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學習模式、交流形式與生活樣式，隨之而來的科技倫理問題也受到越來越多關注。科技倫理是科技活動需要遵循的價值理念和行為規範，是規範科技活動健康有序發展的有效保障，加強科技倫理治理也逐步成為社會共識。
在過去兩年間，國家多部門連續發文，對加強科技倫理治理作出全面部署，並明確要求對涉及以人為研究參與者的科技活動、涉及實驗動物的科技活動以及相關的科技活動進行倫理審查。
研究型大學是國家科技戰略力量的關鍵載體，科技活動活躍，涉人及涉動物等科技活動頻繁，完善科技倫理治理體系建設是有效防控科技倫理風險的現實需要，也是適應科技創新發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動科技進一步發展的必需。
研究型高校科技倫理治理有何短板？
研究型大學是前沿創新探索的策源地，交叉研究的聚集區，創新成果的不斷湧現往往是基於前所未有的前沿探索，要確保這類探索有利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必須要有更具前瞻性、系統性、靈活性的科技倫理治理體系來保駕護航。
這一方面是因為研究型大學的研究屬性決定了其研究成果具有引領性、顛覆性和複雜性，可能引發某一領域的深刻變革，具有更長的影響周期，也因此對新興技術的倫理審查需求尤為強烈。
另一方面，在科學研究實現“並跑”甚至“領跑”的今天，新技術具有不確定性，研究型大學在科技倫理治理的過程中缺少可借鑒的經驗。這就需要大學科技倫理（審查）委員會開展倫理審查工作，必須體現自主性、中立性、公正性，方能構建科技發展的可信生態。
研究型高校的科技倫理治理通常以科研項目為主要載體，依託科技倫理委員會完成審查、監督工作。自2020年起，國內知名研究型大學相繼成立科技倫理委員會，出台委員會章程及實施細則。同時，科學技術部、衛生健康委員會的第三方監督也推動了科技倫理治理工作的規範發展。
但是，在實際工作過程中，研究型大學的科技倫理治理卻呈現出系統不均衡、組織碎片化等特點。往往重前期審批，輕事後跟蹤；重項目研究，輕教育宣貫；重理論研究，輕實踐應用。目前大多數高校科研倫理治理的人力物力主要投放在治理工作的前端，對於飛行檢查、跟蹤審查的投入相對缺乏，監管力度不夠。而且治理的重點為有明確支持來源的科研項目，對於科研人員自主自發開展的研究，缺乏有效管理手段。治理對象主要集中於生命、醫學、人工智能領域項目，對於技術攻關、技術創新類項目關注較少。
此外，研究型大學往往擁有倫理研究的高水平專家，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果，但理論研究與實際應用存在脫節，支撐科技倫理治理工作的作用和成效不足。最後，目前在治理工作中缺少適用於大學實際情況的操作指導，各高校“內治”多於“外聯”，成為“治理孤島”，尚未實現治理要求與形式的對齊。
科研不確定性下的倫理風險如何規避？
研究型大學科技倫理治理的基礎是多元主體的全面參與和利益目標協同一致。要完善科技倫理治理體系建設，需要均衡三種關係，打破科技發展與科技風險的二元對立，獲得科技發展與科技向善的動態平衡，實現風險防控的時空張力。
首先是要均衡審查與監督的關係。科學研究存在巨大不確定性，甚至研究者本人也無法客觀判斷研究的走向和可能帶來的倫理風險。在研究型大學這一特殊應用場景下，需要賦予倫理監督與實現科研突破同等權重，夯實跟蹤審查各項工作，確保治理有效性。
其次是均衡治理穩定性與靈活性的關係。對於大學在研究中出現的新生事物，在確保治理原則和治理規範穩定的基礎上，順應技術迭代迅速的時代特點，尊重不同領域的科學發展規律，保持科技倫理治理的敏捷性與靈活性，促進科學研究與人類長遠利益的統一。
第三是均衡理論研究與實際應用的關係。充分利用研究型大學的多學科優勢與人才優勢，開展倫理研究，提前識別潛在風險，界定倫理底線，提供智力支持，形成專業領域的科技倫理治理指導意見與規範指引，指導實際治理工作的開展。
全球科學界“黑箱問題”越來越多，如何應對？
建設研究型大學的科技倫理治理體系，需要統籌協調治理要素，對齊治理主體的價值標準與工作原則，通過織牢校內協同、校際互鑒、國際合作三張治理體系網，促進先進科技與生活生產的共享共贏。
織牢校內體系網。需要研究型大學協同學生培養、教學、科研、實驗室管理等相關部門，聯合治理部門、監督部門、相關院系及研究團隊，自上而下構建覆蓋全面、輻射全程、節點聯動的治理網絡。明確不同主體在科技倫理治理工作中的定位與責任，構建跨學科、跨領域的協同審查網絡。
組建專業過硬、研究背景多樣的倫理委員會，確保審查監督科學公正。科技倫理本身是一門交叉學科，做好科技倫理研究與實踐，需要多領域專家學者協同發力。研究型大學應充分利用多科學優勢，結合本校倫理治理可能出現的問題，協同多領域專家進行前瞻研判和研究，提前預防。
通過課程設置、專項培訓、研討交流等形式，強化師生倫理意識，為治理體系落地提供系統支撐。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培養研究並從事科技倫理治理的青年人才，探索從倫理教育到倫理治理的閉環。
織牢校際網。形成研究型大學間互鑒、共享、統一的治理體系，有助於破解當前科技倫理治理標準模糊化、信息碎片化、審查本地化的困境，實現治理體系的系統化升級。研究型大學的科技倫理治理工作具有特殊性，需要建立適應大學管理模式的治理體系，形成專業指導與標準，解決標準不一的困境。
同時，大學間的科技倫理委員會建立協作聯盟，可以將“治理孤島”聯結為“治理大陸”，實現可公開數據與信息的共享，為多主體的研究提供支撐。校際網絡也能更好地防控倫理風險，通過建設負面清單、共性問題研判等，減少重複審查成本，完善跨區域研究的動態跟蹤與監測。
織牢科技倫理治理國際網。這是研究型大學參與國際科技合作和國際規則制定、提升國際影響力、輸出中國治理範式的重要路徑。
第四次工業革命背景下，科技發展已進入“無人區”，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伴隨諸多無法解釋的“黑箱問題”，世界科技發展正在面臨類似的倫理困境。研究型大學應充分發揮科研合作的基礎優勢，在氣候變化、環境保護、公共衛生、能源安全、人工智能等人類共同的問題與挑戰中，從研究層面凝聚共識，以前瞻研究為支撐，倡導全球範圍內的倫理治理與合作。組建多元對話平台，推進倫理體系與防控體系的共建，傳播適用於他國高校的科技倫理治理理念，推廣治理經驗與方法，開展科技倫理人才的聯合培養，為科技發展儲備專業人才。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