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社會，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近代的法制和規章沒有建立起來，同時相沿二千多年的儒家道德也告破滅。這個時期，賣官鬻爵、行賄受賄屢見不鮮，銀子鋪路已成為官場進取者的唯一法寶。在這個方面，袁世凱深諳其道，最有心得。
縱觀袁世凱的仕途，他從一個不為人知的“溫處道”迅速成為直隸總督乃至大總統，前後不過十年，這一點比起他前輩李鴻章有過之而無不及。其實，袁世凱在早期實踐中就已掌握了銀子鋪路的生存技能。他深知權力往往同利益聯繫在一起，有權力即有金錢，利用金錢又可以換取更大的權力。
小站練兵時期，袁世凱以金錢開路受到榮祿的提拔和庇護，同時，他又對慶親王奕劻採取金錢攻勢，使其成為北洋集團的重要後台。就是對於慈禧太后，袁世凱也是無微不至。庚子事變兩宮西逃時，袁世凱率先輸送銀兩，為各省督撫之最。
可以說，凡是朝廷的要員，幾乎沒有一個不被袁世凱腐蝕。為了打通上下關節，他還成立了一個叫“臨記洋行”的機構，表面從事貿易活動，背地裡卻是聯絡走動北京權貴的機關，專行賄賂之事。
正是通過銀子鋪路，袁世凱很快便將奕劻、那桐、世續、蔭昌、李蓮英、崔玉貴、張蘭德等清廷內重要角色都納入自己的集團範圍內，形成了“太后方向用，親貴與交換”的不正常局面。及至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又故伎重演，用金錢來收買革命黨人中的人物和其他各方勢力。
袁世凱向朝廷權貴到底賄賂了多少銀子？這恐怕是無法統計，但數目巨大是可以肯定的。那麼袁世凱打通關節、運動權貴的銀子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直隸總督作為疆臣之首，有着獨特的地理和政治條件，袁世凱的這批經費是從練兵專用經費，以及辦理北洋實業，增加賦稅、發行公債和動用地方財政而來的。但這部分經費畢竟也有限，況且北洋軍隊的開支也是極其龐大的，所以他應該還有其他的來源。
據北洋財神爺之一的梁士詒的回憶，袁世凱任直隸總督後，還得到了兩筆意外之財。其中一筆正是李鴻章為他留下的，數額高達800餘萬兩。那麼這筆錢有何來頭呢？
梁士詒剛到直隸總督衙門時，聽王文韶談起李鴻章公忠體國，廉介可風，說：“當甲午之後，李文忠赴日議約，離北洋大臣任，由我（王文韶）接替。列冊交代，有‘淮軍錢銀所’存銀八百餘萬兩。此系文忠帶兵數十年，由‘截曠’、‘扣建’而積存者。”
王文韶提到的“截曠”、“扣建”是清代軍隊中的專業術語，軍隊發生缺額，需要募兵替補，稱為“頂名吃糧”，但頂補的日期不相銜接，差額日期的軍餉須逐日扣除，這部分扣下來的軍餉就是“截曠”；清代通行陰曆，士兵月餉以30天計，遇到小月須減扣一天，扣減下來的軍餉就稱為“扣建”。
李鴻章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二十餘年，積小成多，於是便有了這八百餘萬兩的積蓄。按照清代官場慣例，這八百多萬兩銀子完全可以以陋規的形式據為己有，而且絕大部分官員都是這樣做的。難能可貴的是，李鴻章離任的時候，將這筆巨款當成公款開支，並將全部移交給了後任，難怪王文韶稱讚李鴻章“公忠體國，廉介可風”。
李鴻章的這筆遺產一直存在外國銀行，利息相當可觀，以最低的五厘計算，每年大致也有40萬兩，如此算來，袁世凱接手時，至少有一千二百萬兩以上。
除了李鴻章的遺產，袁世凱的另一筆意外之財，則是接收列強佔領天津期間所經手的海關稅及雜稅銀兩，數目同樣可觀，每年至少也有二三百萬兩之巨。
正是手裡握有一千五六百萬兩的巨款，所以袁世凱才能財大氣粗，通過銀子鋪路將京中權貴納入北洋集團的範圍。而且袁世凱身上還有一個難得的優點，雖然富可敵國卻不是一個守財奴，始終貫徹財散人聚的原則。
