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的爭議、轉向與新聞傳播範疇

【摘要】新聞傳播是指媒體向受眾發送新聞與反饋的過程，將其視為新聞活動的全部，已經陷入傳播學的迷失。美國傳播學遭到美英一些學者的批評，我國一些學者則將其奉為新聞學的理論範式，把新聞與傳播學稱為新聞傳播學。美國傳播學實際是溝通交流學，新聞學研究被排斥。新聞傳播有其獨特的模式、範疇和規律，不是傳播學的翻版。

【關鍵詞】傳播學的爭議；傳播學的轉向；新聞傳播的範疇

傳播學的範疇過於龐雜和淺薄，框架也不穩定，除媒介理論和歐洲批判學派外，用傳播學指導新聞學，不過是渾渾噩噩、暈頭轉向的企望。比如，大眾傳播的著名公式“誰，說了什麼，通過什麼渠道，對誰說，產生什麼效果”這一盡人皆知的常識，是對話語傳播的直白描述。如果將其視為深奧的原理，用於闡釋新聞傳播模式，只能導致“白開水一杯”。我國台灣學者楊孝溁編譯的《大眾傳播與社會》一書強調，許多國家的學者認為，大眾傳播的領域和其他學科相互重疊，把它視作一門獨立學科是不可能的。該書著者指出，許多傳播學著述沒有提出真正具有理論意義的重要命題，諸如“把關人理論”“議程設置論”和“受眾反饋說”，在新聞學中早有論述，只是提法不同、重視的程度不同。

從1978年7月復旦大學新聞系主辦的《外國新聞事業資料》發表譯文《公共傳播》，到2020年我國翻譯和編纂的西方所謂傳播學書籍有近百種。40多年來，我國新聞學界發表的新聞傳播研究文章數不勝數，但絕大部分觀點是舶來品，充滿對傳播學的崇拜。國內推崇傳播學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是：“有較為成熟的、自成體系的理論範式和研究框架”，以“更高層次、更廣闊的視野提出並驗證具有普適意義的原理”［1］；“傳播學通過研究傳播效果和傳播策略，為新聞從業者提供了宣傳和推廣的理論依據。新聞從業者可以藉助傳播學的指導，制定出更加有效的宣傳方案”①……把傳播學視為登峰造極的學術成果，顯露出幾許學術迷信的味道，同西方許多學者的觀點大相徑庭。

實際上，美國出版的傳播學（communication）教材把眾多原理的形成、發展過程和結論有什麼缺陷，後來如何被學者修正，盛行的某些觀點被實證考察所推翻，陳述得清清楚楚。從塞佛林、坦卡德的《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應用》到巴蘭和戴維斯所寫的《大眾傳播理論》一書，都真實地反映了這一學科的不完善和觀點爭議。美國貝爾電話實驗室工程師香農和韋弗論證傳播技術傳送信號時，提出從發射器到接收器途中噪聲的干擾及其解決方法，被一些論著機械地照搬過來，用於社會信息傳播。丹尼斯·麥奎爾和斯文·溫德爾對香農—韋弗模式的誤用，做過十分客氣的批評。他們寫道：“克勞德·香農及其合作者沃倫·韋弗於1949年提出的圖解模式，卻一直被行為科學家和語言學家們類推用於各自的領域。當然，技術問題不同於人的問題，但是在以後的許多人類傳播模式中可以很容易地發現香農—韋弗模式的一些痕迹。”[2]信息傳播的技術規律和社會信息傳播理論根本不同，把技術現象和社會信息規則混為一談，是傳播學的舛誤之一。我國的某些論著將這類舛誤視為新聞學原理，照抄不誤。

傳播學不只研究新聞傳播，還探討各種信息傳播，打開海闊天空的研究邊界，大量原理的適用範圍被放大，更不能被新聞傳播實踐所證實。美國著名學者斯坦利·巴蘭和丹尼斯·戴維斯認為，不同類型的“傳播理論”，“在大多數情況下，不能經由科學調查來證實。它們之中的許多關鍵主張和現實證據相抵觸。最後，這些理論的支持者放棄了尋找支撐這些理論的證據的努力，對這些理論的關注也隨之消散”[3]。有關傳播模式論、魔彈論、有限效果論、兩極傳播論、沉默螺旋、培養理論、說服理論以至議程設置論，多次被西方學者所詬病，稱其並非“具有普適意義的原理”。艾弗雷特·羅傑斯說：“施拉姆的傳播學觀已遍及世界，或是在原則上得到修正，以適合當地的情況，而在其他地方，也受到堅持不同學術傳統方向的知識分子的激烈抨擊。”[4]那種把傳播學視為“更高層次、更廣闊視野揭示信息傳播的本質和規律”的說法，不符合傳播學的實際價值。阿芒·馬特拉和米歇爾·馬特拉悲觀地寫道，“有關傳播的話語經常未經適當的評估就被追捧為一種理論”，“傳播學中也有一些陳腐的學說和曇花一現的新詞語，儘管它們標榜為最終解釋系統和權威的典範，但是在各種相互矛盾的跨學科發現和緩慢的傳播學知識積累中，它們的價值日益衰退，最終銷聲匿跡”[5]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授詹姆斯·凱瑞在2002 年舉辦的“21世紀新聞教育峰會”作演講時說：“傳播以功利主義的眼光審視新聞，而不是研究它的內涵。它將新聞貶低為一種信號系統，但沒有無限增強我們對於新聞作為一種社會行為、政治現象和想象中社會結構的理解。”“傳播學的發展是本世紀非凡的成就之一，它使得一群知識分子從事一項越來越重要的工作。但是這種發展並不一定有益於新聞學……新興的傳播學科至少看起來具有象徵意義，也充滿希望地融入新聞教育中去，但是結果並不妙。”[6]英國新聞教育學會會長羅德·艾倫2002年指出：“新聞學更注重過程和製作細節，傳播學研究效果而不注重過程”，“最理想的狀態是，新聞系和傳播學是在不同的學院，因為他們對學生的培養方向和目標是不同的。”

令人遺憾的是，我國許多高校的新聞學院或新聞系，不僅把傳播學作為核心課程，而且把新聞與傳播專業改名為新聞傳播專業，把傳播學作為新聞學科的領頭羊。不重視新聞理論和新聞實踐研究，很難培養出高水平的新聞人才。令人釋懷的是，傳播學的所謂理論卻被我國新聞界所拒絕，沒有一個記者依據傳播學去從事新聞報道，各媒體特別是主流媒體的新聞工作都以新聞實踐和新聞政策為指南。2022年5月，國家新聞出版署、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四部門聯合印發的《新聞專業技術人員繼續教育暫行規定》明確指出，新聞專業技術人員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牢牢把握黨的新聞輿論工作職責使命，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武裝頭腦，讓筆下的新聞作品更有凝聚力、引領力、感召力和穿透力。新聞專業技術人員從事新聞工作應當掌握行業政策法規和新聞採訪、媒體融合等專業知識。該規定沒有一處提到傳播學，我國的新聞教育把傳播學視為新聞教學的重心，值得新聞教育工作者認真反思。

西方有見地的學者指出傳播學的弊端，提出傳播學應從新聞學分離出去的主張，在21世紀初竟然成為現實。20世紀末，美國一些高校相繼創立了交流學院或交流系，以培養產品營銷和公共關係人才為主要目的。同時，以前的“傳播學”研究方向也發生了轉變，回歸了“communication ”的本意，將其稱為溝通學或交流學。此後，在美英等國家，凡是提及“新聞傳播”概念的文章，幾乎全部使用英文詞“news dissemination/news disseminating”來表達。英文“communication”從古至今沒有傳播的含義，1973年香港學者余也魯將其誤譯為“傳學”，1978年被內地學者推演為“傳播學”而沿用下來，扭曲了“communication”的內在意義。1995年2月詹姆斯·泰勒教授發表了《從他律型組織溝通觀向自律型組織溝通觀的轉變：處於風口浪尖的交流理論》的長篇論文，首次系統研究了團體內外分享信息、相互溝通的規則及理論。[7]1996年5月6日《紐約時報》報道說：“新聞主管發現最令人不安的三個主要趨勢是，具有學術而不是新聞經驗的教員，正在取消新聞作為獨立的專業，以犧牲基本報道和寫作技能為代價，更加重視交流理論的教學。”[8]當時美國個別高校的新聞院系不再開設新聞學課，而是以講授交流或溝通知識為重。2002年阿斯坎·科爾訥和瑪麗·安妮·菲茨帕特里克教授出版了《創建家庭交流理論》一書，提出家庭溝通理論的關係模型，圍繞家庭成員交際的相關問題，論述了人際交往的圖式和認知理論。此後美國接連出版了多本溝通理論與人類交流研究的專著，學術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溝通理論和實踐的研究文章。2013年小查理德·瓊斯出版了教材《真實世界中的交流》（ communication in the real world）。該書指出，自從一百多年前在高校開始的對交流進行系統研究以來，有關溝通的定義已多達 126 種。“今天，可以發現所有溝通的不同元素都在交流部門進行研究。現在讓我們討論五種主要的溝通形式，這就是人際溝通、群體溝通、公眾溝通、大眾溝通，尤其是計算機媒介通信（cmc）已經融入我們的生活，開闢了新的溝通方式。”[9]2016年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多位教授將《真實世界中的交流》一書進行了改編，充實了新的內容，提出“社會溝通”有通信交互模式、交流事物模式和溝通交易模式，指出：“我們不僅僅是為了交換信息而交流；我們通過交流來建立關係，形成跨文化聯盟，塑造我們的自我概念，並與他人進行對話來創建社區。”該書包括溝通基礎研究、人際交流過程、人類的文化交流、演講的藝術、公共演講的表達、小型團體交流、媒體與溝通、新媒體與溝通等十六章。該書列舉例子，把溝通的多樣性與組織溝通整合在一起，融入了種族、性別、婚姻、宗教和多元身份的信息表達和反饋特徵。從此，美國以前的“communication studies”幾乎全部轉向交流和溝通研究，只有少量章節涉及大眾傳播、新聞業和議程設置的內容。[10]

2024年1月美國《人類交流研究》雜誌創刊50周年，發表的紀念文章《〈人類交流研究〉50年理論反思：我們何去何從》（reflecting on 50 years of theory i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一文指出，自《人類交流研究》創刊以來，交流學已經有了實質性的發展。然而，鑒於傳播技術、政治話語、參與人際交流的方式以及對其多樣性、包容性和重要性認識的變化，此刊展望未來，非常關注目前的理論和構建方式。無論是從我們已經取得的成就還是從我們取得的進步來看，今後研究內容的重點是人際溝通、團體溝通、計算機通信、人類交流的意義和責任，以及信息分享、口頭和非語言溝通的規則及反思。

顯然，從20世紀40年代至90年代的“傳播學”，在21世紀初轉向溝通交流學後，遠離了媒體新聞傳播的主線，主要培養的目標已不是新聞人才。正如羅伯特·里昂在《24個溝通專業的頂級工作》一文中所說，學習溝通專業適合從事公共關係專家、產品營銷經理、品牌戰略家、創意總監、廣告經理、業務記者、新聞主播、演講稿作者、演講家、社交媒體經理、籌款專家、人力資源經理、撰稿人等職業。這種所謂的溝通交流學，比原來“傳播學”的視野跨度大了數倍，大多停留在交往的操作層面，新聞學研究占的比例很小。如果把今天美國的溝通交流學照搬進新聞學研究和教學，將給新聞教育造成更大的衝擊。

新聞傳播是指媒體向公眾發送新聞，受眾受閱新聞或作出反饋的過程，是繼新聞報道後的下一個流程。在美國的溝通交流學中，對新聞傳播的研究微乎其微。對我國新聞學而言，不擺脫傳播學陰影，不可能探尋新聞傳播的正確路徑，甚至可能走向歪路。因為新聞傳播是媒體向廣大公眾傳送新聞的空間延續，既要滿足受眾的需要，又要讓受眾理解新聞的意義。正如美國新聞學者所說，新聞傳播是“意義共享的體系和過程……文本通過大眾媒體傳播到比最初參與者更多的受眾中去，那麼這個過程就應被準確地稱為大眾傳播”[11]。傳播什麼樣的新聞，用什麼方式傳播，如何正確、高效地影響受眾的意向，是新聞傳播研究的重要範疇。

新聞傳播贏得大量受眾，取決於新聞內容與形式是否適合受眾的口味，新聞滿足受眾需要的程度。媒體以重要新聞及其完美的形式滿足或培育受眾的信息需求，新聞才能被受眾廣泛認同和接納，否則就被拒絕、遭到受眾的冷遇。符合受眾需要的新聞一旦在媒體上出現，會對受眾產生吸引力，並轉化為受眾的反饋。有時，媒體傳播負面新聞激發廣大受眾的驚醒，反而產生積極的社會效果。“當人們處於憤怒、彷徨時，新聞為他們提供前行的力量和指引，（使其）對生活充滿希望，擁有克服困難的決心和跨越難關的勇氣”。[12]這樣的新聞，對關注社會進步的受眾有一種天然的吸引力。受眾的新聞需求普遍具有隱性的特點，需要媒體有效佔有注意力資源，主動地去發掘、去點撥，利用注意力資源達到新聞傳播的最大覆蓋率。

受眾選擇和受閱哪條新聞，不是新聞傳播者的誘導和說服，而是新聞本身的吸引力符合受眾的需要。新聞在傳播中能否被受眾首先選閱，例如讀者站在報攤前決定買哪份報紙，先要閱讀報紙上哪條新聞；觀眾打開電視機，究竟選擇哪個頻道，都是受眾首選新聞的表現。受眾首選某條新聞主要由新聞自身的某些因素所決定，這些因素主要有：“搶眼”新聞——新聞的顯赫性抓住了受眾的眼球；爆炸性新聞——勾魂攝魄的突發事件、政局突變、意外災難等如雷貫耳；焦點、熱點新聞——揭示社會問題的焦灼狀態；獨家新聞——以新聞的差異性與個性取勝。媒體不掌握受眾首選新聞的規則，新聞傳播充斥概念化、同質化和空泛化的俗套，受眾就會轉向別的媒體。站在受眾角度傳播新聞，解答受眾思索的疑難問題，才能增強新聞與受眾的互通感，成為受眾搶先關注的新聞。

在信息爆炸時代，每天大量媒體發布無數的新聞，有吸引力的新聞都有重大新聞價值。傳播正能量的新聞，要描述感人肺腑的細節，觸動受眾的心靈，再現新聞人物或經驗成就的非凡事迹，以情節的起伏和轉折吸引受眾的目光。在描述人物的外貌、動作、心理活動和語言時，要細緻入微，突出新聞主題。任何新聞都不僅是客觀事實的敘述，還要在展示事件的發展過程中賦予情感，讓讀者清晰、深刻地感受到正能量新聞的思想境界更為重要。向受眾傳播負面新聞，同樣要全面再現錯誤荒唐、卑鄙齷齪或為非作歹的事實，要陳述得具體、詳實和歷歷在目，引起受眾的反感、憤怒或警覺，表達媒體的正義感和愛憎分明的立場。傳播新聞的關鍵是，推出一個簡捷、鮮明、令人全神貫注的新聞標題，對受眾的感官產生衝擊力。在有限的字數內，新聞標題一旦激起受眾的震撼或好奇，就能再現新聞主題的內在力量。成功的新聞標題首先體現在內容上，使用準確的語言把事實的性質凸顯出來，標題具有視覺元素，受眾就會目不轉睛地進入受閱，整條新聞便立刻煥發生機與活力。

受眾的關注與興趣為新聞傳播打開了空間，將其影響力轉化為現實效用，反之則發生新聞傳播的阻塞。比如，制度約束對政治新聞設置了嚴格禁忌，思想高壓線不斷亮起紅燈，被政治排斥的新聞很難進入人們的視野。“美國人消費相同的電視網新聞，因此社會共識高漲，都把蘇聯視為共同敵人”，這一新聞傳播效應，使“美國政府對政治議題和政治行動的觀點頻繁見諸媒體”。[13]不僅美國如此，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新聞，都奉行“突出政治”的傳播原則。時間一久，每天總是向受眾傳送此種同類新聞，受眾就會失去耐心，像拋棄垃圾一樣對“政治套話”新聞不屑一顧。受眾是新聞的需要者，不是媒體的需要者，他們對付媒體的手段極其簡單而奏效，就是毫無吝惜地拋棄它，讓媒體失去夢寐以求的顧客。有的媒體不是沒有受眾追捧，而是缺少受眾追捧的新聞。有了受眾追捧的新聞，就會出現通衢廣陌的新聞傳播景象，冷新聞與熱新聞赫然地顯露出來。

大眾的追求和文化習俗是決定新聞能否傳播、傳播是否廣泛的根本動力。媒體衝破重重阻力，傳播的新聞反映人民的祈望、信念和價值觀，構成新聞傳播的動力。我國受眾渴望了解社會發展的新舉措、提高人民收入的新政策，這類新聞的閱讀率、收視率與點擊率不斷創造紀錄。西方電視台經常播放議會辯論，不同競選人的相互指責和揭醜，每次都有數百萬、上千萬人收看，第二天又往往把它作為談資。把這類新聞拿到中國電視台播放，觀眾也許對前兩次新聞感興趣，接着就要抱怨電視台“對牛彈琴，不合耳目”，產生強烈的抵觸情緒。各民族都在一定文化環境下生活，符合本民族文化與習俗的新聞，具有傳播潛力，傳播空間十分廣闊。受眾對異質文化又總是好奇，“奇聞”也會發生暫短的傳播，但很難持久。西方電視台關於橄欖球、鬥牛競技的實況報道，每次都有成千上萬觀眾看得津津有味。中國電視台播出這種新聞，最初一瞥也許感到新鮮，長時間播出將遭到觀眾的吐槽。因為這不是我國的民族文化元素，觀眾不可能興趣濃厚，更不可能在腦髓中永駐。

新聞抵達受眾在內容形態上可分為文字傳播、圖片傳播、音頻傳播、視頻傳播和數據可視化傳播五種方式，這些人所共知的傳播樣式僅是新聞傳播的文本形態。按照內容、體裁與組合分類，新聞傳播的主要方式有純消息傳播、新聞與評論匹配傳播、文本對比傳播和ai媒體集成傳播。媒體只傳播敘事新聞，不表達對事實的態度，稱為純消息傳播。這類新聞不涉及政治或某個集團利益，新聞事實沒有好壞或優劣的屬性，屬於無傾向新聞。與此相反，有些事實對不同國家或利益集團有隱蔽的利害關係，媒體傳播一定要對新聞進行分析，引導受眾按照事實的真相理解事實。傳播這類新聞最恰當的方式是，伴隨新聞發表社論或評論，讓受眾認識新聞事實的傾向和利害。為了證明某種立場或觀念的錯誤，媒體對某一事件報道時，把對立媒體對這一事件的報道同時刊發出來，讓受眾認識對立或不同媒體的立場。這類新聞的對比傳播，大量見諸各國媒體。我國媒體從2025年2月1日至8日接連向受眾傳播美國、加拿大、丹麥和巴拿馬媒體對特朗普要吞併加拿大、格陵蘭島和巴拿馬運河的新聞，讓受眾了解這些國家政府和媒體針鋒相對的立場。ai媒體呈現的新聞集成，是智能網絡每天採取的新聞傳播方式，24小時不間斷地向受眾發送有關同一個事件的各國媒體的不同報道。上述四類新聞傳播方式，根據新聞內容的差異和受眾的需要程度，媒體作出相應選擇，能達到最佳的傳播效果。

自20世紀70年代末“傳播學”傳入我國，國內新聞學界大都脫離新聞傳播實踐，機械地照抄美國傳播學的四種模式，將其視為新聞傳播的普遍規律。一是拉斯韋爾的“5個w”模式，二是香農—韋弗噪聲控制模式，三是以奧斯古德和施拉姆為代表的雙向互動模式，四是施拉姆提出的系統論模式。西方學者提出的這類信息傳播過程、環節或要素，能否構成新聞傳播模式，一直存在不同觀點。新聞傳播模式揭示的是，新聞傳受和引發受眾反饋之間的構型，讓人們獲知新聞傳播和受眾反應的樣式。考察當下新聞傳播的實踐，依據新聞擴散的形態、覆蓋空間和傳輸路線，新聞傳播實際具有以下五種模式。這些模式運行的內在因果關係，揭示出新聞傳播的不同規律。

（一）新聞的一級直達與終止模式

這一模式表明，新聞在一定範圍被受眾選擇後，再沒有向其他公眾轉傳，媒體完成的是一級直達和終止模式。大部分新聞都按照這種模式沿着固定方向走進受眾，受眾從媒介獲得新聞後，新聞的空間延伸也就終止了。這一模式的狀態是：媒體報道的新聞一次完成全部傳播過程，每個受眾知曉後，沒有向他人轉告，這種默思標誌受眾獲得的是冷新聞，信息平淡，沒有激發受眾振奮的元素。“默思”儘管包含受眾對新聞意義的分享，但值得思考的東西微不足道，受眾不會張揚自己對新聞的解讀。這種直達終止模式顯示，新聞既缺乏明顯的傳播動力，又缺少公開反饋的發酵因素，只能在有限區域內影響部分受眾。這一模式揭示的規律是，適合局部受眾需要的新聞，傳播動力有限，傳播空間與對象分布在媒體的周邊，多局限於固定的受眾群。

（二）網絡新聞二級傳播的雪崩模式

網絡新聞具有壓倒傳統媒體新聞的強勢，大都產生全方位的傳播態勢，呈現眾川入海、霧集雲合的新聞氣勢。在傳統媒體沒有建立網站時，門戶網站每天轉載傳統媒體的新聞，網絡的二級傳播經常出現“雪崩景象”。為了迎合網民的需要和趣味，網絡轉載的新聞大多經過改寫，成為新聞的衍生品。有關民生民瘼、違法內容和國外衝突性消息，網上很快出現信息密集、多種文本的聚合狀態，熱點新聞蜂擁而至。接着，大量網民進入網絡，加入微博、微信、短信等互動新聞和點評，如同風吹潮湧，形成網絡新聞的雪崩模式。重大網絡新聞信息氣勢浩大，呈現扇形擴散，夾雜多維互動和爭議，在極短時間把新聞推向全國、全世界，在大範圍形成新聞熱潮。

新聞傳播的網絡雪崩模式是對新聞事件的再造和重生，受眾對新聞事件的不同點評，可能出現激烈或尖銳的意見對立，進一步推動事件的發展，不斷產生新的報道。這種模式使網上首次或相繼傳播的新聞被進一步充實，各種面孔的新聞有更大的感染力，新聞的覆蓋面及網民的各種評論也急速擴大，一分鐘內可能出現幾百條跟帖。新聞傳播氣氛波瀾壯闊，不斷加大反饋聲浪，新聞的震撼力和影響力空前放大。這一模式揭示的規律是，公眾關注的新聞一旦由網絡傳播，受眾對事件的認識更加全面、準確；許多受眾的點評使媒體對自己報道的優劣也有清醒的認識。在新聞自由的條件下，網絡媒體成為社會變動的立體鏡像，是人類正確認知世界的有效手段。

（三）網媒新聞的智能分發模式

網絡直接把新聞分別發送給用戶，通過超強的計算能力掌握用戶受閱新聞的習慣，向用戶推薦其喜歡的新聞。網絡平台還使用彈窗向用戶推送新聞，把圖示和簡要的標題分發到用戶手機的首屏上，向用戶提示新聞的重要內容。網絡新聞的分發傳播，無需受眾訂閱、尋找就能獲取新聞，每天有很大的新聞推薦量，極大提高了新聞傳播的效率，把報刊、廣播電視與微博微信的受閱率遠遠拋在後面。用戶接收新聞被智能機器的算力所控制，具有個性化和定製化，導致多數用戶很難看到推薦之外的新聞。智能網絡分發模式的規律是：分發新聞通過網絡過濾，使受眾接收的信息窄化，新聞傳播的廣闊視野被封閉，形成“信息繭房”效應。分發模式並非僅僅同用戶的喜好和興趣相關，新聞推薦還受平台的經濟利益（廣告收益）的支配，大量與其登載的廣告相關的消息也被頻繁推薦，用戶不斷收到垃圾信息。

（四）新聞的多級人際互動模式

新聞從媒體發出後，引起受眾的關注和議論，受眾不斷相互轉告，出現多路人際傳播模式。由於新聞價值大，涉及受眾切身利害，受眾紛紛交流、發表意見，產生了勁爆的傳播動力，出現二級、三級人際傳播。這是熱新聞的基本標誌——新聞具有熱量，迅速調動受眾的注意力，激起公眾的熱議。許多人際受傳者不是從媒體直接獲得新聞，而是從其他受眾那裡間接獲取信息，同直接從媒體獲取新聞相比帶有“級差”的意味。受眾主動進行人際傳播，在不同群體中多次發生，每一級受眾又主動再次向熟人轉告，受眾面迅速擴大，形成廣眾、多路的傳播態勢。這種人際傳播可能包含誤差，以至偏離事件真相，使原有新聞以多個版本流傳。但這一模式無限擴大了新聞覆蓋面，使新聞產生不脛而走的效果。

這一規律揭示出，媒體的重要新聞或好新聞的受傳總是與人際受傳者互動，促成新聞的多級延伸。新聞內容涉及廣大受眾的利益與興趣越大，人際傳播的範圍越廣，持續的時間也越長。新聞人際傳播空間的大小取決於新聞同受眾利害的相關程度，新聞分享不單在媒體與受眾之間產生，也在廣大公眾中多層次地共享新聞價值。

（五）後續媒體的轉載模式

這種模式又稱多媒多級新聞傳播，突破新聞發生的狹窄區域，傳播範圍多次被放大。如省級媒體的新聞被中央媒體轉載，或被其他地區或國家的媒體刊用，在多個地區或國家傳播開來。價值非常大的新聞，一旦被其他媒體轉載，可能發生二級、三級媒體依次傳播，把新聞的覆蓋範圍擴展到多個後續媒介的受眾群，擴大了新聞的影響力。這類新聞必然引起受眾反饋，隨之出現多路人際傳播，使新聞的覆蓋面達到最大極限。需要注意的是，媒體自主轉載其他媒體的新聞，是指那些“單純事實”的消息。新聞具有記者分析事實的大量內容，“獨創性”的敘述佔有一定比例，構成新聞作品，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轉載這樣的新聞要經原來報道的媒體允許，並支付一定報酬；未經原刊媒體的允許，不能轉載，更不準改動新聞的標題和內容。

當一條新聞的價值突破某一地域的局限，適應更大區域的需要，新聞傳播路徑就會向更大空間延伸，出現其他媒體的轉載。轉載新聞的媒體與次數越多，標誌着該條新聞的優秀等級越高，這是評選好新聞的首要標準。這一新聞傳播規律標誌，凡是具有全局指導價值的新聞都可能被中央級或地方媒體多次轉載，各地政府或有關人士注意新聞事實的重要啟示，甚至組織相關人士研究新聞提供的經驗教訓，以便改進工作。

在網絡時代，網民遍布各個角落，隨時把他們知道的事件傳送到網上，媒體掩蓋或延緩傳播重要新聞幾乎陷入尷尬。在網絡信息環境中，每個網民不論其持什麼意見，只要冷靜地觀察，負責任地、誠實地發表新聞和意見，都享有新聞傳播權。但大量網民匿名發布不實消息，傳播扭曲事實的新聞，已成為普遍的不良傾向。在網絡時代，網民構成新聞傳播的重要主體，擴大了新聞生成的規模。社交媒體給大眾傳播消息、表達意見提供了更多的機會，簡化了新聞分享的過程，新聞消費的成本也明顯降低。但必須看到，社交媒體的新聞質量低於傳統大眾媒體，傳播的新聞粗放、簡單，傳播的視頻新聞大都來自手機的攝錄，新聞形態和質量十分低下，出現大量虛假新聞和謠言。民眾從電腦和手機上獲取的新聞雖然豐富多彩，同時也受閱大量誇張蠱惑和充斥污泥濁水的消息。一些網絡新聞欄目主持人為了提高點擊率，傳送內容張揚炫耀、誇大其詞，掩蓋和歪曲社會真相，削弱了網媒新聞的教益。

深受淫亂、性虐、仇恨、恐怖、杜撰與攻擊性信息的騷擾，2017年美國社交媒體facebook招募3000名內容審核員，配置人工智能識別工具，期望提高新聞傳播質量。不久facebook已有4500名審核人員②，成為社交平台的里程碑事件，也是增強網絡新聞傳播影響力的重大措施。在我國，某些網民沒有任何確鑿的證據，就向平台發送聽來或編造的新聞，造成網絡新聞的混亂。在網絡傳播普及的時代，所有網民都享有新聞傳播權，但在確認某條新聞成立時必須知情，充分了解新聞事實的詳情和內幕。網民的新聞傳播權依附於知情權，知情權始終是一切受眾和網民的天然權利。對一件事不全面、透徹地了解詳情，傳播這個事件必然含有虛假或錯誤成分，有意無意地對社會造成欺騙。知情不是簡單地知悉某個事件，重要的是把握事件發生的原因，蘊含何種傾向，對公共利益有益還是有害。對事件的準確認知，構成知情的理性和完整標準。網民盲目地把看到、聽到的事件發到網上，是網民傳播虛假新聞、產生有害影響的普遍原因。

觀察媒體上的重要新聞及評論，總有一些漏洞百出、不能自圓其說的結論。諸如“官員職務消費可先治標後治本”“項目政府難免失職”“高房價有利於窮人”“中國的某項發明嚇得西方尿褲子”等信口雌黃的斷言，虛張聲勢、嘩眾取寵。如果將其當作真理，只能自挖牆根、自毀長城。社交平台有一篇研究腐敗問題的奇文，題目是《通過靶向腸道菌群調控人體的物質需求慾望有望提高廉政文化建設效率》。這長長的題目及其拙文說，腸道菌群基因組dna系統在人體的過度活躍和紊亂導致人貪污腐敗的慾望，調控靶向腸道菌群可以減少人對物質的需求，阻隔滋生腐敗的生物學誘因。這項“研究成果”令人貽笑大方，但也叫人暗暗吃驚。在有些人看來，治癒腐敗已經無計可施，拿出這種愚昧至極的鬼主意誑人耳目，不能不讓這家平台蒙羞。媒體傳播新聞和言論，是非常嚴肅的思想活動，傳統媒體和主流網站必須經過編輯的反覆斟酌才能刊發。讓秕言謬說隨意傳播，誤導或愚化受眾，只能損害媒體的公信力。

網民傳播政治或同社會管理有關的新聞，要熟悉政治和社會管理，對國家的政務和政策了如指掌。網民通過主流媒體知悉社會現狀和當前局勢，把握社會的發展趨勢，才可能對社會經濟、貿易、科技、文化和生活消費出現的問題發表意見。網民傳播新聞和言論僅憑一時激動和情感發作，見事起意、聞風而動，發到網上的內容就會誤導受眾。某些網民出於捍衛社會正義、以德服人的公心，把見到的重要事實告訴社會，需要不斷學習、豐富自己的認知，達到明辨是非的思想境界。記者和網民都須具備傳播新聞的素質，以求實、求真、利人和公正為基礎，以知情、至善為準則，從而促進社會健康發展。

作者簡介：劉建明，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北京  1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