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靈活就業人員已達兩億人左右。全國高等學校學生信息諮詢與就業指導中心的數據顯示，2020屆和2021屆全國高校畢業生的靈活就業佔比分別達到16.25%和16.9%，靈活就業已經成為高校畢業生等年輕人就業的重要渠道。2022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完善靈活就業社會保障政策，開展新就業形態職業傷害保障試點。這無疑是兩億靈活就業人員的福音。
靈活就業，一般是指以自主創業、非全日制、臨時性和彈性工作等靈活形式就業的就業形態。歌手、模特、主播、快遞小哥、外賣騎手、技術小工、家庭小時工、網約車司機、自由撰稿人等，都是靈活就業人員。
對就業者來說，靈活就業可自主選擇工作方式、自主決定工作時間，不受固定勞動關係約束，可實現工作與生活的平衡;能以發展興趣愛好的方式來創造價值，將自身價值最大化。尤其是對大學畢業生來說，選擇靈活就業，無疑是對就業環境、競爭程度、個人能力和崗位價值的理性評估和認知，他們的靈活就業，為一些行業加入了更多的智力因素與科技因素。對於企業來說，用誰、如何用、用多久都比較靈活。對政府和社會來說，在就業形勢依然嚴峻的背景下，靈活就業是有效緩解就業壓力的重要途徑。
在當下，靈活就業者從事的往往是新業態，新業態意味着更多的新機會，也意味着更大的挑戰。比如，企業為規避法律責任、降低成本，往往不跟靈活就業者簽訂書面勞動合同，或以勞務合同、承攬合同等其他形式的合同替代。有研究者用“三無”與“三難”來形容靈活就業者：“三無”就是沒有勞動合同、沒有社會保險、沒有社會保障;“三難”就是很難與平台企業或用人單位進行平等協商，很難與它們平等對抗，很難去爭取合法權利。這種就業狀態，讓不少靈活就業者感到“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有後顧之憂。
如何為靈活就業者提供保障？
首先，要規範靈活就業的管理。將大批遊離在現行就業服務管理體系外的靈活就業人員納入服務管理，使他們平等享受政府公共就業服務。比如，建立新業態平台靈活就業人員就業信息採集制度，當他們處於“三無”“三難”，面臨勞動權益保障不足、勞動爭議頻發時，相關部門主動介入，替他們維權，並暢通這一群體的維權解紛渠道;將靈活就業人員納入就業失業登記範疇，在必要和有條件時給予就業援助，加強靈活就業崗位匹配推薦。此外，將他們納入住房租賃保障、隨遷子女義務教育入學以及創業擔保貸款、一次性創業資助、租金補貼等保障範圍，以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和創業。
其次，完善靈活就業的社會保障。修改、完善《勞動法》等，將靈活就業的新業態勞動者的勞動權益保障作為特定職業類型，納入法律法規保護範圍，賦予新業態勞動者在平等就業、最低工資、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基本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等方面與傳統就業者一樣的基本勞動權利。
再次，提升靈活就業人員的技能和技術。相關部門可以舉辦公益性的職業技能培訓，增強轄區靈活就業群體的就業和創業能力;也可鼓勵已登記在冊的靈活就業人員主動參加技能培訓，並給予技能提升補貼;倡導、支持新業態企業開展相關行業的職業技能培訓，並給予補貼。此外，應全面暢通靈活就業人員職稱評審通道。近一兩年，全國已有多地陸續開展對快遞工作人員的職稱評定，最高的可評為正高級工程師，這主要是快遞工程技術人才的待遇。一線快遞員若有志於從事相關專業研究，職稱評審的大門同樣要對他們敞開。而且，這種職稱評審“綠色通道”應爭取把最廣泛的新職業納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