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由豆包AI生成 提示詞：中考
日前，長沙公布中考新政，其中“規範政策性優待項目”一項引發廣泛熱議。依據其公布的中考改革實施辦法，自2025年起，高層次人才子女享受教育優待實行單列，不納入統招計劃。對此政策，輿論紛紛質疑其合理性，抨擊這一政策對中考公平公正的衝擊，將其戲稱為“拼爹”。
依據長沙市人民政府官網2021年發布的《長沙市高層次人才分類認定目錄》，長沙市高層次人才劃分為A類、B類、C類、D類4個層次。A類為“國際頂尖人才”，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等；B類為“國家級領軍人才”，包括“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茅盾文學獎獲得者等；C類稱為“省市級領軍人才”，囊括“芙蓉學者”特聘教授、全國播音主持“金話筒”獎獲得者等；D類稱為“高級人才”，包括重點產業領域連續兩年以上年度應納稅工資薪金40萬元以上的人才等。
其實，中考政策中對高層次人才子女優待的不止長沙一地，很多地方中考政策中都有類似規定，只是長沙這次惹了眾怒，其中的焦點主要在於D類高層次人才上。當地3月公示的最新一批認定的高層次人才共94人，其中B類1人，C類12人，D類81人。儘管長沙市教育局之後回應稱，只有A、B、C三類高層次人才子女能享受單列的優待政策，且不會佔用統招名額，不會擠占普通考生的錄取機會，高層次人才子女同樣需要參加中考，試卷與普通考生一致，最終錄取時會結合成績和政策做相應安排，但這依然無法打消公眾的疑慮，為其政策的合理性背書。
一位長期從事招生考試管理工作的朋友說：中高考就像一根晾衣服的杆子，各行各業都想把自己的衣服掛上去，試圖通過中高考加分推動自己的相關工作或進行針對性利益投放。此前多年，高考加分政策就是這樣被異化了，於是在一片喊打聲中各項不合理加分政策，比如二級運動員、少數民族身份等基本被清理，僅留下了軍烈屬子女照顧等極少數項目，也成為近10年高考改革最大的成就之一。
高考加分政策的清理已為中考敲響警鐘，但中考因地方自主權過大，更易淪為利益博弈的工具。相比高考，中考這一現象更為突出。高考主要政策均由國家制定，到了中考，完全由地方決定，其權力全面降至地市（州）一級。於是，一些地方政府就任性地用中考完成自己的KPI考核，把各種社會經濟與治理指標與中考掛鈎。我相信，此次長沙中考的優待政策，大概率也不是長沙教育部門的想法，更可能是長沙市其他重要權力部門的想法，希望以此吸引人才，搞活、搞強地方經濟，也就是說，用升學考試調整社會問題、經濟發展問題。
包括中考在內，中高考在中國有着重要而獨特的意義：作為社會階層流動的重要通道，中高考是社會公平的起點，也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標誌。伴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推進，家長對孩子教育的高度重視，高考的競爭前置到中考，中考越來越受到關注。2023年西安就因為“中考移民”而掀起軒然大波。
中高考最大的現實意義之一就是實現了社會階層的自由流動，打破階層的固化，是我們招生制度的優勢，這也是公眾高度關注這一制度公平公正的核心所在。對特定人群子女的照顧，尤其是赤裸裸地單列通道，顯然破壞了這一制度最重要的支點，帶來階層固化的危險。長沙市的高層次人才認定分類中，C類人才包括重點產業領域連續兩年以上年度應納稅工資薪金80萬元以上的人才，這事實上讓金錢變成了支配優質教育資源的重要因素，顯然在損害社會公平正義的基礎，這也是我國教育治理上堅決反對的：決不能讓錢成為教育資源獲取的決定性因素，更不能“拼爹”。
試想一下，如果這一政策是合理的，那麼與中考性質類似的高考是否也可以推行？我們能接受嗎？我們不反對各地政府出台對高層次人才的各種吸引政策，這是他們的權利，但絕不應該和中考掛鈎，絕不應把各種社會治理的訴求與中考掛鈎。
應讓中考像高考一樣，回歸其根本任務，回歸初心，剝離其承擔不了的社會責任。
（作者系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學術委員）
作者：陳志文
編輯：杜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