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陳平原（1954年1月-），廣東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講座教授。本文節選自“博士生導師的責任與邊界”，首發於“中華讀書報”，特此分享。（必記本）
商務印書館出品《陳平原文集》精裝24卷
我最想跟新聘博士生導師說的，就是首先要願意為學生花時間。 什麼叫“願意為學生花時間”。對於受過良好訓練且學有專長的教授、副教授來說，指導博士生不是一件難事，難在必須花不少時間。道理並不複雜，就說兩件趣事，大家自己體會。
2018年10月，著名作家金庸先生去世，《明報月刊》準備出紀念專號，指定題目要我談與金庸先生合招博士生的事。當初新浙江大學成立，請查良鏞先生出任人文學院院長，既有減少四校合併中人事矛盾的考慮，也是借用其巨大名聲，為新浙大造勢。金庸先生不熟悉大學情況，對招收博士生提出不切實際的高標準，且定位不是很準確，因而引來學界一片噓聲。正是在此背景下，我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提出，與其讓金庸在歷史系招收隋唐史或中西交通史方向的博士生，不如在中文系招收“歷史和文學”方向的博士生。沒想到浙大從善如流，與金庸先生一番協商後，真的打出招牌，讓他和我合帶博士生。
教書是一種職業，帶博士生也沒什麼稀奇，只是有些技術性的關卡必須把握。外行人或許很難理解，晚年的金庸，在浙江猶如神一般的存在，一旦大駕光臨，馬上被政商各界重要人物包圍。一般教授（包括我這個合作者），不是想見就能見的；更不要說他親自指導的學生了。於是我向浙大建議：讓這三個博士生以交換生的身份，到北大跟隨我一年半載，一來調整研究思路，二來準備論文，三來擺脫媒體的糾纏。沒想到此舉被有心人解讀為不信任浙大以及金庸的學術水平，害得我趕緊後撤（參見《很遺憾，沒能補好台》，《明報》2015年8月1日；《重提與金庸先生合招博士生》，《明報月刊》2018年第12期）。 以我教書幾十年的經驗，指導博士生的第一要訣，就是願意為他/她們花時間。再偉大的導師，也沒有本事三言兩語就讓懵懂的學生長成參天大樹——除非那人是天才，或已經是成熟學者。
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為我的《花開葉落中文系》增訂版舉辦新書發布會提問環節上，有讀者問及我的讀博經歷以及指導研究生細節，人文社剪輯成短視頻，在網上廣泛傳播，推出十天，閱讀量35.1萬，轉發量1.7萬，大大出乎我和出版社的意料。還有人專門來電詢問，你說你每周都跟自己指導的研究生吃一次飯，是真的嗎？我告訴他已經二三十年了，只要在京，就堅持這麼做。不過，不是在飯館，而是在辦公室，且各自打飯，主要目的是聊天。在我看來，專業問題，課堂上解決；私下閑聊，不設題目，上天入地，這才叫“熏陶”。學生天資、性情、機遇不同，無法保證每個人都成才；但當老師的，盡最大可能扶正祛邪，助力成長。這裡沒有一定之規，也不是理論問題，關鍵在願不願意花時間，能否設身處地，體貼但不縱容，跨越代際鴻溝，跟他們一起成長——這麼說並非矯情，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長處與局限；帶學生起碼使得我心態較為年輕，不怎麼固步自封。
學生很忙，平日沒事，不見得願意跟你閑聊天；但你最好能提供固定的時間表，比如office hour，或我的午餐聚會，讓他們不管是學術問題、生活問題還是心理問題，隨時可以找你聊。新聘的博士生導師，正處在學術衝刺階段，加上很可能“上有老下有小”，自己都忙得四腳朝天。可即便如此，給學生預留請教學問乃至必要的閑聊時間，我以為是當老師的職責。為什麼把“必要的閑聊”也算進來，那是因為，今天的學生壓力很大，一不小心就會出現心理問題。若問題嚴重，只能尋醫就診；但在最初階段，好導師是能敏感意識到，且有能力幫助排憂解難的。這也是我跟學生聊天，並不總是很學術的緣故。（文末推薦多卷本《陳平原文集》簽名版，陳先生的學問之道散布其中，極富學術分量）
《陳平原文集》總序
陳平原
有機會出版個人文集，而且是在舉世聞名的商務印書館，實在是幸運之至。我曾多次提及，作為七七級大學生，我們這代人的普遍狀態是：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勞作勤奮，成績有限。恰逢連續急轉彎的大時代，個人無法遺世獨立，“文革”中的蹉跎歲月，1980 年代的艱難崛起，1990年代的勇猛精進，以及新世紀的拓展與抗爭，都只是努力順應時勢。靜夜沉思，常常捫心有愧。但反過來想，換一個時代或國度，我就能做得更好嗎？也實在不敢打包票。聊以自慰的是，從那麼低的地方起步，緊趕慢趕，能有如此微薄成績，已經很不容易了。收錄於此的著作與文章，體例迥異，水平參差。讀書多年，深知即便優秀學者，真能傳下去的好文章也不會很多。刊行文集，主要意義在於保存雪泥鴻爪，證明自己曾經努力過。
本文集依題材及時間略為分類，大致是文學史（第1—5卷）、學術史（第6—10卷）、文化史（第11—15卷）、教育史（第16—20卷）， 最後 4 卷乃散文隨筆。各卷分類其實有些勉強，只是立個題目，便于歸攏而已。在一個“術業有專攻”的時代，力圖兼及文學史、學術史、文化史與教育史，如此治學，必定不夠專精。唯一的好處是，超越現有的學科邊界，以“人文史”的視野，在某種意義上重新走向綜合。
不僅後 4 卷，前面那 20 卷，其實也不全都是專業論文。堅持兩手寫作，兼及論文與隨筆，是我治學的一大特點。論著不夠專精，有個人能力問題，但更重要的是旨趣：早年強調“學者的人間情懷”，中間談論“壓在紙背的心情”，近年則發揮“兩耳聞窗外事， 一心讀聖賢書”。當然，因內外各方面的限制，我介入社會變革及思想文化建設的努力，很少有看得見摸得着的貢獻，就因此類話題，屬於“不說白不說，說了等於白說，白說也要說”。
多年前的著作，小修小補無濟於事，重寫又不可能—也沒有意義。各書除了統一體例、補齊注釋，內容一般不做改動。略感遺憾的是，不同專著中，當初因論題需要而互相徵引，顯得有些重複，如今為了著作的完整性，只好予以保留。至於若干尚未完成的課題，只收已刊篇章，算是立此存照，督促自己加倍努力，早日完稿單行。
已刊各書中，收錄了若干合撰或對話。這回入集，不太重要的訪談刪去，保留下來的，大都有其特殊意義（如與錢理群、黃子平的“三人談”）。那些單獨刊行的講稿 / 對話 / 訪談錄，如《京西答客問》（2012）、《講台上的“學問”》（2016）、《閱讀 · 大學 · 中文系》（2017）、《文學史的書寫與教學》（2018）等，不收入本文集。
時過境遷，保留許多瑣碎文章，除了敝帚自珍，還有就是記錄時代風雲以及個人學步的足跡。開篇“學術紀事”，收尾“編著目錄”，也是這個意思。至於已刊文章目錄及訪談資料等，參見王風、李浴洋編《陳平原研究資料》（雲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
時運不濟，加上資質愚鈍，一路走來，跌跌撞撞。之所以還能做出一點成績，得益於改革開放的大環境，還有就是諸多師友的積極扶持，以及無數學生、讀者和編輯的掌聲鼓勵。需要特别致謝的是，父親陳北、母親陳禮堅、妻子夏曉虹的精心呵護，以及碩士導師吳宏聰、陳則光、饒鴻競和博士導師王瑤等先生在我學術起步階段的悉心調教。
2022年4月17日於京西圓明園花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