場曠日持久的智識較量。雖然多敏在詩中稱自己是“亞伯的孩子”，但或許很難說誰是該隱誰是亞伯。在這段充滿嫉妒、慾望、角逐的關係中，兩人都在某方面徹底敗下陣來：多敏在她珍視的愛情里，帕爾姆在他寶貴的詩藝中。也許，多敏的那聲“亞伯，站起來”只是渴望自己有寬恕的勇氣。只有自己選擇站起來，才有可能讓故事回到原初。

倘若沒有經歷過失落的愛，倘若沒有體驗過墜落的信任，下面的文字是無從誕生的：

　　夜幕降臨

　　於是你愛

　　並非愛那美的

　　而是愛那丑的。

　　並非上升的

　　而是註定墜落的

　　並非在你助人的地方

　　而是在無依之地

　　這是一個溫柔之夜，

     這夜你愛——

　　愛那些即使愛

　　也無法挽救的事物。

　　——《溫柔之夜》

她通過詩歌所完成的，不正是去“愛那丑的”嗎？不正是去愛那“註定墜落的”嗎？不正是讓已死的自己“站起來”嗎？在詩的溫柔雲端，痛苦被放下，愛被重新托舉。

多敏與帕爾姆的合葬墓。

　　在鳥喉間

     呼吸，

　　在樹枝間。

　　詞

　　如同風

　　神聖的呼吸

　　出發又回歸。

　　呼吸總能找到

　　樹枝

　　雲朵

　　鳥喉。

　　詞

　　神聖的詞

　　總能找到嘴唇

　　——《藝術久長》

她始終用小鳥般的眼睛打量世界：帶着稚氣，滿是倔強。她溫柔地相信着奇蹟，假如曾經依靠的大樹已倒，就讓自己身上長出樹來。多敏的故事是一曲哀歌，她的詞卻總是堅毅地閃着微光。被割舌的菲洛梅拉、只能哞哞叫着哭訴的伊娥，她們不僅是往昔神話里的失語者，如今依舊是女性的鏡中自照。然而多敏至少做出了改變，她掙扎着讓詞找到女性的唇。

最終的神聖，就是詞。

她非聖人。她的真實，她的假面，都是她的自白。她的詞，正是每個讀者能與她、與己相遇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