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人工智能:認知、教育與生存方式的重構》
作者:劉嘉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25年6月
現代教育的起源:為誰而學
在亞平寧山脈與波河平原之間,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亞。它最早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的伊特拉斯坎人時期,宜人的亞熱帶濕潤氣候和連接意大利北部和中南部的交通樞紐,使得它成為意大利乃至歐洲的商業和貿易中心之一。最讓這座城市聞名於天下的,是1088年創建於該地的人類第一所大學——博洛尼亞大學(alma mater studiorum università di bologna)。“alma mater studiorum”是拉丁語,意為“學術的養育母親”,後來“alma mater”一詞被用來泛指母校;“università”是意大利語,意為學者和學生組成的以學術自由為理念的自治學術團體,即今天的“大學”。
博洛尼亞大學的創建並非空穴來風。一方面,作為商業和貿易中心的博洛尼亞因處理複雜的契約、財產分配和貿易爭端的需要,對法律和行政人才的需求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因歐洲各國社會和經濟發展,法律體系的完善變得尤為重要,因此對《羅馬法》的研究在11世紀後期重新興起。所以,博洛尼亞大學創立初衷是系統地教授和研究《羅馬民法大全》。從現代高等教育的視角看,博洛尼亞大學最初可以說是一所法律專科學校。博洛尼亞大學的成功模式迅速影響了歐洲其他地區。例如,牛津大學(英語世界最古老的大學)和巴黎大學都借鑒了這種以培養專才為核心的大學模式。而發生在18世紀的,以蒸汽動力、機械化生產和紡織工業為標誌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更是加速了這一模式的發展。
首先,工業革命創造了大量的工廠,而工廠需要擁有如機械操作、工程設計、冶金技術等專業技能的工人,即專才。同時,工業革命促進了自然科學的發展,知識體系變得日益龐雜,如蒸汽機的設計與維護需要了解熱力學原理的工程師,機械製造則需要精通材料科學的技術人員。因此,大學需要培養在特定學科深入學習和研究的專才來推動技術革新。
其次,政府的領導者意識到強國的關鍵是國家的工業化,因此,本意是作為自治學術團體的大學逐漸被賦予為經濟和技術發展服務的任務,必須通過專才教育體系為鐵路、採礦、機械製造等關鍵產業輸送專業人才。最著名的就是19世紀由德國哲學家和教育家威廉·馮·洪堡在柏林大學(現為柏林洪堡大學)創立的洪堡高等教育模式。它強調大學的最終目標是為國家服務,通過將學術研究與專業技能相結合,培養工業技術領域的專才。在具體實踐中,大學從本科開始分專業,通常需要五年才能畢業,最後兩年要求完全學習非常精深的專業知識。這種專才培養的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例如,19世紀末,德國的化工出口佔全球市場的80%以上,工業產值躍居歐洲第二,僅次於英國;進入20世紀後,德國因為培養了大量優秀的專業人才而成為歐洲的頭號強國。因此,在工業時代,專才教育水平直接決定着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綜合實力。
教育與人均gdp之間的關係。
在此精神下,美國的大學更是身體力行。例如,麻省理工學院專註於培養工程和技術領域的專業人才,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成為世界上第一所提供商業教育的學院;康奈爾大學則專註農業人才的培養。
我國也不例外。清華大學曾一度將學制改為五年,原因是“要培養具有高度質量的工程師,四年的學習期限是不夠的”。這多出來的一年,學生將深入工廠或施工現場,參與實際生產過程,了解工程實踐,積累工作經驗。所以,清華大學被自己的學生戲稱為“五道口技校”(五道口為清華大學所在地的名稱)。除了學生自嘲的成分,其實包含清華大學在內的“985”“211”綜合性大學,本質上就是職業專科學校。
即使清華大學後來結束了五年制,和其他綜合性大學一樣,其面向未來職業培養學生的本質並未改變。從這個角度看,所謂填報高考志願實際上是對未來職業做初步選擇。在學生端,通過選擇不同的專業,將自己的能力與興趣相結合,通過大學學習,最終成為某一領域的專業人士;在家長端,父母關心的是孩子在大學畢業後所學專業是否容易就業、薪酬高低。工業革命帶來的細緻複雜的分工體系,將學習知識變成了職業培訓。
《錄取通知》(2006)劇照。
嘗到教育甜頭的歐洲政府進一步把教育向下延伸,開啟了針對6~14歲兒童的義務教育。這是因為除了大學培養的專才,國家的工業化還需要具備能讀、能寫、能算等能力的大量勞動力。義務教育最早是在普魯士王國的福克旺地區展開的,法國(1882年)、日本(1872年)和美國(19世紀末期)也相繼建立了系統的義務教育制度。此外,與大學的“學術自由”不同,義務教育特彆強調紀律、時間管理和團隊協作,以及服務國家的責任。因此,義務教育借鑒了軍隊的組織與紀律模式,強調紀律和服從。例如,類似軍隊中的排和連的組織方式,學校以班級為單位,統一安排課程和時間表(如起床、集合、訓練時間);上下課鈴聲類似於軍隊中的哨聲,以實現統一行動;學生必須遵守校規和課堂紀律,聽從老師指揮,未經教師允許,不得提問和發言。
現代教育的反思:我們學得還對嗎
在初等教育中的“軍隊化管理”和高等教育中的“專才培養”,一方面快速、高效地解決了文盲問題;另一方面,為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提供了具有豐富專業知識,擁有嫻熟技能的高素質勞動力。我國能夠在短短的40年內,走過西方發達國家300多年的工業化道路,成為世界經濟中舉足輕重的世界工廠,與此不無關係。但是,基礎教育中整齊劃一的模式限制了學生的個性化發展和創造力培養;高等教育的專才培養讓學生專而不廣,難以融會貫通多個學科的知識來開闢全新的領域。所以,這樣的教育模式與agi時代所要求的培養“顛覆性非共識創新”的人才目標背道而馳。
事實上,許多教育家很早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早在19世紀初,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謝林在《關於大學學習方法的講義》中說:“在科學和藝術中,特殊知識只有寓於一般和絕對知識才有價值。但情況往往是,人們寧願追求特殊知識,而忽視了全面教育所需的普遍性知識,寧願當一名優秀的法學家或醫生,而忽略學者的更高使命和科學所賦予的高尚精神。需要提醒的是,學習普遍性的科學是醫治這種褊狹教育的良方。”這裡的“學習普遍性的科學”就是通識教育,也被稱為“博雅教育”。曾在耶魯大學擔任了20年校長的理查德·萊文更是明確地指出:“不傳授任何知識和技能,卻能令人勝任任何學科和職業,這才是真正的教育。”
《歷史系男生》(2006)劇照。
1945年,哈佛大學出版了《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一書,因其紅色封面而被稱為“紅皮書”。針對當時主流的“專才教育”,該書提出了新的通識教育理想,即培養“社會中見多識廣、負責任的人”“公民和共同文化的繼承者”,而“一個完全由專家控制的社會不是一個明智而有序的社會”。根據哈佛大學2006年發布的《哈佛大學課程革新》報告,該校用分布式的必修制課程改良傳統的核心課程,要求學生在藝術人文、社會研究和科學技術三大領域各選三門課。這些課程在2016年擴展至八大領域,用以矯正日益嚴重的學科專業化傾向。
2017年,清華大學也開始全面推進大類招生。所謂大類招生,就是不再按具體專業招生,而是按學科大類招生,如人文社科、理工科等。這樣可以讓學生掌握更寬泛的知識基礎。進一步,在清華大學2024年的全校教職工大會上,學校提出要“紮實推進清華特色中國書院制發展”,並明確指出“院系的本科生培養模式將從大類、書院混合模式逐步過渡到單一培養模式”。這個單一模式,就是書院模式。這是清華大學最近採用並快速推進的“通才”培養教育模式。具體而言,新生入校後,首先接受通識教育,學習一些基本的哲學、計算機、醫學等多學科知識,等到大二或大三,學生再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具體的專業方向。
理查德·萊文曾尖銳地指出:“如果一個學生從耶魯大學畢業後,居然擁有了某種很專業的知識和技能,這是耶魯教育最大的失敗。”他進一步批判說:“處處尋求實用,不配擁有高尚、自由的心靈。”
如果一所大學不教授專業的知識和技能,那麼它應該教授些什麼呢?
自由教育:重返古希臘
清華大學的校訓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源自1914年梁啟超在清華大學所作的“君子”主題演講。難以想象的是,與清華大學齊名的北京大學卻沒有校訓。作為北京大學的學生,我們解釋這種無校訓的狀態反映了該校“學術開放、思想自由”的特點,因此“無聲勝有聲”。其實,這只是自嘲而已。北京大學校園以前是燕京大學所在地,燕京大學是有校訓的:“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意思是大學教育的目的是教會學生探索真理的技能(追求真理),因為只有通過探索真理,才能擺脫偏見和無知,獲得思想上的獨立和精神上的自由(思想解放),最終得以服務他人,推動社會進步(回饋社會)。在這短短九個字的校訓中,“自由”位於核心,是連接知識(真理)與行動(服務)的關鍵。那麼,什麼是自由?
追根溯源,自由這一概念源自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學》中所提出的“自由人知識”這一說法。這裡的“自由”與“實用”相對立,是“無用之學”,代表了一種非功利、致力於人的精神與心靈自由發展的教育哲學和理想。可以想象,在兩千多年前的愛琴海之濱,暖濕的海風輕拂着橄欖樹的枝葉,古希臘貴族圍坐在石階或林間,暢談正義的本質,追問生活的意義,探討美的真諦。海浪的吟唱與人的辯論聲交織在那片陽光灑滿的土地之上。
對自由人的教育被稱為“自由教育”。自由教育教授的內容,被稱為“一般和絕對知識”,即通識。所以,古希臘的自由教育在現代也被稱為“通識教育”。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把通識定義為“七藝”。
《怪獸大學》(2013)劇照。
“七藝”包含文法、修辭學、邏輯學、算術、幾何學、天文學和音樂7個學科,其中文法是理解文學作品和解釋法律文本的能力;修辭學是在政治、法律和公共事務中演講和辯論的核心技能,在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中有着充分論述;而邏輯學源自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是理性思維的核心。這三個學科關注語言能力與思維能力,被稱為“三科”。
關注數學與自然知識的“四科”包含算術、幾何學、天文學和音樂。算術被視為理解宇宙秩序的工具,因為畢達哥拉斯提出“萬物皆數”,即數是世界的本質。幾何學源自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研究空間和形狀的性質。天文學源自托勒密,研究天體運動和宇宙規律。音樂的音程和諧與數學的比例關係一致,因此音樂既是數學,也是藝術,能塑造高尚的心靈。
跨學科的知識稱為“博”,高尚心靈稱為“雅”,因此通識教育也被稱為“博雅教育”。通過博雅教育,學生們可以無拘無束、不設限制地思索讓他們好奇的任何問題,從而內心充盈,獲得自由。
本文選自《通用人工智能:認知、教育與生存方式的重構》,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原文作者/劉嘉
摘編/商重明
編輯/何安安
校對/張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