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賁，作者為加州聖瑪利學院教授
來源：《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
2009年4月2日，《南方都市報》刊登了我的一篇短文，《“不高興”先生要學會說理》，我談到《中國不高興》的一些邏輯謬誤和非理性話語特徵。
有的讀者覺得意猶未盡，希望我能把公共話語理性問題再談得深一點，有的想知道有什麼邏輯教科書可以讓初中學生儘早學習邏輯理性思維，還有的更是直接指出說理所需要的社會政治環境，“在缺乏民主政治程序的根本條件的當下中國，公共說理實在太少了”。
這樣的反饋，使我覺得有必要就公共話語理性在中國的匱缺再作一些討論。讓我先把那篇短文引述一下。
讀《中國不高興》，令我想了一件事，幾年前，一位在南京大學當教授的朋友對我說，中國公共理性話語危機已經嚴重到了非採取行動不可的程度。他覺得需要編一本給大學生用的寫作課本，幫助訓練他們基本的邏輯說理能力。
在國外，這種訓練從初中就開始了，經過高中，再到大學，不斷加強，讓學生培養與他人交往時必不可少的說理習慣。且不說高中、大學教育，單以加州初中一年級（相當於中國小學六年級）學生使用的英文課本Sharpen Up!為例，就有“邏輯說理”和“提防宣傳”的章節，幫助學生了解如何在寫和讀的過程中，不騙人，也不被人騙。
其中許多“邏輯謬誤”和“宣傳手法”（帶有欺騙性的說法）在《中國不高興》中隨處可見，這裡就用這個初中課本列出的幾種謬誤來舉幾個例子。
過度簡單化：“實際上，次貸危機也好，美國貿易赤字也好，說穿了，就是美國人消費得太多，生產得太少，形成了缺口。這個缺口怎麼補？一是搶，二是騙。”如果“消費”真是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為什麼還有經濟學家主張用刺激消費來幫助儘快走出經濟危機？
浮泛空論：“這次金融危機體現了美國社會從上到下地全面腐朽。”美國社會真的從上到下的“全面腐朽”了嗎？這種不留例外的普遍概說，只要有一個反例即可不攻自破。
循環論證：“說到薩科齊的表演，他是有着明顯生物性的，他的翻雲覆雨，看起來有滑稽性的特點。”有生物性，所以滑稽；滑稽，所以是生物（不像人）。
虛假兩分法：“這幾十年中，中國壓根就沒人，沒有像樣的作家，沒有像樣的思想家。錢鍾書，韓寒，算個什麼？他們被吹成這樣，其實沒有任何像樣的原創性東西。”要麼十足地“有”，要麼一點“沒有”，原創性真的是這麼比量出來的嗎？再說，《中國不高興》的五位作者自己是不是也包括在這幾十年的“不像樣”人群中呢？
無憑據推理：“我們處於一個長期被遮掩的真相中。中國人以最大的熱情慾圖擁抱西方，以最親善的姿態告訴西方：‘我們在向你們靠攏。’”有憑據嗎？中國擁抱了西方的兩黨制或多黨制了嗎？接受西方的普遍人權論了嗎？
謾罵、粗口、唱衰：“王小波的‘門下走狗’們，應該長進長進了。”“你看他們（讀書人）或一頭扎入當權者懷裡，或歪坐在資本家腿上，或一人一夜、被倆主兒輪包。”把人罵成“狗”或誣衊為“妓女”，有教養嗎？“奧巴馬拯救不了美國”，既然“肯定沒有好結果”、“註定要失敗”，又何必還要去討論呢？
不當類比：“俄羅斯就是老黃瓜沒刷綠漆，美國人是老黃瓜刷了綠漆，其實在本質上都是老黃瓜，半斤八兩。”國家和黃瓜沒有必然的類別關係。說國家是黃瓜，又是老的，是說歷史長遠嗎？美國不過200多年的歷史，那麼有5000年歷史的中國呢？
從Sharpen Up!這樣的初中教科書就可以看到，學校教育的一個重要部分是語言教育，不只是讀寫的技能，而且更是通過學習使用文字語言，養成公共說理的理性思考習慣。只有說理的社會才是正派、寬容的社會，這就需要尊重與自己不同意見的說理對方。
對對手要寬容、厚道，陳述對方的論辯時應該盡量做到全面、準確、心平氣和，不要一開口，就“我不高興”、“我生氣”。這些都是《中國不高興》作者們需要補的功課。許多讀者受蠱惑而渾然不覺，他們雖受過教育，但缺乏基本的理性辨析能力，是不是學校教育中有了嚴重的疏忽和失敗？
公共說理不是吵架，不是如《中國不高興》作者們所說的，要“刺激”什麼人或者要出什麼氣。吵架越成功，說理越失敗。吵架是一種惡性激化人際意見對立的話語行為，而說理的目的則恰恰是要盡量消除人際意見對立，化解分歧。公共說理是要通過交流、說服來達到共識。
公共說理是公共文明的成就，也是良好社會關係、民主政治秩序的根本條件。中國的公共說理機制還不健全，提高公共話語理性的自覺性應該成為各階段學校教育的一個重要項目。
邏輯、說理和公民素質
由於時評短文篇幅的限制，我只是用初中教科書Sharpen Up!所提到的幾種邏輯謬誤和宣傳手法舉了幾個例子，其實說理的不同環節中可能出現的邏輯謬誤還遠不止這些。對此我在本書中將有所討論。
《中國不高興》顯示出來的邏輯和說理問題是相當初等的，這應當提醒我們，中國公民教育在說理能力方面，在開始的層次上就有很大欠缺。《中國不高興》作者們是中國公共話語理性匱乏的受害者，不是它的始作俑者。他們只是在不知不覺中幫助再生這種缺乏理性的公共話語而已。霸氣、含混、反邏輯、少理性的語言在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深入公共文化肌理的普遍痼疾。
人們很容易以為，有這樣的語言，病因全在於“邏輯”，其實不是這樣的。邏輯，尤其是形式邏輯，只是公共說理最表層的部分。當然，由於它處於表層，所以也是最顯見的。在初中、高中，乃至大學低年級學生的說理（論證和說服）教學中，邏輯都只佔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說理還包括另外兩個部分：信譽（ethos）和情緒（pathos）。而說理本身則又離不開社會和政治的整體說理環境。本書將同時涉及這些在邏輯和邏輯謬誤評估之外的其他說理因素和環境條件(包括公民素質和教養、說理群體共同認可的價值權威，以及民主法治)。要了解公共說理，需要同時兼顧說理的所有主要方面。
教師一般會幫助提高學生對論證合理性（包括邏輯）的評估能力（這是批判性思維教育的一部分），但不會花太多的時間去“講授”邏輯部分。不是因為邏輯不重要，而是因為說話或寫作的基本邏輯是淺顯而常識性的，不需要特別深談，只要點明了就行。
基本的邏輯就像基本的語法。喬姆斯基（Norm Chomsky）把語言的能力看成是人的思維的基本能力。例如，一個高小或初中學生就知道主謂賓結構、形容詞用來修飾名詞、副詞用來修飾動詞等等。這不是什麼特殊的知識，只要會正常運用語言的小孩子都不會弄錯。
基本的邏輯思維也差不多，大人要說服小孩，也得講道理，講道理就得有邏輯，否則就“說不通”。大人越講道理，小孩就越有機會學講道理。小孩懂道理，並不需要特別的邏輯知識。只要思維正常，肯動動腦筋，理由與結論之間的關係一般只要點撥一下就能明白。
正是基於人的這種基本能力，一般人只要加以留意，總是可以在不合邏輯的公共語言中看出其中的謬誤。邏輯思維因此能夠成為任何一個普通人都可以具備的公民常識。
書面寫作的說理離不開清晰、理性的思維，在此之外還有另外兩個因素：語言（文字）和思想（內容）。在中學階段，由於學生的思想尚待形成和成熟，文字說理教學一般側重於基本的思考和寫作能力，要求學生文通字順、言之有據、條理分明。
當然，在基本的說理邏輯之外，還要注意文章結構的邏輯，如主題明確、起承轉合、論述有層次、充分考慮並應對反方意見、先有論述再有結論等等。教師在指導和評閱學生作文時，會擱置自己的立場，盡量客觀地從學生的立場去評估他們的說理能力，看他們是否能表達清楚、輕重有序、自圓其說、以理服人。
我在指出《中國不高興》邏輯謬誤時，就是這麼做的。《中國不高興》是一本宣揚民族主義的書，但我並沒有與作者們爭議民族主義的問題。我的議題是普遍的說理，不是贊成或不贊成民族主義的說理。
民族主義與宗教、政治信仰類似，關鍵在於“信”。但不管信什麼，就它進行說理，邏輯方式都是相同的。僅在邏輯層面上說事，當然是初級的，因為它先擱置閱讀者與寫作者之間可能存在的思想和立場分歧。
在大學裡，學生有了專業，也比較成熟了，寫論文時，內容的要求也就會提高。這時候，教師就會對學生論述的道德原則、政治立場有所評價。如果學生寫作中有贊成或主張暴力、種族歧視、仇恨性民族主義這類內容，教師當然不會不予置評。
可是，不管專業知識多麼高深，多麼有創見，說理表述所需要的基本邏輯、語言要求仍然是繞不過去的。這也是為什麼必須充分重視中學的基礎教育。事實上，如果沒有基本的文通字順和可靠邏輯，再了不起的思想也沒有說服別人的手段和力量。
理性話語的價值觀是與他人平等、尊重、以說理相待的關係，並在這個基礎上不羞辱他人、不欺騙他人、不歧視他人、不傷害他人、不使用任何暴力（包括語言暴力）對待他人。這也是正派社會的價值觀。
正如倫理哲學家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所說，正派社會的第一原則不是做什麼，而是不做什麼。從反面來表述正派社會的根本道德原則，乃是凸顯某一些行為對社會道德秩序的嚴重破壞作用。使用非理性話語就是一種對社會理性、真實秩序有嚴重破壞作用的行為。
邏輯、語言（文字）和思想這三個部分是結合在一起的。邏輯嚴密的說理語言也會謙和有禮，仔細定義自己所使用的主要概念，不用侮辱性字眼，不帶吵架的腔調，盡量少用帶有預設情緒的詞彙。
這樣的說理在思想上也會傾向於人的自由、平等、尊嚴價值，主張包容、尊重他人權利、反對壓制不同意見。相反，缺乏邏輯的話語勢必會以邏輯之外的手段去支持它的“說理”，如暴戾、武斷、威脅、專橫的用詞，攻擊對方人格、謾罵和侮辱，甚至壓制對方發言。
這種話語在思想上也勢必會有排斥性、仇恨情緒和暴力傾向。人應該通過自己的自由思想、獨立判斷而擁有看法和觀點，不因為受到脅迫、欺騙，或感到恐懼而不得不有某種想法或做出有這種想法的樣子。
非理性話語不僅僅是個別人話語的弊病，而且更是整個社會的危害。理性話語是民主社會的特徵，而非理性話語則常常伴同專制而生。不講理的話語可能存在於任何社會，但只會在專制社會中大行其道，甚至成為政府的權力話語。
學校教育重視學生的理性話語能力，從社會作用來說，是一種幫助維護民主公共生活秩序的公民教育。從公民修養、稟性來說，則是一種提高國民素質的人文教育。
公共說理習慣必須從小培養
公共話語邏輯和說理不只是一種知識，更是一種習慣，而習慣是需要從小培養的。一個人一旦錯過了易於培養思想和話語習慣的形成期，即使後來有機會獲得有關知識，也很難真正成為習慣。說理的習慣可以如何養而成呢?不妨以美國現有的公共說理教育為例，大致說一說這方面可以借鑒的實踐經驗。
美國學生一般11歲進入初中一年級（相當於中國的小學六年級），初中三年的英文課本中都有公共說理的部分，程度和內容側重雖有不同，但很連貫。這些內容反覆出現，是因為公共說理不只是書本知識，而且更是一種有待在學生身上培養而成的公民習慣和品質。
美國公立學校的教育中，公共說理教育的準備其實從小學一年級就已經開始，只是對低年齡的學生最初還沒有明確提出“說理教育”的說法。例如，《加州公立學校幼兒園至十二年級閱讀和語言藝術（教學）綱要》對小學五個年級的“說理”都有具體的要求。
小學一年級:“重述簡單說理和敘述段落中的主要觀點”。二年級：“重述文本中的事實和細節，說清和組織要說的意見”。三年級：“在說理文中區別主要觀點和支持這些觀點的細節”。四年級：“區別說理文本中的‘原因’與‘結果’、‘事實’和‘看法’的區別”。五年級：“分辨文本中的‘事實’、‘得到證明的推論’和‘看法’（尚有待證明的觀點）”。五年級第一次明確這是“說理評估”（expository critique）的要求。2
小學五年級以後，初、高中階段一直繼續用說理評估作為一項閱讀的基本要求。其中又以六年級為最關鍵的一年。六年級對學生說理評估能力在五年級的基礎上有了系統的要求，一共有三項：
一、判斷作者結論所用論據的合適性和恰當性；
二、用準確、有說服力的引述語來合理地陳述觀點；
三、察辨文本中缺乏論據支持的推理、謬誤推論、說辭和宣傳。3
在具體教學中，六年級公共說理分為兩個部分:一、辨析邏輯謬誤；二、提防宣傳。
這兩項都需要在實際閱讀中通過感性、具體的實例，不斷讓學生討論和加深印象。要辨析的邏輯謬誤有五種: 過度簡單化、浮泛空論、循環論證、虛假兩分法、無憑據推理。
要提防的宣傳手法有十種:人云亦云、謾罵、偏見、勢利、老百姓的話、吹噓、“科學”根據、證詞、恫嚇戰術、株連。這兩部分的內容在有的教科書中合併為“邏輯謬誤”，因為“宣傳”本來就是一種利用一般人邏輯思考弱點和缺陷的誤導話語。
六年級的公共說理的重點在於區分“事實”和“看法”，這是在小學四、五年級就已初步涉及的內容。事實是公認的知識，而想法只是個人的看法。任何想法都不具有自動的正確性，都必須經過證明才獲得正確性。
證明也就是說服別人，清楚地告訴別人，為什麼所說的想法是正確的，理由是什麼。看法必須加以證明，提供理由。四種常用的理由是:事實、例子、數據、專家意見。
六年級的公共說理強調：“客觀事實”與“個人看法”之間有兩種辨認方式。
第一，事實的陳述是可以確認的，如“林肯是美國總統”。而看法的陳述則必須通過說理、討論，才能確認，如“林肯是一位偉大的總統”。
第二，事實陳述使用那些具有可共同確認詞義的字詞，如“圓形”、“歐洲”、“木頭”、“有毒物質”等等。而“看法”使用的字詞是個人理解的，如“美好”、“醜陋”、“棒”、“爽”、“折騰”、“胡鬧”。歸納起來便是，事實說：“請你核實。”看法說：“我說對，就沒錯。”事實陳述是謙虛的、協商的；而看法陳述則是傲慢的、獨語的。
七年級對學生“說理評估”能力的要求是：“評估作者在支持結論和立場時所用的論據是否適當、確切、相關，並注意有偏見和成見的例子。”其中“注意‘偏見’和‘成見’”是新要求，也是從形式邏輯向社會公正內容過渡。八年級要求複習六、七年級的“說理評估”，重點在“評估文本的統一性、連貫性、邏輯，以及內部的一致性和結構”。5
七年級和八年級讀物的內容比六年級要深，分析的不當推理和謬誤論述也更複雜。例如，八年級課本中已經有美國經典作家的作品。在閱讀作家埃德加·愛倫·坡作品的時候，課本中有一篇含有說理謬誤的評論，評論寫道:“愛倫·坡的小說、詩歌寫的全是心智不寧，甚至瘋狂的人物。”
教師會告訴學生：這裡的“全是”犯了“普遍泛論”的謬誤，常見的泛論表述法包括“每個……”、“所有的……”、“大家都……”、“總是……”這一類用詞。評論還寫道:“自己精神沒有問題的作家是寫不出這種故事的，不然愛倫·坡又如何能體會什麼是瘋狂。”這裡犯的是“虛假對立”的邏輯謬誤（要麼“瘋”，要麼“不瘋”）。
其實，作家寫瘋子可以運用想象，不一定自己非要是瘋子不可。評論再寫道:“我們知道，作家都有些怪，特別是那些寫恐怖故事的作家。”“我們知道”類似“毋庸置疑”、“眾所周知”、“大家都知道……”，犯的是“本來就有問題”的邏輯謬誤，因為“所知道”的恰恰是有待證明的。6
高中對學生的“說理評估”能力要求比初中有所提高。高中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九到十年級，“說理評估”要求是在說理中必須有對方意識，說理是“對話”，不是“獨語”。
說理文寫作除了形式邏輯，還要講究結構邏輯（例如，文章不同部分的順序、邏輯過渡）、能夠預先估計和避免讀者可能會有的誤解。此外，還要求學生注意概說和論據之間的關係，正確理解論據（不望文生義、不曲解、不斷章取義），弄清不同文本的結構、語氣、讀者（如學術刊物、報紙評論、政治演說的不同受眾等等）。7
高中第二階段是十一到十二年級。這個階段的說理評估對象是“公共文本”（public documents），例如:政府的文告、政策說明、政黨文宣、公共服務部門的宗旨、規章、條例、商貿和招聘信息等等。
《明亮的對話》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當然，一切發表了的東西，只要議及公共話題，都是公共文本，這就涵蓋了很大一部分出版物。這些出版物既然都是公共文本，就必須接受公眾的說理評估。凡是印成鉛字的，並不一定就在道理上說得通，這是反覆進行的說理評估要告訴學生的基本道理。
在許多大學裡，不管是文科還是理科，公共說理都是大學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中小學的寫作是英文課的一部分，但大學不同，大學裡開設的是專門的寫作課。
許多大學寫作課有一學年的內容，第一學期注重於基本寫作技巧，如描寫、敘述、比較、說服、辯詰、評述；第二學期則完全是說理寫作，稱“論證與說服”或“分析與研究”。大學生修各種課程，基本上都要寫“論文”。“說理寫作”是為了幫助學生提高普遍的論述能力，不僅是專業寫作，而且也是社會生活中的公共說理。
在美國學校里，從高小到初中，高中，再到大學，有一個不斷持續的說理教育過程，從小學四年級算起，光必修課就有10年，可見培養說理的習慣不容易
尤其重要的是初中3年，這個時期的學生，教育可塑性最強，有自然的好奇心和求知慾，而且能很快將學到的知識吸納並轉化成為習慣。美國之所以能有比較高的公民素質、國民獨立思考能力和公民社會理性，除了這個國家的民主傳統之外，重視公民教育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說理的民主秩序與高素質的理性公民是相輔相成的。
吵架越成功，說理越失敗
我就《中國不高興》說理謬誤所舉的例子都是從美國加州初一教科書中取來的，這個標準確實是很有限的。我在大學裡教說理和論證寫作已經20多年，用過許多種大學課本，程度當然要深得多，但道理是一樣的。
大學生作文中還是會出現各種各樣的邏輯、說理謬誤，但只要給他們指出，他們都能明白那些為什麼是謬誤，沒有不認賬的，因為邏輯猶如數學，是可以論證其真實性的。老師也會犯邏輯和說理的錯誤，就像醫生也會生病一樣，重要的是犯了錯，要知道是錯，就像得了病，不要硬說自己是健康的。
老師和學生討論邏輯和說理，這本身就是一個說理過程。老師不能只是對學生說，你這句話的邏輯錯了。老師必須告訴學生為什麼是錯的。學生只有在接受老師所說的理由時，才會同意老師的看法。
老師和學生的關係不僅是平等的，而且一定不能是對抗的。不然就會像王小東一樣，你說他文章有邏輯問題，他就說你自己根本不懂邏輯。9
《中國不高興》話語的非理性，在它的作者那裡似乎已經形成了一種與說理相反的思維定式和話語習慣。它的思維定式是“對抗”，不管對方說得對不對，都一律要予以“反擊”，決不認賬。
與此相應的話語習慣就是“吵架”，在最大程度上用語言暴力（嘲笑、謾罵、挖苦）給對方造成傷害。這樣的思維定式和話語習慣本身之所以非理性，是因為它不想講理。不想講理的人，你又怎麼對他說理呢?
我在寫短評時，其實還是低估了《中國不高興》作者非理性話語的非理性程度。我以為，只要用實例指出了邏輯謬誤的問題，就能引起《中國不高興》作者的同感，但是事情並不是這樣的。
作者之一的王小東給出了一個拒不認賬的答覆:“坦率地說，《中國不高興》一書中的語言邏輯是非常嚴密的。”王小東在此陳述的是他的看法，而看法是否在理，是需要說明或證明的。
就在王小東為自己“邏輯嚴密”辯護時，他又犯了一個邏輯錯誤。他給了自己一個百分之百的稱讚（“非常”），而這是最難證明正確的。
這就像一個人說，我從來沒有犯過任何錯誤。對方只要找到一個反證，就能駁倒這樣的全稱命題（邏輯上叫“過度一般化謬論”，over generalization）。在這種情況下，他正確、有力的說理方式應該是一一駁斥我所列舉的邏輯謬誤。
如果他能夠證明我舉的例子不是他的謬誤，那就足以證明我是在無理指控，而他則是邏輯嚴密的了，可惜他並沒有這麼做。
又如，王小東挖苦《南方都市報》說：“南方某都市報，還是多花點錢吧，多花點錢雇個好一點的寫手來罵我們吧，別捨不得花錢，你一個大報，因為捨不得花錢，雇了這麼個寫手來罵我們，這不是丟自己的臉嗎？”
他不知道，在這裡他又犯了一個邏輯謬誤:原因與結果的不搭配，因為“花錢”不是“寫好文章”的原因，花錢再多，也未必能買到好文章。“說不”類的書賺了很多錢，但文章寫得並不好。
原因和結果不搭配的原因是，它們之間有一個“不可靠假設”。這三者之間構成了這樣一個謬誤的三段論證:（1）凡是出錢多，就一定能買到好文章（這是一個不可靠前提）；（2）因為這篇文章沒有出夠錢；（3）所以這篇文章很糟糕。
為一個著名作家像為初學寫文章的學生一樣分析邏輯謬誤，值當不值當呢?在一個公共說理成為風氣，人們普遍具有邏輯、說理習慣的社會裡，把常識性的東西當作一個嚴重的公共話題，當然不值當。
但是，在一個公共說理嚴重匱乏，連一些“作家”、“學者”、“思想家”都分不清講理和不講理的區別，而他們在許多非理性讀者那裡又很有市場的社會裡，情況就不同了。提醒公眾公共說理和邏輯的必要性，也就成了一件很值當、很迫切、具有公眾啟蒙意義的事情。
贊同《中國不高興》的讀者，往往不只是贊同這書的觀點，而且也是認同它那種對抗、謾罵、暴力、吵架的話語方式。例如，一位叫劉安亮的網民在王小東的博客上留言道:“我替您回擊《中國青年報》。寫給《中國青年報》：
“怎麼老是看到你發批評《中國不高興》的文章啊？怎麼看不到你發表揚和贊成《中國不高興》的文章啊？拉偏架也不能這麼偏啊？多少贊成這本書的你怎麼裝看不着啊？還什麼青年報你能代表青年嗎？就貴刊這樣還想引領讀者引領青年思想您別做夢了！”
網民劉安亮是用吵架或打架來看待王小東和《中國青年報》的意見分歧的。他要進行的是“回擊”，而不是說理。吵架是一種對抗的、拒絕說理的話語。態度越凶，說話越狠，吵架就越成功，但說理也就越失敗。
吵架的一些“狠招”和“絕招”（如死不認賬、反咬一口、我錯你也錯、謾罵）恰恰是說理話語所摒棄的。吵架比的是誰嗓門高，誰更善於運用語言暴力，誰更能傷害對方。吵架雙方的彼此傷害越深，在“理”上取得共識、妥協的可能就越小。吵架要置人於死地，說理要人際溝通，這兩個恰好是背道而馳的目的。
還有一位網名叫“憨子”的，看了《鏘鏘三人行》節目中查建英對《中國不高興》的批評，在王小東的博客上留言道:
“這個查女士（我真不願意這樣稱呼她，因為我看她跟李銀河一樣，屬於中性人），基本上都是胡攪蠻纏……我認為她是造謠污衊中國人民，按無罪推定的角度，那隻能認定她是弱智…… 她污衊中國人民要復仇、要自衛的行為是跟美國西方侵華一樣，是小流氓行為。
我只是囫圇地掃了一眼，實在沒興趣看那女人噴她的不知道是雌性還是雄性荷爾蒙。最後我要說，那女人，用很狡猾很不要臉的手段……從這個女人的罵人的狡猾手段來看，我認為她是故意混淆是非，而不是真傻——是屁股（在美國生活十幾年）決定了她的大腦——明明賣了淫她卻又裝得很聖潔（張嘴閉嘴站在咱中國人的角度，為中國人考慮）。此女人，真不是東西。”13
這樣的吵架語言，簡直就是《中國不高興》的回聲。
王小東聲稱，《中國不高興》出版後一個月就賣出了32萬冊，而且大多是為它叫好的。如果是真的，看了像是網民“憨子”這樣的留言，不能不讓人為中國非理性的普遍蔓延感到擔憂。
《中國不高興》只不過是中國公共話語生態惡質化的冰山一角。一切可能與它意見不同的人都是它爭吵、羞辱、嘲笑、謾罵的對象。它藉助的本來就是那種高度情緒化、具有暴力和仇恨傾向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結合，對它來說，說理根本就是可有可無的。
這種主觀色彩濃厚而不能自我約束的語言在網絡和大眾文化中已盛行多時。正如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中所指出的，這種以網絡為主要言說空間的話語，其明顯特徵是“哄客”們的暴力、衝動、專橫、仇恨。
這個網絡中的“群氓社會”，與勒龐（Gustave Le Bon）在100多年前論述的有形群氓社會具有相同性質的狂烈、暴戾、衝動、易受蠱惑和不理性。
網絡群眾的主體是“哄客”，“哄客就是用酷語、色語和穢語對公共事件或人物進行道德-美學評判的匿名網民”。哄客群眾遊走於網下假面社會和網上虛擬社會之間。他們在網下可以是溫順服從的假面臣民，在網上則可以是尖刻暴力的蒙面叛逆。網上哄客身披隱身“馬甲”（網絡化名），以蒙面代替假面，在虛擬社會中複製現實社會中的自我隱藏和變形策略。
這種自我隱藏和變形折射着新極權政體人格中被扭曲了的自由慾望和與之共生的暴力傾向，“互聯網的匿名註冊制度，捍衛了思想和言論自由，庇護了必要的正義批評和真相陳述，同時也為網絡暴力話語的發育提供搖籃。匿名效應製造了大量的‘無名氏’，他們可以放肆地宣洩個人焦慮，而無須為此承擔任何角色責任”。
非理性的群眾極具排他性、壓制性和暴力傾向。它總是傾向於把十分複雜的問題轉化為口號式的簡單觀念。現實生活中的渺小個體，在群情激奮的人群中感到自己人多勢眾的力量，因此，在堅持自己的理想和看法時，他們總是傾向於表現得十分專橫。
這種群眾性的民意宣洩既是偏執的，又是高尚的；既是專橫的，又是理想的。它兼有崇高和暴力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因素。它的崇高境界成功地激起了群眾想入非非的高尚感情（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愛國主義），使他們在崇拜和服從中尋到自己的幸福。
它的暴力傾向以“道德凈化”為理由，排斥一切異端和不同意見，理直氣壯地展示和誇耀自己的不寬容和狂熱。而這樣的群眾行為恰恰支持了極權統治慣用的馭民邏輯和合法性：為了高尚的目標，可以不擇手段地實行任何對個人的排斥、鉗制、壓迫、殘害。這也是“不高興”民族主義話語的主要特徵。
自說自話不是公共說理
一個國家中公共話語的匱乏和病態，是在逐漸的過程中發生的。正如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所說，語言環境中的變化和自然環境中的變化一樣：
“開始都是緩慢地累積，然後突然達到了物理學家所說的臨界點。一條被逐漸污染的河流會突然變得有毒，大多數魚類都滅絕了，游泳成為一種危險。但即使是這樣，這條河看上去還是正常的，人們還可以在上面划船。換句話說，即使河裡的生命都已經死亡，這條河還是存在的，它的用途也還沒有消失，但它的價值大大降低了，並且它惡劣的條件對於周圍環境會產生不良的影響”。
中國今天的公共語言變質已經達到並超過了這樣的臨界點。還有人在用這樣的公共語言寫作，許多寫作是用粗暴、扭曲、隱諱甚至逢迎的方式進行的，它的公共價值大大降低了。當然也還有“說不”類的寫作，它更是在本來已經病態的環境中擴散非理性話語的病毒。
長期以來，在中國一直沒有能夠形成明確的、被公眾社會普遍運用和遵守的公共說理話語（學術出版物中也許有一些例外）。這首先是因為，人們對公域和私域的話語未能予以清楚的區分。美國大學的說理寫作課上一般會向學生特彆強調這個區別。
例如，學生在寫作文時，教師會告訴學生，從醞釀到成文一般會經過三個階段。開始時，寫作者記下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觀點（往往是在“醞釀”的時候，與別人“聊”出來的），稱為“筆記”（notes）。筆記是零零星星、斷斷續續的想法，不成文，完全是寫給自己看的，暫時不必考慮讀者是誰、讀者會有什麼不同看法等等。筆記是一種私域的寫作。
一旦有了初步想法，接下來就是草稿。草稿基本上還是寫給自己看的，但行文的表述或結構要比筆記完整一些，稱為“手記”，手記已經基本連貫成文，可以讀了。“手記”與“日記”是同一個詞：journal，這是因為，大部分隨手所記的文字與日記是同類性質的，主要是寫給自己看的。
第三階段才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說理之文” （essay），它是作者寫給別人看的，所以必須考慮到它的公共性，必須考慮到別人會要求提供什麼論據、可能會有什麼不同意見、如何才能有效說服他們等等。這種私域和公域話語區別的意識需要不斷地培養，使之成為一種習慣。
在中國，話語的私域和公域區別十分模糊不清，以至於公域話語時常受到私域話語的不當影響。說理必須區分公和私的話語，因為私域話語的“我與我”關係難以順利轉化為公域話語應該具有的“我與你”關係。
例如，從20世紀60年代起，中國各級學校教育都號召“學雷鋒”，學習的遠不只是做好人好事，更是雷鋒式思維方式和表達形式，最典型的文本就是《雷鋒日記》。小、中學語文教科書里有不少與《雷鋒日記》相似話語的文本，教師要求學生的是一種只講“深刻理解”，不講“說理評估”的閱讀方式（其實許多教師自己也不知道還有說理評估這麼回事）。
《雷鋒日記》中的話是雷鋒寫給自己看的，是一種私域寫作。雷鋒說：“處處聽黨的話，堅決地、無條件地做黨的馴服工具。”他省略的主語是“我”。無論雷鋒對自己提什麼要求，那都是他自己的事，“我與我”的話語是無須作公共說理的。
但是，如果雷鋒是對另外一個人說話，說“你”必須這樣做，那就成為“我與你”的話語。這時候，他就必須給對方一些充分的理由。給予充分理由，那就是公共說理。
“學雷鋒”是一種以非理性的話語機製為基礎的行為模仿。它要求的是，雷鋒怎麼做,你也怎麼做; 雷鋒怎麼想,你也怎麼想。除了“雷鋒這麼做”和“雷鋒這麼想”之外,你再不需要有其他理由，也再不能問“為什麼”。長期用這樣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模式來規範社會,必然會取消公共說理的作用，也必然會削弱公眾的說理能力。
《雷鋒日記》式的語言本身無所謂好或不好，雷鋒只受過小學教育，能夠寫出這樣的日記已經很不容易。他心地善良，雖然他做好事會有一些功利的動機（不然就不會有這麼多照片和事迹了），但我們不應該用懷疑主義和犬儒主義的態度去對待他做的好人好事。
然而，把雷鋒日記的語言拔高為公共說理，卻是有害無益的。對《雷鋒日記》很少有作說理評估的。例如，有人讚美雷鋒語言善於“巧用對比”、“對比套用”、“排比連用”，是青年人應該學習的語言榜樣。雷鋒說，“我懂得一朵花打扮不出春天來，只有百花齊放才能春色滿園的道理。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
讚美者評論道：“通俗的比喻，鮮明的對比，形象地說明先進人物要帶領大家一道進步的深刻道理。”雷鋒只是用了一個比喻，連理都還沒說，哪裡來什麼“深刻道理”？如果硬要把雷鋒的話解釋為“說理”，那麼這裡有一個明顯的邏輯問題，那就是，並沒有誰說過“一朵花可以打扮出春天”來啊！
先提出一個根本不存在的“錯誤想法”，然後把它駁倒，這種常見的邏輯謬誤叫“稻草人戰術”。其實，“一枝獨秀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是一句俗語，而俗語或諺語都屬於口語文化，不能直接拿來當作論據，因為這麼做可能出現“人云亦云”的謬誤邏輯。
波茲曼指出：“在一個純粹口語的文化里，智力常常同創造警句的能力相關，即創造具有廣泛適用性的精闢俗語的能力相關。據說，所羅門知道3000條諺語。在一個印刷文字的社會裡，有這樣才能的人充其量被人看作是怪人，甚至是自大的討厭鬼。
在一個純粹口語的社會裡，人們非常看重記憶力，由於沒有書面文字，人的大腦就必須發揮流動圖書館的作用。忘記一些事該怎樣說或怎樣做，對於社會是一件危險的事，也是愚蠢的表現。在印刷文字的文化里，記住一首詩、一張菜單、一條法規或其他大多數東西只是為了有趣，而絕不會被看作是高智商的標誌。”
說理是一種波茲曼所說的“印刷文字的文化”，雖然它也可以用說話的形式來表達。說理的交流特別得藉助於文字。邏輯謬誤出現在口頭話語中時，一句接一句，往往不可能一下子“聽”出來。當然，在文字表述中，如果只是“粗讀”，也是讀不出來的。所以，說理教育的一項基本的學習和閱讀訓練就是“細讀”。
日記無論寫得多好，多麼有文采，有學問，都是一種自言自語、自說自話的話語。因此，沒有誰會對沒有發表的日記提出公共說理的要求。但是，日記（或其他形式的私人寫作）一旦發表出版，並且有了開導、影響別人的企圖，那它就已經進入了公共話語的領域，因此也必須接受“說理評估”的檢驗。
《中國不高興》中就有許多經不起“說理評估”檢驗的自言自語和自說自話。這一現象在中國許多別的出版物中也屢見不鮮，這是學習《雷鋒日記》成長起來的那一代讀書人（程度當然有所不同）潛移默化地學會使用的語言。
像日記這樣的私域話語中的“我”，看上去指的是他個人，但是，這個“我”的範圍有時不只是個人,而是由親近者組成的小群體。小群體成員之間的親近關係與公共群體成員之間的那種陌生人與陌生人的關係是不同的。陌生人公共群體所特別需要的那種說理話語，對於親近者小群體常常是可以捨棄的。
這是因為，在親近者小群體(如家庭、幫會、教會、政黨)中,成員之間有一些在“理”之外的維繫力量(親情、義氣、共同信仰、同志關係等等),也有一些與平等對話無關的結合原則(兒子對父母的孝道、幫會的幫規、宗教的教規、政黨的黨紀、領導/被領導等級等等)。
在親近者小群體中的那些形似“公域”的話語，其實並不充分符合公共說理的要求。例如，在民主的政黨內，也許會有說理的話語。但說理並不是所有政黨話語的必然特徵。黨內很可能為了保證統一意志，在組織各層次中一級級下達“指示”，這種指示的話語充其量不過將“我與我”放大到“我們之間”而已。但這種“我們之間”的話語是建立在上下級領導的科層、等級關係上的，它與平等對話的“我與你”話語並不符合。
當一個政黨（顧名思義是一種小群體）的觀點要傳達給它之外的社會人群時，“我們之間”的同志關係就必須轉換為“我（們）與你（們）”的平等公民關係，原先不一定需要的“說理”也就變得非要不可了。
但是，現實的情況是，政黨的觀點被直接放到社會中去，並要求其他人群像黨員一樣對之加以接受，這在中國幾乎已成為慣例。“我們之間”和“我（們）與你（們）”這兩種不同話語嚴重混淆，使得“我與你”的平等公共說理話語一直無法在中國得以確立。
《中國不高興》是幾個朋友間聊出來的，說他們是“同志”也沒有什麼不可以。這是一種典型的“我們之間”的話語。只要作者們願意，他們本來完全可以把這種“我們之間”的話語轉化為“我（們）與你（們）”的話語。
就像學生作文必須把notes和journal轉化為essay一樣，他們必須有意識地這麼做才行。但是，大概是由於沒有受過這方面教育的緣故吧，《中國不高興》的作者們並沒有能夠完成這關鍵的一步。
不僅如此，民族主義本身就很容易成為一個同道者之間同聲相求的情緒話語，它包含的“我們”有一種自然投緣、自然親近的關係，很容易形成“我們”排斥“你們”或“他們”的傾向。
民族主義話語要有說服力，必須特別注意把“我們之間”的關係轉化為“我（們）與你（們）”的關係，這樣才能與“他者”建立一種雖不一定投緣，但卻平等、相互尊重的公共說理關係。而這恰恰是《中國不高興》作者們不知道如何去做，或者根本不屑去做的。
高調宣傳也不是公共說理
任何話語交際都是由三個關鍵部分構成的：信息發送者、信息、信息接受者。其中，發送者與接受者的關係特別重要，因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交際過程中傳送的是什麼性質的信息。如果發送者與接受者的關係是自由、平等、相互尊重的，那麼，傳送的信息是說理。
反過來說也是一樣，為了傳送說理信息，交際雙方之間必須有自由、平等、相互尊重的關係。因此，選擇什麼樣的話語，也就是選擇什麼樣的人際關係；或者可以說，有什麼樣的人際關係，就有什麼樣的話語。
長期以來，中國公共語言一直受宣傳話語影響和塑造。在宣傳話語的信息發送者和接受者之間，存在的不是一種可以發問和必須對話的平等關係，而是一種“領導”和“群眾”（被領導）的等級關係。即使在不同的“領導者”們那裡，信息傳送也是在“上級”和“下級”的等級關係中進行的。
在這種等級關係中形成的話語是“指示”，不是說理。指示有時可能會附帶作一些說明，但其目的是為了加強接受，不是接受反方的懷疑、質疑和反駁，並與之進行說理對話。宣傳話語是武斷下達的，它追求的是簡單、直接、容易接受的效果。它有很鮮明的立場，但往往缺乏說明立場的理由。
宣傳與“說服”是不同的。朱維特和奧多奈爾的《宣傳與說服》正是以這一區別來定義“宣傳”的：宣傳是單向貫徹信息發送者的意圖和需要；而說服則是雙向互動的，兼顧信息發送者和接受者雙方的交流需要。宣傳居高臨下，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隨時可能在交流的某些環節上違背真實原則;而說服則必須平等對待對方，誠實地遵守真實原則。
宣傳往往不容受眾發問，因此依靠某種外部強制力維持信息的傳遞機制;而說服則必須容許、鼓勵對方發問，雙方都是自由而不受脅迫的自主主體。因此，在宣傳和說服之間不只是話語樣式的選擇，而且是話語制度環境的區別。在某種勢力可以為所欲為進行宣傳的社會中，一定存在着某種不受節制的脅迫性制度。
宣傳在當代話語中往往用來特指某種由組織體制來從事、完成的信息散布。宣傳散布的思想、觀點，開始是宗教的（17世紀），後來則是政治的和政黨的。20世紀是宣傳成熟、發展、多樣化的時代，不僅用於政黨口號、群眾動員、思想控制、輿論引導，而且也用於商業廣告。
現代政黨宣傳的對象是群眾，也是動員和控制群眾社會的主要手段之一。正是在20世紀，原先中性詞義的“宣傳”變成了一個貶義詞，獲得了虛假、欺騙、蠱惑、玩弄、操控、洗腦這樣的含義。這也是為什麼美國的初中教材把邏輯謬誤和宣傳手法放在一起，用以引起學生們的警覺。
民族主義很容易變成一種宣傳，一種很高調的宣傳。民族主義後面有一種天然的體制力量，國家和政黨組織都常常利用民族主義，即便是在民間，民族主義也不會與國家權力沒有關係。“民族”與“個人”之間沒有對等的關係，民族永遠不會錯，錯都是在個人，所以代表民族說話的人，永遠理直氣壯，盛氣凌人。
民族主義是不好惹的，不管對誰來說，“不愛國”、“漢奸”、“賣國賊”都是很沉重的帽子。在反駁這種民族主義和指出它的非理性特徵時，甚至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那就是，理性的民族主義思考根本無法與非理性的民族主義辯論，因為在理性與非理性之間不可能有說理這種對話。
說理的首要前提是願意說理。非理性不講理，不只是因為不知道怎麼講理，而且是因為根本就不願意講理。這種極端強梁、霸道、暴力的非理性，已經超出了民族主義討論本身的範圍。在現實生活中也有這樣的情況，講理的弄不過不講理的，如果這成為普遍現實，那麼社會也就會陷入一種非理性、無是非的可怕狀態。
《中國不高興》的民族主義話語中就滲透着高調宣傳的那種武斷和霸氣。在它那裡，有簡單結論，無詳細理由的“論斷”比比皆是。它是一種以居高臨下的態度所作的訓斥和不高興宣告，根本不屑於考慮可能的不同意見。“老黃瓜刷漆”的比喻就是一個例子。
據王小東說，這個說法是指“國家活力”，“（黃瓜的比喻）是講的這個國家現在所具有的活力，中國有比美國更長的歷史，中國近代也失敗過，但現在中國正在崛起當中，比如，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就比美國快得多”。
王小東有所不知的是，在任何論述中，對於“結論”來說，比喻都不能提供直接“理由”，充其量只是一個說明。也就是說，說明再多，如果沒有直接證明結論的理由，結論仍然不成立。如果是討論“國家活力”，就應當清楚地告訴讀者，國家活力究竟是指什麼，應當有哪些指標，等等。
關於國家活力的說理討論不是在一個人說“有活力”，另一個人說“沒活力”之間頂牛，也不是在兩種完全對立的立場之間作有你無我的選擇。不同立場背後往往會有關於活力性質、標準的不同理解。說理討論的結果往往是發現，對活力的理解，其實要比“有還是沒有”複雜得多。
武斷口號或比喻式的“論斷”往往是一種預先杜絕反方說理的話語圈套。他說是老黃瓜，你不同意，說不是老黃瓜，看上去是反駁他，但事實上卻已經陷入了他的不當比喻之中，因為國家並不能以黃瓜來類比。
《中國不高興》給民族主義設下了一個類似的話語圈套，好像辯論是在“民族主義”與“反民族主義”（被貼標籤為“自由主義”）之間進行。其實，這是一個謬誤的“虛假對立”（false opposition），因為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並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正如《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一書的作者塔米爾指出的那樣，民族主義的一些理念本來就包含在自由主義的社會和政治實踐之中。
彰顯這些理念可以使自由主義更易被廣為接受。自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都通常誇大他們各自立場間的普遍論和特殊論的界限。其實這一界限根本站不住腳，大可不必堅持。自由主義理念並不像它自以為的那樣基於普遍原則。
否則，為什麼自由民主國家中的公民身份要取決於出生權利和親屬關係，而非個人的國籍選擇?為什麼自由主義者認為，每個人不應在政治上效忠於世界上某個最公正的國家政府，而只應效忠於他自己的政府（只要這個政府行事公正）?為什麼自由民主國家的福利只限於本國公民，而不旁涉他人?
自由主義的理念行為其實早就包含了民族主義的某些價值，自由主義在蘊育民族理想的同時，也珍視那些衡量民族理想的其他人道價值，“這個過程的結果便是重新釐清具有正當性的民族理想和追求這些理想的（正當）手段”。
與《中國不高興》民族主義論調完全不同的是，塔米爾對民族主義的論述所使用的是一種理性的、精細的書面說理文字語言。塔米爾的理性書面說理語言對於只會“聊”和“侃”的《中國不高興》作者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也是他們必須通過虛心學習才能掌握的。
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對大眾文化時代人們因閱讀和接受習慣的改變而喪失思想能力充滿了憂慮。他認為，就說理而言，寫作優於口語，寫作的表述方法會對文化有較健康的影響，“印刷文化的認識論在日益衰退，電視文化的認識論在同步壯大。這些都會在大眾中產生嚴重的後果，其中一個後果就是我們將（因思想幼稚而）變得越來越可笑”。
皮亞傑的理論是，只有口頭語言的人在智力上不及有書面文字的人，而“電視文化”里的人比前兩者都表現得智力低下。
說理是一種思想能力，它要求我們儘可能全面、完整地把握討論的問題，採取一種真實而客觀的態度。這就需要說理者隨時當心在說話和文字表達過程中的邏輯。同時，說理者還必須能夠了解和判斷對方的態度和不同立場。
在判斷說理可靠性的時候，他要同時做幾件事情，“包括把判斷推遲到整個觀點完成時作出；把問題記在腦中，直到已經決定何時、何地或是否能回答它們；用所有相關的經歷作為現有觀點的反證。還必須能夠捨棄那些同所涉觀點無關的知識和經歷”。
如果一個社會中有許多人都能夠經常地、有意識地這麼做，他們就能夠幫助提高整個社會的思維、判斷、說理能力，也能夠在此基礎上幫助維持一個理性、開放、多樣化的公民社會和民主秩序。這種話語對於人們政治、社會的實際影響作用確實是不容忽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