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文版《紅樓夢》（左）與《西遊記》（右）。資料圖
有一次我被人惹惱了，氣急敗壞之時，意大利朋友好心勸我說，你們孔子不是說了“坐在河邊等着，敵人的屍體遲早都會漂下來”（siediti lungo la riva del fiume e aspetta, prima o poi vedrai passare il cadavere del tuo nemico）。我心想，寬厚仁慈的孔子哪能說出這類飽含惡意的話呢？琢磨了半天，莫非是意大利人誤解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然而這句名言流傳太深遠了，深得人心，想要更正也鞭長莫及。就連“孔子”的意大利名號“confucio”都是之前耶穌會士翻譯成拉丁語之後演變而來的，是“孔夫子”的音譯，再也回不到“kongzi”了，而且“儒家”也按照“基督教”（cristianesimo）的造詞法譯成了“confucianesimo”（孔教），不然當時歐洲人很難理解。
這種誤讀我在很多書中都見過，有的更離奇，比如“煙花三月下揚州”就被某漢學家譯為“三月我們去揚州看人放煙花（fuoco artificiale）”。不過這好歹邏輯通順，可以自圓其說。這些例子說明，有時作者無心，譯者隨意，並不是每種闡釋都能符合作者的意圖。
《西遊記》最初的意大利語譯本是從英國漢學家亞瑟·韋利那裡轉譯過來的，孫悟空譯為“小猴子（scimmiotto）”，豬八戒就是“小豬 (porcellino)”，就是大家熟悉的三隻小豬蓋房子里的“小豬”，或者《小豬佩奇》里的那種豬，讓人覺得莫名可愛，富有童話色彩。然而這和後面唐僧每次去打探消息說的“你相貌醜陋，不要嚇着人家，還是我去問”又有些矛盾。
後來看到《紅樓夢》里賈母被翻譯成“duchessa”（公爵夫人），就能理解譯者的用心，畢竟在意大利讀者心目中，她就是位高權重的“公爵夫人”。
這種例子數不勝數，比如“葫蘆廟”也成了“黃瓜廟”（tempio del cetriolo），因為葫蘆在歐洲不常見。想想看，“葫蘆娃”去了意大利，名字估計也得變成“黃瓜娃”。翻譯里充滿誤解，譯者的理解出入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還要迎合讀者的認知和常識。
歐洲文科高中在不遺餘力閱讀、翻譯古希臘古羅馬文本，學生一直叫苦連天，有的甚至想盡一切辦法迴避需要考拉丁語的專業，但這是提高人文素養的基本方法。有些當代意大利作家也熱衷於此，比如阿爾多·布西（aldo busi）重寫《十日談》，把裡面的眾多表述“現代化”了，比如原文里的“全年安好”（buon anno）就成了“一年365天都有小薯片”（365 fiesta-snack），如果在中文語境下給中國青少年看，恐怕就成了“一年365天，天天都有辣條”。這種“翻譯”也是一種“搬遷”，不麻煩讀者，譯者把古代的東西放到你眼前，很多人喜聞樂見。
亞歷山德羅·巴里科（alessandro baricco）改寫的《伊利亞特》，原本第三人稱天神視角成了第一人稱，在史詩里被綁票、眾多英雄都垂青的姑娘——布里塞伊斯開始講故事，出現了這樣的句子：“我很美。那天在軍營，王公貴族在分享戰利品，阿伽門農看到我，想要佔有我……”陌生化之後，倒是饒有一番趣味。不過話說回來，一個女人說“我很美”這種不常說的話時，的確會讓讀者有些驚異。巴里科的語言優美清新，讀者對於這樣輕省閱讀古典作品的體驗並不排斥。只是任何“改寫”都有限度，如果處理得過於鄙俗，讀者恐怕不會買賬。
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也可以說，一切存活的文本都是當代文本，我們都難以避免用當時、當地的眼光去閱讀。
不僅僅作品如此，物品也是同樣的遭遇。我們有時看見唐代的墓葬用品唐三彩赫然擺在大廳里，還有幾十年前的便壺被當成放酒瓶的冰桶，倒是感覺很和諧，不會多想。有一次我送給意大利朋友一些陶瓷湯勺，我去她家吃飯，發現那些湯勺排成一排放在桌面上，裡面是色彩繽紛的開胃小點心，我也不能說湯勺不能這麼用。還有一次，我看見一位朋友把精緻的筷子插在頭髮里當髮釵，也覺得別開生面。
我經常對我妹妹說一句話：“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少壯”指的是她，“老大”當然是我，也是同樣的行徑，作者也只能聽之任之吧。
陳英
責編 邢人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